据法制晚报记者对北京市多家小学103名学生的随机调查显示，有近四成受访者今天会在培训班里过“六一”。

胡先生告诉记者，他的孩子上的是作文培训班。尽管一直是单位的笔杆子，但颇具讽刺意义的是，他却无法指导在北京名小读书的儿子写作文。每当给孩子出主意时，就会遭到儿子“批判”：“这么写肯定得不了高分。”原因是没有按照老师规定的套路。于是乎，胡先生索性“斥巨资”给孩子报了校外作文培训班。“这很灵，学习到应对考试的套路，现在孩子作文开始得高分了。”

对于从事几十年文字工作的瞿先生来说，指导女儿写作也是难题。女儿按照老师布置的作业，养了一条小金鱼，写周记记录其生长过程。但一周后，金鱼死了。瞿先生就让女儿如实记录养鱼失败的经历。熟料，老师将周记打回重写。“失败也是一种体悟，非要把死鱼‘写’活吗?”瞿先生非常困惑。

写作，对于童年究竟是放飞想象力的翅膀?还是束缚思维的镣铐?

考核功利化，老师为难;作文模式化，学生无奈

美国童书作家山姆·史沃普在纽约一所小学开设创意写作课程，很受欢迎。在他的课上，孩子们先把身体的轮廓画成一座小岛，再写出自己的小岛故事;到中央公园各自认领一棵树，观察树的变化，并给树写信表达自己的心愿……孩子们在课堂上不是在学写作，而是在享受写作带来的快乐。

山姆来中国后，被家长和老师反复询问的却是如何应对考试。“因为考试往往考核的，只是能被量化的指标，想象力和创造力却无法衡量。”

应试的紧箍咒，让中国孩子的作文“面目可憎”。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北京高考语文阅卷领导小组副组长漆永祥教授谈起自己的阅卷体验时，可谓百感交集：首先将数百名阅卷老师集中起来，让大家带着愉快的心情找孩子的得分点;判着判着，发现大部分作文千人一面，不辨作者男女，写的事情与自己没关系;看了一两个星期作文，阅卷老师通过阅读学生作文能将“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等英雄事迹横流倒背，同一模子出来的“工业化产品”，让他们不堪忍受。因此，2012年北京高考作文，他们没有给出一个满分。

漆永祥曾经问过学生为什么不写身边的人和事。答案是：“老师说不可以写自己。”因为老师往往会给孩子准备经典故事和素材，考试时套用，这样操作起来比较保险。孩子写作文还被要求赋予崇高的思想，甚至升华到国家高度。漆永祥举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例子：有个小朋友在作文中写道“我生病感冒了，对不起国家”。

除了内容和主题之外，这些作文的形式也很呆板统一。漆永祥有一次听某个学校的优秀公开课，老师竟将作文提纲画成一个繁复的树状图，枝生芽，芽生枝，枝再生叶，层层叠叠，让学生们按照如此结构作文。“我当时心想，这样教写作岂不是完了?”

“老师总要求孩子写作文有开头有结尾，有起因有结果，有经过有高潮。”北京密云县十里堡中心小学校长、语文特级教师陈长泉在小学教语文已有30年。谈起写作教学现状，他概括为“导入直白，要求冰冷，题目干硬，评价固化”。

陈长泉认为，老师年复一年地煞费苦心、苦口婆心，向孩子提出的那套条理清楚、详略得当的作文要求，却很容易让孩子们产生“被需求”“被自主”“被个性”的感觉。孩子没有产生创作的冲动，没有自主的表达，就不会有个性，只能是脱离实际，按照既定的教材成段、成篇地套写，思维也被束缚。

陈长泉将教师指导写作称为“四超”：超规律，不是情动而辞发;超目标，尽管课标一再降低写作标准，但实际教学中超标严重;超阶段，比如小学第一学段只要求写话，有老师却要求成段成篇;超生活，内容枯燥，毫无童言童趣。“学生很无奈，老师很为难。”他说，因为教学有课标做评价，老师要考查孩子，学校要考核老师。

为何“鱼从冰箱里来，水从水龙头里来”

有位记者曾经举例，有人问小朋友，鱼从哪儿来，水从哪儿来。没想到很多孩子的回答是：“鱼从冰箱里来，水从水龙头里来。”

“现在的孩子挺可怜，已经没有时间去观察生活、体验生活了。周末要上奥数班，作文只是为了考分。整天在学校、家庭与补习班之间往返，写出来的东西怎么可能有创意?”创意文学写作推广者远慕认为，现在孩子社会化教育几近空白。

漆永祥也同样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孩子写作文和他们自己没关系，因为孩子没有自己的生活。他举例说，曾命题让学生写一篇名为《放学路上》的作文，结果很多人都写不出来。“因为放学后，就被父母用轿车接走，去课外补习班，仍是下一轮的‘上学路上’，何来‘放学路上’?”

“我们的作文教育一向强调主题崇高，注重教写作技巧，这些形式化的教法，是不是框住了孩子的思维空间?”远慕认为，我国的写作教育必须从目的、技能和形式等进行反思。“作文教育到底培养孩子什么?孩子为什么写作技能匮乏?”

山姆·史沃普上写作课就是创造一个讲故事人的群体。他认为，如果一直注意培养孩子们的创造力，那他们就会把自己的感情和经验写出来，这样的写作有了个性，孩子跟语言的关系就会变得越来越亲近，就会有更新鲜的素材和方法去写其他东西，包括应试写作。创造性写作会不断启发孩子的想象力，他们长大成了商人、律师或软件设计师，就会具有与众不同的思考问题的能力。“鼓励孩子们读书和写作，让孩子在这些实践中了解艺术创造的实际方法。”

“但是我们的作文教育更多地强调了知识和技能，而对孩子的社会化缺乏关照。”远慕正在中国推广的创意写作，其宗旨就是还原写作的本质。

“不能让孩子戴着面具应试了”

经常有人问漆永祥，什么样的高考作文能给50分以上。他的评价标准很简单：“要写人话、写真心、写真事。”

漆永祥把不写人话的那些作文统称为“高考体”。他多次组织各区县中学语文老师一起座谈时都特别强调，不能让孩子戴着面具应试了。漆永祥介绍，北京高考阅卷开始“严打”三种作文：一是“假大空”，写得再好也不会给高分;二是模式化、套路化的，无论什么题目都从准备好的王昭君、苏东坡、莎士比亚、牛顿的名人故事中选一个往里套;三是“题目要求写书店他却写海滩”的，还写得文从字顺。后两种往年能得高分，2012年起，把套路化的和似乎写什么都好的作文降到三类，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得50分，现在最多得30分。

“大纲课标是死的，教师是活的。也请老师相信我们。”漆永祥建议，老师不要太保守，不敢实验，要鼓励孩子多写些身边的故事，写实话，写真话，写自己。

陈长泉说，现在写作教育也在悄然破冰。他希望老师的语文教学真正从孩子的兴趣出发，激发他们写作的欲望;同时在整个教育越来越功利化的今天，家长和孩子不要过分功利化。

山姆·史沃普经常这样给孩子们说，铅笔，只有接触到纸，同时和语言发生作用，才会产生无穷的魔力。“孩子天生是艺术家，他们都有想象力。让孩子写作，就是给他们想象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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