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复旦投毒案”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就读复旦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林森浩涉嫌以投毒方式故意杀人被提起公诉。就在一个星期前，杀害女友的留美博士次永飞第二次走上了美国伊利诺伊州香槟郡法庭，面临一级谋杀等三项指控。

父母和邻居眼中成绩优秀的林森浩是一个“乖乖仔”，考上复旦的研究生更是被村里人称为“大秀才”；当他成为犯罪嫌疑人后，家人无论如何都不相信，平时老实规矩的他会做出这种自毁前程的事情。

重点中学重点班、本科211大学、全美TOP50大学数学博士……悲剧发生前，次永飞的简历如同一个标准的“好学生”模板。“这么优秀的学生怎么可能杀人？！”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中国学生会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被害人黄梦尘的父母在面对来自女儿同学的安慰时，曾悲愤地发出质问。

关注这两起悲剧的人们也在不断地发问，何谓优秀？什么是成功？我们是否在孩子的人格培养上失去了什么？

被“量化”的青春

“学习好。”

无论是媒体对林森浩的介绍，还是记者对毕业于石家庄第二中学的次永飞的任课老师和同班同学的采访，这三个字是表述最多的评价。

次永飞高一时的任课老师告诉记者，在高二文理分班的时候，次永飞因为成绩优秀，被分到重点班学习，老师不无惋惜地评价：“很优秀的学生，成绩很好，非常聪明。”

“他的毕业论文是我指导的本科生论文中最好的。”悲剧发生后，次永飞的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管克英在博客中这样回忆。

跟老师一样，同学描述次永飞的词汇也是“成绩不错”、“学习挺好”、“挺聪明”。

“学习好没有错，但对一个人的印象和衡量好与坏的标准只剩下成绩时，难道我们不应该反思吗？”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教授刘毅玮说。

“现在评价学生是否优秀、老师是否成功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成绩。”刘毅玮用“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来形容应试教育的坚固。“它反映了教育，尤其是中学教育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应试已成为学校教育的全部目的和内容，不仅教育者以此作为评价标准，而且也成为学生、家长的自觉要求，应试教育的巨网笼罩着中国中学校园，一切不能为应试教育服务的教育根本无立足之地。”

“你教的内容与高考无关。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跟学校反映换老师。”张兰（化名）是石家庄某中学一位英语老师。她永远记得十年前一个夏天的午后，几名学生家长在办公室堵住她，要求她“好好上课，别整没用的”。这对于当时刚刚走上教师岗位的张兰来说，无异于兜头一盆冷水。

“我知道会有人看不惯我的教学方式，但没想到反对来得这么快这么直接这么猛烈。”张兰说，上她的课，学生可以不用带课本。每节课的前15分钟由学生自主支配，大家可以在这段时间演一幕小型英文话剧，有的学生会组队给动画片英文配音，也有的会排练一出英文小合唱。过后，张兰喜欢在课堂上给学生们介绍自己钟爱的英文歌曲、电影甚至诗歌，课后作业就是翻译那些歌词和诗歌，或者写一篇英文影评。

家长们来找张兰的起因很简单：在当年的全国英语奥赛中，张兰班上几个平时成绩一直不错的孩子没能通过初赛，丢掉了荣誉不说，也失去了可能的高考加分资格。“我很反感奥赛那些内容，除了语法还是语法。我希望学生可以通过学习英语感知另一种语言的美，领略异国的风土人情，而不是变成一部人肉工具书。现在看来，当时的想法‘很傻很天真’。”十年后的今天，张兰如此“自嘲”。

如今，无论是学校、老师，还是家长、学生的生活，都不能不充满这样一个个紧张兮兮的数字：班级排名、年级排名、升学率、一本率、最高分……已经走进大学校门的石家庄女孩张雨（化名）还能记起她2007年在高考前复读的日子，发呆、吃零食、撕纸都会被记录。一天晚间，她尿急去上厕所，就被工作人员记录下来，第二天通报批评就上了黑板报，班级考核也因此被扣掉一分。

“这是我们被‘量化’的青春。”张雨说。

“追求卓越”的背后

据媒体报道，今年高考录取结果公布后，某知名中学校门街道边，考入北大清华的上百名学生头像一字排开。街道不够长，考入港大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生甚至没能露脸。

“永争第一的霸气，永不服输的志气。”这是一些学校对“追求卓越”的理解。“这里永远都能找到比你更勤奋的人。”

无独有偶，国内那些被媒体探访过的超级中学，无不以高强度的学习安排来体现自身的“超凡”。这里的学生生活在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节奏中——学生从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开始，一直到晚间9点50分，排得满满的。就算是晚间放学之后，学生也必须十分钟内跑回宿舍并上床休息。如果学生违反，将面临惩罚。

“这种中学的学生经历了这样的苦和累，可以说也是他们的一笔财富，今后的人生，一旦面对难关，他可以想原来那样的苦和累我都经历了，现在这些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石家庄一中的心理学教师裴柳认为，事物都有两面性，至少在高考面前，超级中学当得起“卓越”二字。

但“卓越”的背后却是另一番隐忧。省二院心理科的一位医生透露，近年来，他们接诊了不少超级中学的学生。“许多孩子在强压力的环境下，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问题，而学校几乎不会对其进行疏导。”

石家庄市某重点高中毕业的李凡告诉记者：“高中生活就像一场噩梦。当时每次考试，老师都会在成绩表上标注三条线，本一、本二、本三，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她说，即便一些负责任的老师会经常找学生谈话，但话题也是局限在学习的话题中，青春期的困惑和迷茫往往被忽略掉了，而感情也以“耽误学习”为由被禁止，很少得到合理的疏导。

刘毅玮认为，在探寻犯罪心理时，人的性格是至关重要的。而影响性格形成的因素很多，诸如遗传因素、家庭因素、学校教育、社会环境、自身成熟等，其中，教育和环境的影响最为重要。“次永飞的悲剧不是个案。我们的‘唯高分论’，以成为‘成功者’为目标的教育，必然导致功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泛滥，形成年轻一代精神与道德的危机。”

ASSE（国际中学生交流计划）河北办公室的王萍老师亦同意上述观点。在她的观察中，很多出现问题的都是高学历的成年学子，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已经定型，出了国面对种种的不适应，会有深受打击之感，而离乡背井中又缺少倾诉的对象，于是往往走向极端，“成绩从来都不是一切，好的品行和人格更加重要，我们的教育应该更注重这方面的塑造。”王萍说。

“成功学”的误导

一套原著丛书名为《学会相处》的童书，引进到国内的中文译名变成《长大我最棒》。这是自由撰稿人卡乎的亲眼所见。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原著丛书分为15册，包括礼貌和友善、倾听和学习、学会分享、注意安全、诚实和坦率、接纳和认同他人、理解和关爱他人、懂得和遵守规则、尝试和坚持、帮助和给予等等。这些内容不仅跟竞争“谁最棒”一点关系没有，甚至恰恰相反，强调的是分享、认同和包容的多元价值观。

“这是又一起国外优秀图书中国化改造的例子，改造方向就是功利化和市侩化，甚至与原书主旨背道而驰。这是当下童书翻译出版的普遍现象。”卡乎感叹道。

育儿变成“成功学”，这或许可以看作是社会的“三观”在教育领域的投影。上世纪末，以“卡耐基经典系列”热卖为开端，中国人开始进入读“成功学”的时代。现在，十多年过去，市场已经证明人们热爱成功学——从首都机场T3航站楼书店到乡镇地摊儿，穿皮鞋和穿胶鞋的都会把手伸向《我的成功可以复制》。

助你“实现人生价值”、“开发个人潜能”、“三个月赚到一百万”、“有车有房”、“三十五岁以前退休”……成功学泛滥于职场、网络甚至是校园。下海是成功的，考公务员是成功的，出国是成功的，读大学是成功的，海归是成功的，买楼是成功的，炒基金是成功的……在时代的狂热面前，唯一的出口就是成功。

“丧失了多元化的价值观，成功只能用一种评判标准来衡量的时候，也许有人成功了，整个社会却只能充斥着压抑和失败，遑论我们的教育。”刘毅玮认为，教育对学生的引导是有限的，社会大环境不发生变化，教育就无能为力。“社会的评价机制不改变，我们就不能期望孩子们成为人格健全的一代人。譬如让他们学会无私和奉献，我们可以带他们去赈灾，到现场感受生命的尊严，带他们去关爱残疾人，但我们的基础教育却没有给出这样的时间。”

早在2000年，北大教授钱理群在《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期待和忧虑》中就指出，“没有相应的社会的改变，教育很难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对现有格局下的教育改革，必须有清醒的估计。”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去年开播的央视青年公开课《开讲啦》已经意识到社会对于“简单粗暴”成功学的病态狂热，并力图避免将节目做成“十期节目改变你的人生”。“演讲者都是成功的人，谈话也离不开‘成功’二字，但不是说这人特别成功他要教育大家，你们要听他的，而是平等，是探讨。”《开讲啦》制片人吴晓斌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节目鼓励观众问问题，越尖锐越好，在观众与主讲人的互动中，启发人们思考“什么是成功”。

主持人撒贝宁更看重困惑和问题的分享。“原来郎朗这么厉害这么成功的人，也有过这么迷茫的时候，有过自己不知道未来该怎么样的时候。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如果能够从中感觉到一种力量，或者能够感觉他的迷茫是正常的，别再为这个焦虑甚至自暴自弃，我觉得就够了。”

“教育有两个基本使命。第一是教导学生学会好好生活，活出丰盛幸福的人生；第二是教导学生学会好好活在一起，共同建设公正社会。如果一定要给成功下一个定义，我认为以上两点应该作为衡量标准。”刘毅玮认为，对教育的反思就是对社会价值观的重塑，而后者也是前者改革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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