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民族学院 通往雪域高原的文明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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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民族学院 通往雪域高原的文明驿站

千年故都陕西省咸阳市,有一所绿树掩映的幽雅校园。校门上,镌刻着郭沫若和阿沛·阿旺晋美分别用汉、藏文题写的校名:“西藏民族学院”。2008年9月15日,这所学校将迎来她的50岁生日。

在半个世纪的时光中,在西藏从封建农奴制走向现代文明的伟大历史飞跃中,西藏民院有幸扮演了开拓者的光荣角色,不仅成为西藏人才的摇篮,更成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实纽带。

在暴风骤雨中诞生

西藏与咸阳相距千里,西藏民院何以会落户到三秦大地?这要追溯到半个世纪前。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原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百业待兴的西藏,迫切需要一大批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少数民族干部。但西藏当时人民政权尚未建立,政治环境十分复杂,经济状况极端落后,不具备办学的条件。为培养西藏当地的民族干部,1957年3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西藏在内地办学,将大批藏族青年干部送往内地培训。同年9月,中央将学校定名为“西藏公学”。同年10月,中央批准将位于咸阳市的原西北工学院的校址转交西藏,作为西藏公学的校址。

西藏公学走出的第一步极富戏剧性:1957年春,当她的第一批学员3000余人陆续离开西藏被送往内地时,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将要就读的学校叫什么名字、办在哪个地方。

1958年9月15日,在载歌载舞的欢快旋律中,西藏公学正式开学。中央的英明决策,催生了西藏的高等教育事业,使西藏有了自己的第一所大学。1965年7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西藏公学更名为西藏民族学院。

在关爱呵护中成长

在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西藏民院一直受到中央以及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爱呵护。

“文革”期间的1968年,受“左”的思想影响,西藏自治区被迫决定撤销西藏民院,学院领导和大多数中层干部调离学院,部分财产转移给了陕西有关部门,人员和资产严重流失。

周恩来总理获悉后,及时扭转了乾坤。1971年5月,西藏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决定恢复西藏民院,并决定在西藏林芝选择新校址。从1972年开始,学校的农学专业、畜牧兽医专业、财会专业、机电等专业相继迁入林芝,至此,西藏民族学院林芝分院建成较为完善的办学体系。1978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西藏民族学院林芝分校命名为西藏农牧学院。

西藏民院虽然身处内地,却一直被纳入国家对口援藏范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黑龙江、陕西、浙江、上海4省市先后派出3批教师支援西藏民院,缓解了师资力量不足的燃眉之急。2003年,国家教育部确定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天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5所高校对口援助西藏民院,2007年又增加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东南大学等4所高校。西藏民院现有159名教授、副教授和174名博士、硕士。

与西藏发展息息相关

西藏民院从诞生之日起,就与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唇齿相依、息息相关。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全面武装叛乱。由于西藏地方干部缺乏,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决定让部分在内地学习的学员提前回藏,参加平叛和民主改革。西藏公学的学员们闻讯踊跃报名。平叛中,数十名学员光荣捐躯。

“面向西藏、服务西藏”始终是西藏民院的办学宗旨。半个世纪来,西藏需要什么人才,西藏民院就培养什么人才。

1959年9月,西藏公学开办藏语文专修班,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个专科专业,它成为西藏高等教育起步的一个标志。

1960年,随着西藏民主改革取得伟大胜利,西藏进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西藏公学开始培养西藏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先后创办了师范、卫生、农业、畜牧兽医、会计、邮电等专业。1963年西藏公学成立专业系科,办学方向逐步向专业化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西藏民院积极适应西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加快系科调整和专业建设工作。1977年在藏语文专业招收本科生班,1978年开办了马克思主义基础本科生班。1979年,语文系招收汉语文本科班,开始了西藏历史上第一批现代高等教育本科专业的教学。

目前,西藏民院已发展成为一所文理并重,文、理、经、管、法、医、教育相结合的综合性现代高等民族学校,拥有7个二级学院和3个系,设有6个硕士研究生专业、31个本科专业和一批高等职业技术专科专业,各类全日制在校生达1万人。

西藏人才的摇篮

1960年,13岁的穷苦喇嘛丹增脱去袈裟,走出藏北草原深处的一所古寺,行程近3000公里,跨入西藏民院大门。他的同学中,少则十二三岁,长则年近四十,有的是刚放下牧鞭的农奴孩子,有的与他一样是刚脱下袈裟的穷苦喇嘛,还有的是县级领导干部。学生们有的在攻读大学课程,有的却还在学习小学课本。

在老师的耐心教育下,不会讲一句汉话的丹增,从汉语拼音“a、o、e”、汉字“你、我、他”学起,迈出了人生最坚实的第一步。跨出西藏民院大门,他又进入复旦大学新闻专业学习。步入社会后,他从《西藏日报》的普通记者,成长为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云南省委副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他还出版了多部文化、教育类专著,与人合著的电视文学剧本出版后还引起美国传媒的关注,被一家传媒公司翻译成英文出版并搬上荧屏。

回忆起往事,丹增深情地说:“我并不是西藏民族学院的高材生,我对母校也没有做出太多的贡献,但我对母校的深厚感情一刻也没有改变过,犹如子女对父母的感情一样永远无法改变。”

西藏民院的九成生源来自西藏,近年来又在内地10余个省区招生,毕业后绝大多数向西藏输送。在走出校门的3万多名学生中,不少人已成为西藏自治区的区、地、县级领导干部,构成西藏干部的主体力量。这些历史的幸运儿,在走出校门回归雪域高原后,以他们潜移默化的示范力量和文明主导力量,深刻地影响了西藏社会的生活方式,促进了藏汉民族间的文化沟通与融合,培养了西藏各民族的国家归属感,对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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