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被精神病母亲虐待 16个陌生人组成爸妈团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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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被精神病母亲虐待 16个陌生人组成爸妈团救助

今年15岁的赵天怡,打出生起就没见过爸爸,还曾隔三岔五被患有精神病的母亲打得鼻青脸肿。

她的手臂上,全是一道道浅白色的伤疤,撩开头发,能找到被打破留下的痕迹。邻居时常看到,放学回来的她被母亲关在门外,在寒风中一遍一遍喊着母亲开门。老师曾经看到,她捡起同学吃剩的半个苹果。

以在建筑公司做资料员的解福先为首,16个30岁至50岁的陌生人组成的“爸妈团”,把天怡从母亲身边“偷”了出来,并负担起了这个女孩儿的生活。这个孩子的生命,开始书写出另一种可能。

学校、社区、邻居、派出所,甚至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几乎每个在她生命中路过的陌生人,都在关键节点上对她伸出了手,让一切没有变得不可挽回。

“这孩子能活到现在,真是命大啊”

解福先记得,第一次见到赵天怡时,小姑娘的脸上满是淤青和抓痕,右眼肿得睁不开,正趴在火车站工作人员值班室的桌子上写作业。

他试着和天怡说话,但她只是点头或摇头,偶尔轻轻地“嗯”一声,一脸防备和紧张。

当时,天怡已经在车站的职工宿舍里住了3天。

从她家的青砖瓦房出来,穿过窄窄的巷子,走过长长的、架在铁道上的天桥,就是黑龙江省北安市火车站的候车室,这是天怡能找到的最近、最暖和的地方。

那是2011年10月底,这个北纬48°线上的小县城,已经开始飘起雪花,气温零下10摄氏度。

不到1公里的路,当时身高不到1.5米的天怡走了将近20分钟。她背着书包,带着一头一脸的伤痕,穿着一身“黑乎乎、油腻腻”、“已经看不清底色”的校服和单薄的球鞋,脚都“冻木了”。

那不是她第一次被母亲打得逃出家门,也不是火车站的工作人员第一次收留她。

“车站的工作人员几乎都认识她了。” 社区主任和丽华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解释,“都知道她妈妈是个精神病,发作的时候,木棍、铁锁……都往孩子身上招呼。”

这个社区的低保户有700多家,赵天怡家是其中最困难的。那几年,和丽华经常接到邻居举报,“听到孩子哭得特别惨”。她赶过去时,往往会见到天怡立在墙根儿底下,一动不动,只是小声抽噎。

“她妈妈说,我打自己的孩子,你们管得着吗?我们也只能劝,拿她没办法。”和丽华叹息着回忆。她曾多次收留天怡,让她在街道办的办公室里过夜。

候车室、街道办、派出所……甚至是开烧饼店的同学家,都曾是天怡挨打后,暂时躲上几天的地方。

后来,邻居们发现,听不到孩子的哭声了,取而代之的,是隔壁屋子里传来的“哐、哐”声。那是因为,天怡的妈妈“用毛巾把孩子的嘴堵上了”。

老师和同学们,也都注意到了这个总是身上带伤的女孩。

“被打得实在太惨了!”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学校党委书记历红梅“噼里啪啦”地诉说了起来,“眼睛肿得要封住了,脸上都是‘血凛子’,身上没有一块好地方,瘦弱得能叫风吹倒……那种揪心的感觉我到现在也忘不了!”

学校有爱心超市,专门接受学校师生和社会捐赠的衣物,历红梅从里头挑出“最新最好看”的衣服,一股脑儿都给了天怡。她想,“一定得帮帮这个孩子”。

正是历红梅找到了解福先。那时,热心公益的解福先,每个月都会给学校捐赠不少物品。历红梅想,“他或许能帮帮这个孩子”。

自此开始,解福先和几个像他一样热心公益的朋友,经常给天怡家送衣物、食品。

每次见到天怡,总见孩子身上带着伤,这让解福先无论如何都无法安心,甚至“失眠”过几次。他担心“哪天她妈妈精神病发作,失手把她打死了”。

他还记得,有一年大年初五,他带着几个人去天怡家送米面。“她家三道门,我们进一道门,她妈妈就在身后落一道锁”,窗户都蒙着,大白天竟然“黑得什么都看不清”。现在回想起来,解福先都觉得有点儿“毛骨悚然”。

就在这样的黑暗中,天怡一动不动地坐在床上,两眼直勾勾的凝视着地板。那张床一米多宽,半边堆着杂物,另外半边,是天怡睡觉的地方。

他伸手在杂物上一按,在厚厚的一层灰上,按出一个半厘米深的指头印。屋里饭桌上放着半碗骨头,那是他年前来的时候就看见过的。

“我问她‘你在干什么?’她说,‘就坐着’。”这一幕,让解福先觉得,心里“像针扎一样”。

说起这个小女孩几年来的经历,和丽华也红着眼眶感慨:“这孩子能活到现在,真是命大啊。”

她没吃过芒果,没去过电影院,上厕所不会锁门,甚至不知道钥匙链是做什么的

2012年4月的一天,当解福先发现赵天怡被母亲连着打了3天后,这个中年人终于忍不住了。他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把孩子“偷”走。

他向学校、社区、派出所一一说明情况,在历红梅的帮助下,偷偷给天怡办了转学手续,并将孩子安置在一家托管班。

他在自己当群主的一个热心公益人士的群里,讲述了天怡的遭遇,陆陆续续,又有15个人表示想帮帮这个孩子。

这16个人,一起给天怡设立了专门的资助计划,每人每月定向捐款50元,每月一共800元,用于支付孩子的托管费、书本费以及其他日常开销,将近3年,从未间断。

这些爱心爸妈们,有的在政府机关做小职员,有的常年打零工维持生计,大多生活并不宽裕,但每月资助的钱,总是会按时送过来。

“每个月50元还是拿得出来的。”卫生纸推销员张明艳说。

被问起当初离开母亲时,是否会有不舍,天怡小声地表示,“不想回家,在家里会挨打”。比起家里,她更想住在托管班,托管阿姨会做她特别喜欢的“炒虾片”。

3个月后,天怡的妈妈还是从社区打听到了孩子的去向,但当她看到变得“白白胖胖”的女儿,紊乱的神志之下依旧存在的母爱,让她“突然平静了下来”。

“我看你这人面善,能对我家孩子好。”托管班阿姨还记得,那天,天怡的母亲屋里屋外仔细转了一圈后,意外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知道这其实是违法的。”如今,解福先回顾当初的决定,语气依然很坚决,“但我真的没办法看着孩子继续挨打。”

今年1月12日,北安的气温达到近几年最低的零下34摄氏度。在一家汽车公司做销售的李贵平,是天怡的“李妈妈”,她把自己亲手打的红色毛线围巾,一圈一圈给天怡围在脖子上。

“一想到孩子有什么没吃过没见过的,就想领着她去。”李贵平说。周末有时间,这位“李妈妈”就会把天怡接回家去,给她洗澡、洗衣服,极力“弥补她缺失的家庭温暖”。

“天怡总是压抑着情绪。”解福先感慨,“我都没听见她放声大笑过,也没见她哭出声过。”

许多同龄孩子习以为常的东西,对这个小女孩来说,都格外陌生。她没吃过芒果,没去过电影院,去饭店上厕所时不会锁门,从没拥有过洋娃娃或毛绒玩具。

甚至,她拿着别人送她的钥匙链,翻来覆去地看,最后歪着身子,一脸好奇地问:“这是做什么的?”

张明艳曾把天怡接到家里过周末,小姑娘独自在浴室里淋浴,热水器里的水没烧热,天怡不声不响地,就这么用凉水洗了个澡。

他们曾经带着天怡一起,去北安附近的五大连池看火山岩地貌,去龙门石寨看红叶,天怡“显得挺高兴”,但还是老老实实地紧跟在他们身后,一声不响地走着,“要是别的孩子,早就跑前跑后地玩了”。

这个习惯,是她在母亲身边时养成的。那些年里,她不敢碰家里的任何东西,不敢在家大声说笑,不敢随意走动。她被打得最严重那次,就是因为家里的电热水壶坏了。

“我真的没碰水壶。”时隔两年,她仍在试着解释这件事。

“我们都真心希望,天怡这孩子,未来的人生之路别再这么坎坷了”

去年7月,赵天怡的母亲罹患宫颈癌去世,北安市民政局将母亲的低保,过到了天怡的名下,并为她申请了孤儿补助。等所有的补助下来,她每个月大概能领到1000元左右。

爸妈团里,有的人觉得,“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但解福先反而更加为天怡的将来发愁。

“她从小就没有打好学习基础,很少和人接触,很单纯,成绩在班里是倒数,考大学不现实,我们都想,她或许应该去技校学个一技之长,将来的生活才不会突然陷入窘境。”

想到天怡的将来,解福先的声音逐渐哽咽起来。“说老实话,我们并没有那么好的条件。”但他也表态,“无论多难,无论孩子母亲在不在,‘16个爸妈’都会继续爱这个孩子”。

“李妈妈”嫌“解爸爸”有点惯孩子,总是故意扮黑脸,佯装“恶声恶气”地催着天怡“写作业去”、“自己洗袜子”。

爸妈们最欣慰的,是天怡“特别懂事”,她会抢着帮“李妈妈”洗衣服,帮“解爸爸”看东西,帮于叔叔收拾桌子。

最近,解福先通过朋友介绍,得知北安当地的一所技校,和山东的一个企业签订了毕业生的定向就业意向,唯一的问题是山东太远了,大家都不放心,让这孩子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

如今,天怡依然住在托管班里,和托管阿姨的女儿一起睡在从客厅隔出来的五六平方米的隔间里。

她的户口上还有两个哥哥,和她分别是不同的姓氏;她的母亲在户口页上,仍然标注为“未婚”;她还不会走路的时候,她的父亲就不知去向了;她有四个姨妈和三个舅舅,去年过年的时候,被四姨接到家里住了几天;她去过姥姥姥爷家里几次,有点怕院子里总朝她狂吠的那只狗。

去世的母亲留下的瓦房空了半年,大门紧锁,门前堆着厚厚的积雪,在开春以前,似乎都无法靠近门边。

一提起房子的问题,家人都有些尴尬,但天怡表示,“一点都不想回到那个房子里去”,她更喜欢如今在托管班的生活。

“找不到她的生父,就没办法把孩子送去福利机构,只好让她继续在托管班住着。”解福先觉得,其实现在,才是最艰难的时候。

他曾四处求助,甚至咨询过当律师的朋友,隐约知道,作为未成年人,天怡可以得到国家的法律援助,但解福先也不确定,那样对孩子的未来是不是最好。

“我们都真心希望,天怡这孩子,未来的人生之路别再这么坎坷了。”解福先长叹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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