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提出——

新一轮高考改革应争取“利益相关者”认可

中国高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公信力最强的国家级考试。每年，全国有数百万名考生通过高考选拔进入大学。这样一项关系千万家庭利益，对促进教育公平作用巨大的制度为什么要改？改什么？怎么改？新一轮高考改革启动以来，整个社会都在热议上述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新一轮高考改革的价值取向，是要适应经济社会和教育事业发展需求，增加学生自主选择权，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力图实现促进教育公平、高校科学选才、引导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在操作层面上要遵循规律、试点先行、稳妥推进。

学生和家长感受最直接的考试制度未来怎么改？“从上海和浙江开展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的情况看来，将来6月份只考语文和数学，英语将实行一年两考。”钟秉林说，“未来高考，不再进行文综、理综统考，而是学生在高中阶段课程中自选3科，平时参加等级考试，加权赋分，计入高考成绩。”

在钟秉林看来，未来高校录取学生时，在语数外统考成绩和学生自选3科成绩的基础上，将更加看重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的综合素质评价。同时，对自主招生、定向招生、注册入学和破格录取等多元录取方式仍将继续探索。“重要的是所有录取工作都要放在阳光下进行”。

在钟秉林看来，当下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在这个背景下，大学分层分类趋势明显。不同层次和类别的高校选拔人才标准不同，方式不同，一张卷子已经不适合高校选拔人才的多样化需求。

从基础教育发展的角度看，高考也需要进行改革。目前，中国基础教育普及程度很高，当前教育改革的重点已经转向深化课程改革和学生评价制度改革、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培养质量的新阶段。高考也需要作出相应的改革，适应和服务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

“还有一个现实原因促使高考必须改革。”钟秉林说，“一些初衷很好的制度设计，在执行过程中走偏，使教育公平性受到损伤。”他说，比如高考加分有政策补偿性加分和奖励性加分两类。奖励性加分政策设计的初衷，是为了打破“一考定终身”“唯分数论”的局限，对那些具有体育艺术特长、科技竞赛获奖的考生和“三好”生、优秀学生干部等，在录取时给予适当加分，鼓励学生全面发展。但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加分名目繁多、加分幅值过大、身份造假等问题，极大损伤了教育公平。

2017年，上海、浙江将全面实施高考综合改革新方案；北京、天津、山东、海南4省市将正式开展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如何评价改革成败？钟秉林说，教育改革压力大的重要原因在于教育利益相关者增多，不同价值取向相互矛盾，甚至激烈冲突。评价高考改革成败，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利益相关者认可”。这就需要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高等学校与中小学校协同改革、共同探索；需要学校、政府与社会协同联动，形成改革共识与合力；需要审慎权衡，加强试点跟踪和政策评价，积极稳妥地向前推进。

“我觉得，改革走出一步总比原地踏步强。”钟秉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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