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大连续7年实施“千村调查”

为国家培养未来的社会精英，历来是大学的使命。可国之精英该如何养成，大学又能为其做什么？

在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成为破题之举——该校老师每逢暑假分别组队，带领大学生们一起走千村、访万户、读中国，采集和“三农”问题相关的一手数据。

像上海财大这样的大学，多数毕业生未来将进入金融、财会等行业领域，就年轻人的成长轨迹来推算，如果大学教育没有补上“三农”这堂课，恐怕很多年轻学生一辈子也没有机会走进真正的中国农村，对国情缺乏真正的体察。

中央“一号文件”已经连续11年聚焦“三农”问题。而上海财大举全校之力连续7年实施的“千村调查”，也有更深的考量：为当今的大学生“补”上人生重要一课。该校师生过去7年的调查足迹已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的6638个村庄，实地走访8万余户农户，派出学生超过1.2万名。几乎每个上海财大的学生在读期间，都有机会参加一次“千村调查”。

行走田间地头充分了解“村庄”

因为参加“千村调查”，去年夏天，上海财大金融学院二年级本科生范深远一行10来个人，来到云南红河州元阳县。初到时，秀美的元阳梯田让这群年轻人眼前一亮——这可是哈尼族人世代辛勤耕耘留下的奇景。随后几天，范深远做入户调查，一位老人的眼泪却让他意识到，农村养老这个调查课题的沉重。

“有位老人拿了一张医药费单子逐条讲给我听。他病痛缠身，儿女不在身边，孤零零地守着一个破宅子。”老人一边哭一边接受范深远的访问。农民对大病的恐惧、对养老的忧虑，大学生们第一次有了切身感受。

在这趟调查行程后，学生们开始很认真地和老师讨论一个经济学问题：元阳梯田给当地带来了可观的旅游收入，但每天辛勤劳作、保持梯田良好风貌的农民，却没有获得多少好处，这样的收益分配模式是否该改一改？

在上海财大，很多老师都把“千村调查”视为课堂“黑板经济学”之外的有益补充。除了体察国情、民情，行走在田间地头，学生们会经受各种磨练——这是如今的大学教育很难给学生提供的经历。

王程是上海财大人文学院二年级博士生，去年带队去甘肃陇西时，队里有个女生在翻越田埂时不慎被划伤，送去当地卫生院，小腿缝了12针。队员们劝她回上海，但她却坚持留在当地，说可以帮助录入数据。

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丛树海教授说，“千村调查”的实施让同学们充分了解“村庄”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现实，有助于增强大学生服务国家和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进而有的放矢地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学校落地生根。

课题实行“首席专家负责制”

从2008年上海财大首次组织实施“千村调查”开始，这一项目的定位就和普通的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很不同。上海财大发展规划处处长应望江介绍，“千村调查”是以科研项目的方式来组织的，从每年的调查课题立项，到调查问卷设计，再到后期的数据处理，整个课题实行“首席专家负责制”，由学校各相关学科的领头人来领衔、把关，负责该调查的科学性。

有一个场景让学生们难忘：一些没有被列入随机抽样调查范围的老农会找上门主动要求做问卷。一问才知是奔着发给受访对象的10元钱津贴而来。因为“千村调查”是一项经济学普查，随机抽样的科学性必须得到坚持，无法多发问卷。为了安抚“找上门”的老农，有的学生最后自己掏了钱。上海财大经济学院副教授林立国说：“对一个从小成长在城市的孩子来说，他们肯定会重新认识10元钱的价值。”

发现反差激发学生问题意识

如今，上海财大的“千村调查”已成为学校的“头号科研课题”，经调查形成的各类“三农”问题报告3500多篇；参与调查的教师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7篇，学生发文5篇；有多份和“三农”问题相关的决策咨询报告获国家相关部门批示。去年，融国情教育与科研训练于一体的基于“千村调查”的财经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项目，获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比起这些“看得见”的成果，王程觉得，对一大批今后从事金融财会专业的大学生来说，“千村调查”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为什么我国很多由经济学家建言而形成的政策，实施后时常效果打折，甚至遭到一片骂声。照理说，经济学家都是受过严格学术训练、最深谙理论的，他们的建言在成为政府决策前，也是最符合经济学规律和公式的。”深入乡村的调查让王程找到了些许答案：和“三农”相关的政策要真正“落地”，政策制定者和决策咨询者必须“接地气”。

“在调查过程中，学生们会发现很多理论与现实的反差、城市与乡村的反差、思想与行动的反差。”担任过“千村调查”首席专家的上海财大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朱为群说，这些反差会激发学生们的问题意识，继而促使他们形成学以致用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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