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投毒案"二审开庭侧记:法庭内外,两个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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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投毒案"二审开庭侧记:法庭内外,两个父亲

法庭内外,两个父亲——“复旦投毒案”二审开庭侧记

新华网上海12月9日电(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黄安琪)黄国强和林尊耀分坐在法庭旁听席左右两边,一样红着眼眶,一样心情忐忑。一审宣判九个多月后,复旦投毒案二审8日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黄国强来自四川,林尊耀来自广东。为了日夜牵挂的孩子,他们再次踏上伤心地——上海。

上午十点,二审准时开庭。林森浩被带上法庭。这一次,他也是低着头,没有看父亲一眼,匆匆而过。旁听席上,林尊耀却忍不住潸然泪下。他摘下眼镜,默默擦去涌出的泪水。

从2013年农历春节至今,林尊耀只在法庭上见过儿子,并且大多时间看到的都是后背,也没有和儿子说过话。

“他在第一次开庭被带进来时看过我。但后来不知怎么回事,总是低着头进,低着头出。”林尊耀说完,深深地叹了口气。

而受害者黄洋的父亲黄国强穿着儿子为他买的羽绒服,戴着一顶黑色鸭舌帽,坐在法庭的另一边。每当庭审提及林森浩加害黄洋的细节,他总是红了眼眶,又默默咽下泪水。身边,妻子靠着他,早已泪流不止。

在公诉人讯问林森浩的环节中,59岁的林尊耀不止一次大声用家乡话喊出声来,直到被审判长警告如有下次将被逐出法庭。后来他告诉记者,他是想让儿子“大胆地把知道的一切说出来”。

林尊耀始终坚信:“我孩子不会凶狠、恶毒、阴险到那个程度。他是我孩子,我对他非常了解。一审的结果不好,我也有一定的责任。”

同样为了儿子,林尊耀曾被媒体“围攻”至墙角默默流泪。他努力克服自己内向的性格,主动接受媒体采访。“以前,有一些媒体误会我,我感觉自己这样做也不好,那样做也不好。现在,我看到媒体还是有点害怕,因为我的表述能力很差,什么也不懂。”

而为了跑案子,黄国强也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上海。

黄浦区检察院、市公安局文保分局、市检察院二分院、律师事务所……他能清晰地记得这些机关或机构的具体地点和去访时间。为了省钱,他住过上海市中心每天50元的地下旅馆,且总是选择公交出行。“有一次从地铁四号线东安路站出发去一号线汶水路站,我不知道上海火车站四号线换一号线要出站换乘,就坐公交车回到上海体育馆站坐一号线,饶了大半圈,多花了一个多小时。”

原本各自为儿子而努力的两位父亲,在一审宣判后,曾在上海碰面。据黄国强回忆:“我们在旅馆附近碰到了,我和黄洋妈妈马上回到旅馆去。在值班室,我们把门关上,不愿和他谈。因为黄洋妈妈看见他就想起黄洋,很伤心,我的心情也很烦躁。而且,透过门我们看见一个年轻人拿出手机在拍照,感觉像在作秀,目的性、功利心太强。我当时就给110打了电话,也给黄洋的同学打了电话,希望他们过来将林森浩的父亲带走。”

此后,林尊耀和亲人两次去黄国强家道歉。“有一次,我们去那住了几天,每天赶着早中晚的饭点去敲门,都无人应答。”

而黄国强则表示,他们确实不在家,“但就算在家也不愿意见他们。虽然我们对林森浩的家人没有敌意,也很同情他们,但实在无法接受他们的道歉。”

二审结束后,两位父亲又将各自回到家乡,继续或漫长或短暂的等待。

林尊耀以前在私营小厂里做技术工管理,后来下岗多年。如今,他守着一个十来平方米的小杂货店,和妻子与一个女儿过活。“小儿子还在读书,学费由两个已经出嫁的姐姐负担。”林尊耀说,原本性格开朗活泼的小儿子如今也是沉默寡言,时常把自己锁在房间。

“出事后,我感觉天都塌下来了。我命苦。弟弟现在读的专业不好找工作,哥哥会读书,又出事。我们岁数都很大。他妈妈生病,每天要服药,对以后的生活非常担忧。”林尊耀说:“现在只是希望法律能作出公正的判决。”

儿子出事前,黄国强在儿子母校荣县中学做临时宿舍管理员。现在,他和妻子能领到计生部门的失独补贴,每人每月300元。加上妻子的退休工资,勉强度日,因为其中的大部分要用来给妻子买药治病。“洋洋是全家的希望,也是独子。我们相信依法治国,相信法律是公正的,希望维持原判。案子哪怕再长,我们都要坚持下去,惩凶追责!”

“(我)向黄洋的父母亲人道歉。不要因为我的事情,双方父母成为对立面。如果侥幸我还有机会,我会竭尽全力补偿;如果我走了,希望你们走出阴影,好好活下去。”林森浩在二审最后陈述阶段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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