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生会官僚化 学生干部获保研名额成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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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会官僚化 学生干部获保研名额成潜规则

菜鸟们抱着锻炼自己的目的递交入会申请,之后能够混出名堂来的却寥寥无几。通过学生会工作获得保研或者增加就业筹码等利益诉求,似乎才是部分学生会们走下去的真正动力……

“干部”

大学不是社会,但大学里有一门有关学生会的学问,令入学的新生费解。许多菜鸟抱着“锻炼自己”的目的递交入会申请,之后能混出名堂的却寥寥无几。有人负气远离学生会,有人坚持走在“混学生会”的路上。

学生会,究竟是追名逐利之地,还是锻炼学子能力的试验场?记者近日走访北京几所高校,听到的声音各有不同。

有些人的官僚气,“让人很不舒服”

今年的大学开学季,顺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刘若和王亚楠,还沉浸在对大学生活热烈而新鲜的体验中。

一则学生会招新的告示,让两位女生心动。王亚楠和刘若都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院校学生会组织。然而,短短两个月后,她们对学生会的看法便发生了改变。

“本来很想做点东西,结果参加后感觉,很多做了部长、主席的师哥师姐们,对我们这些小干事实在太没有礼貌了,可以用张牙舞爪、吆三喝四来形容。”刘若说,“在第一次开会时,一个当了副部长的师姐很狂地说,‘给你们一些建议,你们想听就听不想听就算了’,那感觉就像训下属。”

一些小细节也让刘若感觉到了压迫感。“见了师哥师姐怎么问好?怎么快速地和部长们建立较为紧密的关系,在众多的干事中崭露头角,这些都让人觉得好复杂啊。有些人身上的官僚气,也让人很不舒服。”感觉到明显的不平等和失望之后,刘若选择慢慢地远离学生会。“我想,毕竟大学还是要以学业为主,既然自己未来的目标是出国,还是先学习吧。”

与刘若不同,王亚楠被分到了生活部,部里人很少,事情也比较少,平时负责带她的副部长人很好,这让王亚楠多少有些安慰。

但是,在随后的两个月时间中,王亚楠慢慢发现,即便没有太多的具体事务,每周一次的学生会例会,也会耗去自己太多的时间。“每次开会大概需要1个小时左右,一周一次这样的会议,除了最初能够让大家互相认识之外,后来基本上是在听副部长、部长们闲扯,没有什么实质议题。”王亚楠认为,“这样的会议完全可以删减,有具体任务时再开会更好。”

在王亚楠的计划里,未来是一定要上研究生的,但在学校庞大而复杂的保研规则中,社会工作这一项,占有相当的分值。这让有点内向的她对是否继续从事学生会工作,有点犹豫不决。“其实,我和刘若都参加了一些社团,比如红十字会和青年志愿者协会,他们定期组织的一些公益服务活动,像去敬老院、组织大家献血等活动,对我们的影响更趋于正面。但是,那些社团经历在保研中被忽略了。”

“混”学生会成利益筹码

尽管没有明确的统计数据,但在记者的调查中发现,大一新生在入学之初,几乎人人都会参加院校各级学生会组织。然而,随着一段时间的接触后,他们中75%左右的人会在一两个月后淡出学生会,最终只有五分之一的人,以干事的形式,与学生会保持一种较为密切的联系。

在一些高校里,学生担任学生会的职位与入学年限有关。大一新生为干事,大二时,一些优秀的干事会被提拔为副部长,大三时,在多位副部长中,会产生一位部长。至于问鼎学生会主席一职,这样的机会显然异常渺茫。然而,无论是副部长、部长还是学生会主席,他们的产生都与学生无关。

“没有过公开的选举,也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则,基本上是由学校来指定的。当然,这里面也会参考个人表现以及部长、主席的意见。”已经晋升为副部长的大二男生符铭说,“如何在学校老师那里建立好感,就相当重要了。”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混”学生会?

采访中,记者发现,尽管最初大部分人参加学生会的目的只是为了“锻炼自己”,但在潜意识中,通过学生会工作获得保研或者增加就业筹码,似乎才是部分学生会干部们走下去的真正动力。

“学校没有明确的规定,说学生会主席就一定可以保研,但大家会看嘛,往届的主席几乎都获得了保研名额,这几乎就是公开的潜规则。”一位大三的学生会部长告诉记者,“混学生会,有时候与能力有关,但更多时候也与个人的性格、交际能力甚至家世背景有关。一些长相甜美的女生,尤其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

在校学生会公关部工作的大二女生李婉告诉记者,公关部的主要工作是拉赞助。“上个学年,我觉得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是,自己拉到了一笔3000元餐劵的赞助。”李婉为此很是高兴了一阵子。

这样的成绩在刘若看来,“对一些有家世背景的同学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她告诉记者,本系有不少同学的家庭背景好,他们依赖父母的社会关系随便拉个万把块钱的赞助,很快便能够在众多普通家庭出身的学生中凸显出来。

符铭为是否还要在学生会这条路上走下去苦恼着,“学生会工作占据了我很多时间,一方面它的确教会了我一些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又担心是否一定能够实现保研的目的。”

学生会工作的另一个好处是,在争取奖学金时,学生会有独立推荐资格。也就是说,大多数学生需要通过成绩排名来获取奖学金,而在学生会中工作的学生每年有稳定的名额可以直接获取奖学金。

“是否获得过奖学金与未来能否保研也有一定关系。”一位大三的学生告诉记者,保研主要考察学生的三方面能力:成绩、科研论文以及社会工作。“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连环套,比如成绩不一定看总分,而要看你的专业分和选修分;科研论文就要参加学校的各种大赛;社会工作就主要指学生会工作。三年下来,我才基本上搞明白这套规则,很多时候,会觉得相当疲惫。”

学生会里学到“成熟”?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陈伟在博文中写道,“学生会本应是学生自治组织,现在却成了‘被治’组织,完全接受团委的领导或指导,从财政、学生干部任免各个方面被完全控制,由此产生了诸多问题:学生干部的产生不透明、官僚作风盛行、不为学生谋利、学生干部可以享受如保送研究生、评奖学金、参加对外交流活动等各方面优惠。”

在采访中,人大的不少学生坦言,“感觉没有陈老师说得那么严重,但那些问题的确多多少少地存在着。”

也有学生表示,在学生会里,“自己的确学到了不少”。

符铭对此感触很深。他举例说,自己是三个大课的课代表。老师之所以不约而同地选中他,只是因为他更会处理师生关系。“一个是老师问,谁愿意买他的书作为教材,当时全班只有我一个人举手了;还有一个是老师下课后说,如果有人想要课件,可以给他发邮件,全班也只有我一个人下课后马上给老师发了邮件。”符铭为自己的这种成熟辩解说,“我都是真心的,但老师也需要学生的呼应嘛。”

同样,从学生会上下级之间相处中学习到的“不能童言无忌”、“谨慎的人际交往规则”,让符铭在日常学习中处理和同学的关系时,格外小心。他会早到教室半小时,随时准备帮助有需要的同学复制各种学习资料,在和同学交谈时,会关注是否平视对方等细节。

在听到符铭的学生会工作领悟之后,上世纪80年代就读于清华大学的陈晓感慨道:“我们那个时代的大学和学生会,真的没有这么复杂,大家一起谈理想,写诗,切磋专业知识,大学真的就是象牙塔。”

而针对学生会的半官僚化问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新教育改革发起人朱永新说,什么样的大学造就什么样的大学学生会。大学本来应该是一个相对民主、自由、宽松、自治的机构,这样一个机构才能保证大学成为一个自由思想的发源地,应该淡化大学的行政色彩。

学生会里,究竟学到了什么?每一个参加过以及仍在参加着的大学生心里,都有一本账。本报记者 李瑾

(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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