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红线”：在3年左右的培养周期内，一名导师门下博士硕士总数平均4人，极特殊情况下也明令不许超过9人；一项制度：学生可以换导师
去年8月中旬，站在韩国首尔举行的全球IDC年会宣讲席上，中科院研究生院数学科学学院在读博士周雨阳感觉一阵幸福的眩晕。
周雨阳宣讲的论文，在会议的评审委员会上获得了综合评分9分（满分10分）。而能够像她一样有机会出国参加类似高水平国际会议的中国在读研究生，屈指可数，更不用说有这样的骄人成绩了。
更大的成就感，源自这篇论文从酝酿到投稿的“高效率”。
周雨阳回忆，去年5月，自己突然对于研究领域有一个新的设想，第二天一大早，在导师郭田德办公室的小黑板上，两人比画了一个上午最终确定这个方向可行。此后，周雨阳与导师先后讨论了10多次，“拦路虎”一一被及时化解，论文很快成型，导师在审稿中甚至纠正了一个副词的错误。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周雨阳投出了这篇论文，很快传来被录用的喜讯。之前，周雨阳一篇论文出炉的周期是四个月。
周雨阳说，“这样的奇迹”离不开导师始终留着的“那个小门缝”——只要不出差没有会议，这位数学科学学院的执行院长办公室的门总是半开着，学生们可以随时推门而入，一场热烈的讨论随之展开。
能够与导师高密度讨论的背后，是周雨阳同门的稀少，“硕士博士一起，总共才7个，而且还有两位副导师。”
周雨阳在有的高校里读研究生的同学可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一般导师门下少说也是一二十人，多则四五十人以上，有些导师甚至连学生名字都叫不出，导师个人能力再强，能分给单个学生的时间也终究有限。
中科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在读研究生胡子龙，还结合自身实际算了笔账：在中科院研究生院每个导师平均一年招一个学生，而自己在武汉地区高校读书的同学的导师差不多每年都招五六个学生；在中科院每个学生平均每天占用导师一个小时没有问题，但是在高校每个导师名下几十个学生，导师连轴转也转不过来；如果每个导师能够申请和在研的项目数量差不多，在中科院可能一个学生就能分到一个项目，而在高校就只能是几个同学同时挤在一个项目上。
这也正是高校研究生扩招以来备受诟病之处：学生所能分摊到的导师资源大大减少，师生互动也如同摊饼一样被迅速地摊薄，传统赞誉的密切师生关系也被过分地稀释。
为确保培养对象获得充裕的导师资源，中科院研究生院目前的师生比仅为1∶4，始终把握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平均下来，在3年左右的培养周期内，一名导师的在读研究生总数明令限制最多不许超过9名。
郭田德教授对此深有感触，有全国很多知名学府不错的毕业生专门要投考自己所在学院一些院士的研究生，也有院士因为指导能力较强、加上研究课题需要也提出想多带学生，但在这个学院导师一年只能招一名学生，院士也一样；如果哪位院士今年加一个名额，明年就一个都不给了。“都是这个领域里最好的导师、最好的学生呀，但也没有办法，规定在那里！”
数据显示，与我国经济社会需求及前些年研究生规模逐步扩大的背景相适应，中科院研究生院目前的在读规模已超过3.7万名，约为2000年的3.7倍，这一规模在全国乃至亚洲已是最大的。
但若把目前中科院研究生院的9479名研究生导师与3.7万名学生平均，实际上每位导师名下平均只有4名在读研究生，即使许多热门学科专业的个别院士、“百人计划学者”等骨干导师，因为培养能力和科研任务需要，也最多只可增加1至2个指标。
事实上，大约从2005年起，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招生指标增长就基本停滞，年均增长不到1%。
招生指标本来稀缺，导师有时还要面临“被炒”的压力。
早在2002年，遗传发育所一位博士生入学不久就申请办理退学手续。因为他发现自己的研究工作与原来的想象完全不同，因此丧失了兴趣，他宁可回家随父母种地也不愿意再继续学业。
针对这一情况，研究所的领导给他提供了相关信息，希望他能够通过再选择，找到感兴趣的研究领域。通过老师介绍，他对所里引进的“百人计划”学者——杨维才博士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很感兴趣。于是这名学生很快办理了转导师手续，并顺利完成了学业。毕业时还获得了院长优秀奖。
这就是遗传发育所在学籍管理中增设的转导师机制。他们发现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研究生按照入学时选择的研究方向来完成学业的方式，存在许多弊端。比如这一群体主要是大学毕业直接报考的研究生，在选择研究方向时对某些领域还不十分了解；有的研究生与导师之间性格、脾气等相差甚远，给学习、科研乃至交流都带来一定难度；某些新建立的交叉学科需要培养跨学科的人才等。
而今，每一位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学生在入学时都能从人手一册的《学生必读》中找到这样的条款：“转导师机制”，其中还给出了更加人性化的细节：“专业方向也可以二次选择”。而且在操作过程中，学生只要有充分的理由就有充分的自主权，换导师不需要原导师的签字。
周雨阳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
刚进校时，她随很多师兄师姐选择了无线传感器网络方向，觉得其中的实际应用价值很高，市场前景可观，但读了一年下来，她发现其实自己当初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比如自己的学科背景上一些知识存在欠缺。
申请很快获得导师的理解和同意，她顺利转向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技术，现在已经开始为毕业做准备。
教授们夜里来上讨论班，与学生“一对一”：“路灯下，他们归程中推车的背影温暖人心”
著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先生曾指出，培养科学创造和发明技术的人才，需要如钱学森先生和他求学时代的老师冯·卡门教授“一对一”的精英教育经历。这里的“一对一”原则，并不是指导师只能带一个学生，而是指导师和学生应该有经常充分交流的时间和机会。
郭田德教授至今清晰地记得自己在中科院应用数学研究所读书时上讨论班的情景。
当年他师从中科院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吴方教授。在读时，只有一个师兄，甚至一两年没有师弟。那时，每周都有定期的讨论，就两个人，郭田德在台上讲，吴方在台下点拨，一谈就是半天。碰上下雪天，吴先生就推着自行车从苏州街走半个小时回海淀黄庄的住处。
在中科院，这样的场景一直延续至今。
郭田德教授的7名学生被分为两组，每组每周定期一次讨论班。而作为学院管理者，他还发现：“很多教授夜里来上研究生的讨论班，路灯下，他们归程中推车的背影温暖人心。”
细心的郭田德教授甚至发现，在院长郭雷院士的办公室里，日程安排的小黑板上，总是特别标注着给研究生们上讨论班的时间。这位有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青联副主席等多重身份的数学家，即使临时有事无法参加讨论班，也会换个时间专门补上，“不会就这么没了。”
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唐国平教授对此亦有很深体会：“年轻人不缺少创新的火花，但是如果没有及时的交流点拨，一个好的成果就会失之交臂，不少人往往有这样的遗憾，可能等到很多年后才会发现它的重要性，但此时或许已经是别人的成果了。”
采访曾经在英国学习、工作了17年的中科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唐惠儒时，记者发现，他的办公室门口就是研究生学习的集中场所，只要不出差就可与学生天天“面对面”，常常“一对一”。他认为师生间应该是相互尊重的平等关系。对于每个导师带学生的数量，他强调：“不要总是攀比规模，而要分析自身承担的科研工作和指导能力能够需要多少。”实际上，他于2005年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2008年获“国家杰青基金”，从科研实力和指导能力而言，完全可以承担更多的博士指导和培养任务。
“老师应该把本学科前沿的问题列出来，把握科研的方向，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如果完全由学生来选择，学生可能无法把握方向；如果完全由老师来选的话，学生则可能失去兴趣。老师应该根据学生自身特点、不同学生在本科阶段培养出的不同能力，来进行引导。”对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张新民研究员而言，“一对一”很重要的内涵就是因材施教，而在他的心目中，中科院研究生教育最本质的特色是：“注重科研，多数导师一年带一个学生。”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王劲峰教授这样介绍他的“一对一”经验：“我定期每两周召集一次讨论会，除非有特殊的事情或者出国，都尽量将其他事情推开。”师生间沟通的方式也不仅仅局限于此，“经常有国内外同行和已经毕业的学生来访，大家会一起吃饭，相互交流和认识，是非常开心的事。”
在中科院，这样的导师、这样的境界、这样的场面，比比皆是。
记者查阅教育大辞典发现这样的定义：导师制又称导师负责制，是由导师对研究生的学习、科研、品德及生活等各方面进行个别指导并全面负责的教学管理制度。看来，导师负责制的本质就是两条，一是个别指导，二是全面负责。而这两条都离不开“一对一”。
导师资助制，源于学生参与了导师的科研项目并付出了劳动，源于科研任务，导师给予资助；导师负责制，源于学生需要教育和引导，源于育人，导师要对学生身心发展负责。通过“一对一”，导师和学生实现深度交流，可谓教学相长。在这里，导师资助制和导师负责制、科研与教育得以辩证统一。
遵循高水平科研与高层次人才培养相互促进的理念，系统化地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为研究生培养提供了强劲支撑，中科院研究生院人才培养呈现了优良的质量。
据马石庄副院长介绍，1999年至今，在教育部组织的“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中，中科院研究生院各培养单位共入选181篇，为全国研究生培养机构之首。从2003年到2008年，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单独或参与发表论文147261篇，被SCI收录的有54000多篇； 1978年以来，共计为社会输送了近9万名博士、硕士生。目前博士生就业去向中，只有15%留在中科院内，85%直接输送到社会，成为高校、其他科研机构、企业、机关等不同行业的高层次重要人才资源。
2005年，国内首个《中国研究生教育评价报告》给全国研究生院打分排名，中科院研究生院总得分，位列第一。南方一家教育评估机构对全国研究生院进行评估，连年将中科院研究生院评为综合第一、理科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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