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
在“五道口”老三届的研究生中，大部分从田间、地头、马路和车间里出来，而直接从学校考进来的占少数。
1981年9月，隶属与中国人民银行管辖的高等学府——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在北京海淀区五道口东升公社尚未启用的一个小院内宣布成立，当时仅有几栋简陋的小楼。短短的30年时间，“五道口”之名便在整个金融界如雷贯耳，有金融界的“黄埔军校”之美誉。
“在那个特殊时期的特殊经济环境下，‘五道口’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至于今后的路该怎么走，还是留点时间去选择吧。”“五道口”1985届校友王焕斌对新金融记者说。
王焕斌话中“特殊时期”，是指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正在面临经济体制改革的难题，需要重建现代银行体系和货币经济。不过，财经作家柳红在《道口有道》的文章中提到：从1949年到1970年代末，我国彻底断绝了现代货币银行业，既没有中央银行也没有商业银行。
于是在当时的金融改革领域，人才奇缺。国家面临着两难选择，是改造现有银行人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还是先通过高校教育改革继而完成金融人才培养？
经验证明，这两条路都行不通。前者较之培育新人要付出更大的时间和教育成本，而后者将遇到更大的改革阻力，远水解不了近渴。
当时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提出一条新路，自己办学。于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应运而生，挂在由刘鸿儒分管的金融研究所下。
以“非常思路、非常速度、办非常学校”为办学思路的“五道口”，要培养出适合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应用型人才，“这就是它成立的历史使命。”校友王焕斌说。
1982年的3月和9月，刚刚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在偏居京城一隅的北京“五道口”，先后迎来18名和22名学生，在“五道口”历史上，他们分别按年份，被称为81级和82级，但事实上同在一年入校，几乎分辨不出谁和谁不是同班同学。次年，又一批22名学生入校。这一共62名学生，成为“五道口”的“老三届”。
这62名学生在毕业后大多进入正处在大变革前夕的中国金融界，在以后的十多年里，他们这一群不安分的青年，在按部就班的中国金融领域搅起了一波波创新实践浪潮。他们发起或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中国第一家法人股份制银行、中国第一家上市银行、中国第一只基金、中国民间最大信用社、中国第一家柜员制银行……深圳、海南、北海、香港，哪里最火热，哪里就一定有他们最活跃的身影。今天中国的金融产业的格局与版图，留下了他们的诸多拓展的印记。
考“五道口”之前，王焕斌并不是刚毕业的本科生，而是有过金融相关工作经历，因十年动乱被下放到基层实践的知青，“正因为这段经历，我才有种在改革浪潮中闯出名堂来的紧迫感。”在“五道口”老三届的研究生中，大部分和王焕斌有着同样的经历和愿景，直接从学校考进来的占少数。
“经历了数年荒芜的青春之后，那个年代的我们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都是有目的地来学习。”所以，王焕斌们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极为珍惜，加上之前的从业经历，所以专业知识掌握得很快，实践上也容易触类旁通。
从第一届的18人到现在的一届70多人，截至去年，成立于1981年的“五道口”共培育了1600多名结业生。这中间，金融界名人数不胜数，如著名的老三届，有81级的胡晓炼、吴晓灵、夏斌、金琦、魏本华，82级的王巍、万建华、蔡重直、魏迎宁，83级的张化桥、唐旭……
在“五道口”最辉煌的时期，一位投资行业的人士笑称，“五道口人”治理着中国一半的基金资产。
用“五道口”85届校友、现证大投资董事长戴志康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在创造历史”。
务实
能够缔造如此辉煌的历史，自然离不开“五道口”自身务实的办学特色。“这里更注重实务操作性、更接近金融改革前沿”，这是王焕斌选择就读“五道口”的理由。
“五道口”开办之初，刘鸿儒没有大量聘请专职的专家来校任职，而是请各大学水平较高的教授来讲课；同时邀请一些银行行长、公司经理或者相关部门的高官来给学生讲课。
这使得“五道口”在实务操作方面，胜于其他同类院校。
1984年起，“五道口”开始聘请外籍专家，他们来自欧洲投资银行、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加州大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日本安田火灾海上保险公司等，为让当时的学生开阔国际视野，在理论和实践中都与国际接轨。
而刘鸿儒自己，则主讲金融体制改革专题。要建立中央银行时，讲中央银行；通货膨胀来了，讲通货膨胀。他还把工作中遇到的理论问题拿来和学生们讨论，组织理论研讨小组。在探讨金融改革的1985、1986年，刘鸿儒常常是白天在国务院开会，晚上到五道口和学生们继续白天的话题，以至于五道口的学生因如此贴近改革实务而产生出一种优越感。
业内人士认为，当时“五道口”的办学思路有点“建制外”：聘请大学及国外名牌教授，搞“杂交”优势，不像其他高校教师“近亲繁殖”。王焕斌说：“有点类似现在的MBA，但在当年的教育界绝对是一支奇葩。”
王焕斌对当年的股票课程记忆犹新。“1985年，学校没有电脑，我们的美国老师每天都把前一日的美国股市信息抄在黑板上，让我们进行虚拟炒股演练。”两个星期后，王焕斌“输”得一塌糊涂，“不过，当时‘股票’是个新鲜词，国内1990年才有了真正的证券交易所。”
得益于“五道口”的超前教育，毕业后，王焕斌也先后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和商业银行中担任要职。
务实的课程，让张化桥也受益匪浅，让他接触了很多方面的人。“跟很多当时在前沿的同行学习，结交了很多了不起的朋友，有些高人还帮助了我们大家后来的就业和事业。”
张化桥出生于湖北荆门，于1983年考入“五道口”，因特别关注内地赴港上市民企而在业界引起争论和震动，曾连续两年当选“香港最佳分析员”，现任瑞银投资银行中国区副总经理。不仅如此，“五道口”的小校园让不同年级和专业的学生联系更紧密，之后在工作中也容易形成交流圈子。
“同学圈子也很重要，有些互帮”，张化桥在内地媒体很少露面，但对五道口的学弟学妹却照顾有加，他言传身授成为优秀分析师的秘诀，刊登在五道口网站的论坛上。
他告诉新金融记者，当时他和他的同学甚至还会讨论“社会主义国家能否让利率自由化、汇率自由化以及中国有无通货膨胀”这些今天看来非常可笑的问题。
“五道口”以务实的办学作风，圆满完成了时代使命，但随着经济环境和教育体制的变化，“五道口”的优势却难以为继，并出现一些发展瓶颈。
王焕斌表示，当时“五道口”在实务操作方面占有优势，不过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后，经济总体形势趋于稳定，其他院校也逐步有能力去重视实践教学，“五道口”此前的优势就不再明显了。
一位“五道口”同学坦言，相比其他综合性高校，由于五道口人过“专”，在做行业分析时资源难免不足。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焦瑾璞，去年曾对媒体道出“五道口”的困境。他总结了三点，一是其他高校金融专业正在蓬勃发展，大有追赶、赶超之势；二是配套不够、底蕴不足，没有配套的相关学科；三是人数少、培养成本高且达不到规模效应。
“现在五道口如果不作出改变，保持四五年的国内优势是可以的，但再长则很困难。”焦瑾璞当时说道。
郭田勇也在微博中提到：“五道口，在金融界可谓一个响当当的品牌，但在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等方面的确难与正规大学相比。”张化桥也深有同感，他认为“五道口”与其他高校教学相比，存在“课程不系统，缺乏规模。长此以往，不可不改”。
合并
关于“五道口”并入清华之后的命运，业内有两种猜测，一是在清华大学内单独成立金融学院，二是被融入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相关专业中。
新金融记者对此致电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陈章武，他表示没有听说过此事，不予置评。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焦瑾璞也对此事保持缄默。
眼下，李荣清的课程安排依然如旧，监督听课考勤的司老师告诉新金融记者，目前研究生部还保持着正常的教学和运营工作。
“清华没有金融学院，合并的目的应该是资源互补吧。”李荣清说道。
高校合并能够实现对教育资源的重组与改进，使许多高校的规模效益、经济效益有明显的提高，而单一性学科被复合性学科所取代，则使高校结构趋于合理。
事实上中国高校合并的声音己响了10年之久。前苏联的高教模式已不适应中国市场经济建设对人材的培养要求。单一学科人才已无法立足社会，时代呼唤复合型人才。国家也不再提倡办学太专门化、太行业化，不支持各部委搞行业办学、部门办学，而主张综合性、多元化、立体化。
清华大学在合并浪潮中，一直扮演着相当积极的角色。1999年11月20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更名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就这样，看起来格格不入的艺术院校并入了向来以工科著称的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前校长王大中曾评价过此次合并：两校合并符合科学艺术结合的人类思想文化发展趋势，也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具有良好的人文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需要。”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两校的传统校园文化需要一个互相适应的过程。进入清华大学学习的中央工艺美院的学生明显不适应清华大学严谨、务实的校风。因为美院的学生多数艺术气质很强，专业要求学生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清华的传统理工科的校园生活对其来说有点单调刻板。
这是“五道口”与清华联姻的前车之鉴。
“研究生部是在中国经济金融改革中诞生，并伴随着中国经济金融改革的发展而发展。适应经济社会的需要和发挥自身优势特色是金融学科建设的两个原则。” 焦瑾璞曾透露道。
那么现阶段，为适应当代社会发展，促进五道口本身金融学科建设，在金融领域形成国际领先地位，借力清华，未尝不是“五道口”的明智之举。
而对另一方清华来说，也同样不是坏事，在4月7日的清华百年校庆新闻发布会上，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陈旭宣布了清华大学新的目标，清华计划在2020年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并在2050年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前列。
合并则是壮大力量的直接方式。“五道口”并入清华能让清华的金融学科实力大大增强，进一步向综合性大学转型。需要指出的是，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曾在致清华大学的一封公开信上，指出我国大学都追求“大而全”，互相攀比，容易失去个性和特色。
“五道口”并入清华的传闻由来已久，但始终没有确定的合并时期，同样也反映了合并细节协调之难。
教育部有官员在总结高校合并的经验时说，高校合并的核心问题是“三子一情”即牌子、位子、票子和“历史情结”。
牌子，也就是校牌，这是名分，也是无形资产，是你吞并了我，还是我们共同组建新校名。位子问题，不仅涉及领导干部的位子，还涉及普通教师的位子。票子问题，由于各个学校创收能力不一样，有的富有的穷。另外，还有一个历史情结。奋斗了许多年，为这个牌子付出了许多心血，一下子没了，有一种失落感，心里不平衡。
那么“五道口”究竟会以怎样的形式并入清华；“五道口”还能不能保持自己的传统；央行愿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管辖；学生们能否适应清华的生活……
所有这一切，答案终将揭晓。
(文中李荣清、王焕斌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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