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今年我国迈进“新高考元年”，这项改革加速推进。在10月19日的十九大中央国家机关代表团会议讨论开放日上，十九大代表、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过去的五年是教育改革全面深化的五年。在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方面，今年上海和浙江试点已经落地，经评估已取得成功，年内还有4个省要开始试点，到2020年我国将全面建立起新的高考制度。

制度全面更新“本次高考制度改革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难度最艰巨的一次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曾三次主持重大会议研究高考改革方案。”陈宝生一句话道破新高考制度改革之重。

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我国的高考命题、招生制度一直在不断调整、优化。而在业内看来，这一次的改革是自上而下、展开全新顶层设计的大变动。2014年9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拉开了高考改革大幕。根据《意见》，上海市、浙江省作为全国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市。

对于上海市、浙江省的高考改革方案，业界普遍以“两依据一参考”和考试科目“3+3”来形容。具体来说，今年起，这两地高考成绩由语文、数学、外语3门统一高考成绩和3门学生自主选择考试科目成绩构成，作为高等学校录取的基本依据。同时，两地均不再分文理科。

对于高校来说，改革后，录取学生的成绩标准，从以往的单纯看一次高考成绩，变成了依据三门学科高考成绩、依据三门自选学科的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此外，还要参考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即“两依据一参考”。

多层衍生效应

新高考制度带来的连锁反应是一系列的。考试科目排列组合多元化之后，志愿填报和录取的方式，都需要进行大刀阔斧般的调整。而这，对于考生、高校以及考试院来说，都带来了新挑战。

曾有机构统计显示，以前，各大高校在上海招生几乎只有3种模式：只招文、只招理和文理兼收。对于考生来说，此前实施的“3+1”的“1”也只是“单项选择”，考文科的“政史地”只选一科，考理科的“理化生”只选一科。如今，不分文理的“6选3”，学生成绩组合更加多样，将有15-20种。

受此影响，上海市的高考招生单位由学校改为了“院校专业组”。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副校长叶银忠介绍，今年该学校设置了4个“院校专业组”，分别是“物化生、物化史、物化地、不限”，每个专业组里包含几个专业大类及更多专业。如建筑学专业属于工科，但带有技术和艺术相结合的特点，就被归类在“物化史”专业组。

不少大学招生负责人都表示，这一变化有助于提升高校与考生间的匹配度。同济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廖宗廷认为，专业组制打破了原来的学校分数线概念，每个院校专业组都有一个独立的录取分数线，有助于高校和学科专业凸显自己的办学特色。

还有观点认为，随着“文科生”、“理科生的”概念在存在30多年后逐渐淡出高考制度，以往冷门的生命科学、地理、历史等科目，都在文理不分科的大背景下“热”起来,导致一些学校这类科目任课教师资源紧张，甚至可能催生几所学校“共享教师”或者教师“走校”授课等现象。

新政策“查漏补缺”

每年涉及全国几百万名考生的高考，被称为我国的“第一大考”，将这项制度进行全面“更新升级”绝非易事。之所以先从部分地区开始试点，也正是需要从探索中总结经验，及早发现问题并不断完善政策。

日前业内有消息称，新高考改革下，学生自主选科产生了“理科萎缩”的现象，重要标志就是今年理科选考科目的学生比例，相比文理分科时代有明显下滑。据统计，浙江在文理分科时代，选择理科的学生占比约为65%。而在浙江2017届高考学生中，选择任意一个理科选考科目的学生比例都比以往文理分科时有明显下降，以物理为例，浙江全省29.13万名考生中选考物理的只有8万人，而在上海这一占比也只有总人数的30%，远低于改革方案出台时的预期。

然而，我国高校对于招收学生的知识结构普遍存在着明确要求，在“理科萎缩”的条件下，学生的理科综合素养会带来高校人才培养的难题。在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此前对江浙沪若干重点高校的调研中，不少理工科高校或学科甚至表示，需要对大一学生进行系统的补课，才能让学生满足培养要求。

此外，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王烽还表示，学业水平考试要“选考”，学校就要提供“选课”，不同课程的复杂排列组合使得原本固定的教学班级无法维持，走班制将成为授课的基本形式。但学校无法预估哪个学科的选考学生多、哪个学科的选考学生少，这就需要更多的师资力量承担教学任务，而这样的条件在一些欠发达地区是难以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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