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自然，难；认识社会，更难。当一门门自然科学像繁星一样布满科学的“太空”，把人类智慧之光照射到自然界的深处，不断发现自然规律时，人类对社会的认识却仍然停留在表层，历史规律仍然在人们的视野之外，社会“科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从历史上看，自然科学脱胎自然哲学，社会科学则蕴含于道德哲学之中。伴随着现代工业革命，社会科学从道德哲学中分化出来并获得了自身的独立形态。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在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进入市场经济，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之后，“社会的关系”占据了统治地位，社会与个人处于形式上的对立时，社会才真正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社会科学也由此产生。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使社会“科学”真正成为科学。但是，社会科学又不同于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功能、学科性质等方面，社会科学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在研究对象上，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这个对象是人之外的客观存在；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关系，这个对象就生成于人的活动中，而人是社会的主体，是社会关系的承担者。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本身的存在。“客观过程的两个形式：自然界（机械的和化学的）和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列宁的这一观点实际上说明，自然运动和社会活动属于两种不同的发展形式：自然运动是以一种自发的、无目的的方式存在着；社会活动的主体是人，人们总是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从事社会活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从规律起作用的方式看，自然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是在自然界诸因素自发的、盲目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自然规律也是通过这种自发的、盲目的相互作用实现的；历史规律得以存在并发生作用的条件是在人们自觉的、有目的的活动中形成的，并只有通过人们自觉、有目的的活动才能实现。离开了人们的实践活动以及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历史规律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载体和发挥作用的场所。自然运动是自然界诸因素自发的、盲目的交互作用，在它的背后没有利益诉求，没有愿景构想，没有目的设定；社会活动则是人们自觉的、有目的的交互作用，在它的背后是人们的利益诉求、愿景构想、目的设定。一次地震可以毁灭一座城市、众多人口，一场战争也可以毁灭一座城市、众多人口。可地震就是地震，在它的背后没有利益诉求。战争不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和延伸，政治又是经济的直接而集中体现，因此，战争的背后是民族、国家、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要求。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显然不同于自然科学。

研究方法的特殊性

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质实体，看得见、摸得着；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物质实体，而是社会关系，看不见、摸不着。由于自然事件的可重复性，这种物质实体的运动过程可以在实验室重新模拟，再现出来。所以，自然科学的主要方法就是实验室方法。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观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对于自然科学来说，这实际上具有普遍意义，而不仅仅是“物理学”。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物质实体，而是社会关系，倍数再高的显微镜看不透社会关系，再好的望远镜看不到社会关系，再敏感的化学试剂测不出社会关系，再先进的计算机也算不出社会关系……更重要的是，与自然事件不同，历史事件不可重复，历史过程具有不可逆性。无论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无论是日本的“明治维新”，还是中国的戊戌变法；无论是美国的独立战争，还是中国的辛亥革命……都是不可重复的，都具有不可逆性。因此，社会科学不可能运用实验室方法，只能运用科学抽象法分析典型。所谓典型，是指某种社会关系发展的最为充分、最为成熟的单位。分析典型可以使我们“窥一斑而知全豹”，可以看到这种社会关系发展的“未来的景象”。例如，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就是通过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典型（英国）和政治发展的典型（法国）进行的。分析典型只能用科学抽象法。“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马克思语）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这实际上具有普遍意义，而不仅仅是“分析经济形式”。

学科功能的特殊性

从学科功能看，自然科学所要把握的是自然运动规律，自然规律主要表现为动力学规律；社会科学所要把握的是社会活动规律，即历史规律，历史规律主要表现为统计学规律。一般来说，动力学规律揭示的事物之间的规律性关系是一种一一对应的确定联系，它表明，一种事物的存在必定导致另一种确定事物的发生。同时，在动力学规律作用下，偶然现象可以忽略不计。统计学规律揭示的不是事物之间的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一种必然性和多种随机现象之间的规律性关系。对于统计学规律来说，不仅不能忽视大量的偶然现象、随机现象，相反，正是在大量的偶然现象、随机现象中才能表现出规律性。历史事件的发生大多具有随机性。在社会活动中，事物、现象如果不是“大量”发生，它们之间就表现为一种非确定的联系；如果“大量”发生，它们之间就表现为一种确定的联系。这就像抛掷同一枚质量均匀的硬币，出现正面或反面都是随机的，但在大量抛掷情况下，出现正面或反面的概率都是1/2。

正因为自然规律主要表现为动力学规律，历史规律主要表现为统计学规律，所以，自然科学既能预见又能预报，社会科学只能预见而不能预报。所谓预见，是指以规律为依据的关于发展的必然趋势的判断；预报则是对某一事物在确定的时空范围必然或可能出现的判断。自然科学既能预见自然运动的趋势，又能准确地预报自然事件的发生，如天气预报；社会科学只能预见历史活动的趋势，而不可能准确地预报历史事件的发生。即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理论，也不是历史进程的时间表，而是历史发展的路线图，是基于历史规律而作出的关于社会发展趋势的判断。这就是，“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邓小平语）。

学科性质的特殊性

在学科性质上，自然科学就是纯粹的知识体系，它本身不存在价值观念的问题，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价值中立。社会科学在总体上却具有二重性：既是一种知识体系，又是一种意识形态。作为知识体系，社会科学体现着人们在认识社会方面所达到的成就，“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作为意识形态，社会科学又以其独特的范畴体系体现着特定的民族、阶级或阶层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黑格尔哲学是这样，凯恩斯主义是这样，自由主义是这样，新自由主义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则是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

意识形态与政治密切相关。社会科学不等于政治，但政治需要社会科学。没有经过社会科学论证的政治，缺乏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缺乏认同感和凝聚力，很难得到人民大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拥护。同时，社会科学也不可能脱离政治，作为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科学总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蕴含着政治，总是具有这种或那种政治效应。在社会科学中，不存在价值中立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不能成为某种政治的传声筒或辩护词，因为社会科学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但是，社会科学也不能远离、脱离政治，因为社会科学与时代的统一性首先是通过它的政治效应实现的。政治学就不用说了，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都是如此。

适用范围的特殊性

在适用范围上，自然科学发现的规律具有普遍性，自然科学也因此具有普适性，不分民族、国家；社会科学把握的规律更多地具有特殊性，或者说，社会科学所把握的规律在不同的民族、国家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殖民地国家赢得了政治独立，同时在社会发展道路上选择了资本主义，力图在“西化”的过程中实现现代化。然而，这些国家在“西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实现现代化，或者处于扭曲的“发展”状态，或者连原先的那种不发达状态也未摆脱。究其根本原因，是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社会现实，这就使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社会发展规律。

因此，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自然科学追求的是普遍，社会科学追求的是特殊，需要具有民族特色。当代中国正经历着中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一变革和实践必然引发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必然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开辟出新的广阔的社会空间。因此，我们应当也必须立足中国实际，站稳中国立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科学，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社会科学，从而反映中国理念，体现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拓展中国道路，为世界贡献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

社会科学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但这并不是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如同冰炭不能相容。历史和现实都表明，自然科学本无意向社会科学献媚，可它的方法和成果往往又影响了社会科学的面貌；社会科学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内含并集中体现着文化，因而其发展往往又使自然科学的发展获得丰富的文化内涵。人类是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实现自我发展的。离开了自然科学，人类不可能有效而合理地改造自然，离开了社会科学，人类不可能有效而合理地改造社会，因而也就不可能改造自身，实现自我发展。在当代，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要想走在时代的前列，不仅需要发达的自然科学，而且需要繁荣的社会科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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