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日就乡村教育调研时发现，在中、西部交界的山区，悄然出现“四周崛起，中间凹陷”的教育“天井县”，映照出一个令人忧心的问题：人口基数大、密度高、长期相对缺乏关注的中部地区，在东部资源汇集、西部政策利好的现状下，是否正逐渐成为农村教育的“洼地”？
２０米小桥，划出农村教育贫富差
从长沙驱车７小时，穿过数座大山，才能到达位于湖南西南角的国家级贫困县——通道侗族自治县。这里地处武陵山、雪峰山两大山脉之间，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也是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
通道县位于湖南、贵州、广西三省份交界区域，与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贵州黎平县接壤。作为“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县，通道县产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落后。
牙屯堡中学，位于湘、桂、黔交界的核心区域，是通道县牙屯堡镇唯一一所乡村中学，有初中３个年级，７０８名学生中，汉族学生仅３０余人，绝大多数是侗族，还有少部分苗族。
从牙屯堡中学坐车到通道县城，需要一个多小时，但离贵州林溪中学仅４０分钟车程。尽管“比邻而居”，但与三江县、龙胜县、黎平县相比，不少方面差别很大。
以教师待遇为例，牙屯堡中学的教师平均薪资在每月２１００元左右，用校长吴必钢的话说，“两千元工资，如果只在乡下住着不进城，还可以维持，但是不敢生病，病不起。”而在相邻各县，教师平均薪资水平至少高出千余元。
全国人大代表、通道县一完小校长蒙兰凤向记者举例：三江县沙宜村和通道县甘溪村相邻，两村之间架了一座不到２０米的小桥，“桥东头和桥西头的两所学校，老师工资差了一大截”。
除教师待遇外，学生资助、补助情况也有较大差距。吴必钢说，这里的学生绝大多数家住侗寨，几乎都是留守儿童，“属于侗寨里面比较穷的家庭，勉强维持生活”。但国家财政发放的每年１２５０元贫困寄宿生生活补助费，学校只有４０％的学生可以申领。
“真正需要这笔资助费用的学生比例在８０％到９０％，所以只能‘轮流坐庄’，除了特别困难的，其余名额只能今年给你明年给我。”而据通道县提供的材料，在属于其他省份的相邻地区，这一项补助的覆盖比例是１００％。
另一项“差别政策”是学生营养餐。“有家长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学资源，背着铺盖带着家当从大山里出来，把孩子送来县城读书。”蒙兰凤告诉记者，学生营养餐补助计划，通道县仅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享受，而且广西等一些地区，这一补助是城市农村全覆盖。
“通道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整体来看就是一个大农村，在县城学校上学的孩子大多来自农村贫困家庭，却享受不到营养餐。”蒙兰凤说。
一线之差天壤之别 政策不均造就教育“天井县”
“政策阳光能不能更多照耀我们？”蒙兰凤、吴必钢等基层教育工作者不明白，“明明是紧紧挨着、‘山同脉、水同源、人同俗’的相邻县，为什么通道却成了被裹在中间的一个教育‘天井’，各种资源都是‘凹陷’的？”
湖南通道县、广西三江县和龙胜县、贵州黎平县基本县情接近，皆以侗族为主，均属武陵山连片扶贫开发地区。广西、贵州的三个县呈Ｕ字形环绕在通道县的东、西、南方向。截至２０１２年，通道县侗族人口比例最高。
通道县提供数据称，２０１２年该县ＧＤＰ总量在四县处于末位，比其他三县均少１０亿元左右；财政收入上，２０１２年其总收入、公共财政预算收入都处于末位。
记者了解到，尽管经济状况处于末位，但由于通道县没有被列入西部大开发等多项政策倾斜扶持范围，因此在扶持政策上与周边不少地区存在较大差距，教育领域尤其明显。
通道县教育局计财股股长莫政林介绍，武陵山片区农村中小学教师享受津贴，在湘西自治州这份津贴由省财政全额承担，而在通道县，省财政补助６０％，县财政需配套４０％。“上级政策要求教育配套资金比较多，２０１４年通道县本级财政配套９０６．１万元，仅这一项就占县本级财政收入的５％。”
湖南省教育厅教师处一项摸底调查显示，目前湖南乡村教师人均月收入２４８３元，待遇低导致偏远乡村学校的教师流失严重，“贵州省的乡村教师待遇远高于湖南，湘黔交界处的怀化市等地，不少教师向贵州省所辖的附近学校流动。”
莫政林说，在学生补助方面，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面存在较大差异。广西的民族自治县、边境县、国家级扶贫县补助面１００％，而通道县仅４０％。２０１３年，通道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有７７４７人，但得到补助仅４４７１人。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补助面和县财政配套同样存在差异，莫政林说，广西上述县补助面４０％，且所需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按８：２分担，而通道县仅补助３０％，且分担比例为６：４。
事实上，通道县因受地域制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很多。如果依据城乡低保家庭幼儿、孤残幼儿、烈士等子女、父母丧失劳动能力幼儿、少数民族特困家庭幼儿等标准计算，通道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数占比达５７％。
另一个数据，或可侧面说明贫困生补助比例的不均衡：从农民人均纯收入来看，截至２０１２年，通道县处于末位，比三江县、龙胜县和黎平县分别低１１３０元、９０６元、８５３元。
教育“洼地”：“不东不西”的尴尬
教育“天井县”湖南通道，是中部地区教育现状的一个缩影，映照出一个令人忧心的问题：中部地区的义务教育，是否呈现出“不东不西”的尴尬现状？
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眼里，答案是肯定的。他以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为例告诉记者，西部经费是中央和地方财政８：２解决，而在中部这一比例是６：４。“这种划分，是由行政区划来硬性划分的，一部分中部地区经费甚至比西部还紧张。洼地确实存在，而且有一段时间了。”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与湖北省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指出，２０１２年东、中、西部小学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分别为９６０３元、４１６６元和６０６１元，中部地区仅为东部、西部地区的４３．２６％和６８．７３％；人均教育财政支出方面，２０１２年中、东、西部地区分别约为９００元、１６００元和１３００元，中部同样处于末位。
资源差距和政策倾斜的效果开始显现：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增长速度落后于西部，中部地区正逐渐成为农村教育“洼地”。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２０１４年３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全国３１个省份教育事业统计数据和２０１０年１８６个区县校级调查数据表明，中部地区小学和初中均衡水平、教育发展水平增幅均低于东、西部。
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则显示，中部地区教育行业年人均收入水平最低，在师资、办学条件等方面也落后于东部地区和部分西部省份。
事实上，近年来国家对中部地区教育投入逐年加大。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中部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得到更多关注与支持。
然而，与中部“掉队”的现状相比，任务仍然艰巨。
对此，储朝晖建议，破题“中部新洼地”的整体思路是实现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把硬性的宏观区域划分，转化成对个体的关照。”实际操作中，他建议将行政区划进行细化，考虑到同省不同区县等具体情况。“对地区经济能力、发展现状的评估要更科学全面，多维度进行。”
还有受访专家及业内人士呼吁，扩大中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补偿性政策覆盖范围，形成向中部倾斜的政策体系。例如，促进中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全面比照实施西部大开发等相关政策；中央财政予以中部农村义务教育以重点支持，并适当降低地方政府配套比例；中部地区农村教师地方津补贴和“三险一金”实施中央专项补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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