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

何其芳在1938年11月写下了《我歌唱延安》这篇文章。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延安”两个字在知识分子心中有着别样的分量。这种“延安光环”不仅深深影响着国内的知识分子，同样还蔓延辐射到了海外学子当中。

抗战爆发的消息传到海外，犹如一声急促哀凄的集结号，在每个求学游子心中吹响。抗战前期，海外1万多留学生中，有8000多人在抗战开始后1年内，千里长驱，回到此时破败萧索的祖国。八年抗战造成了全国无数个“小家”的大流离，而有志之士也在这漂泊动荡中，凭着胸中报国的信念，从四方聚集成了一个“大家”。“延安”如同一片圣域，成为很多留学生心目中报国救民的代名词。

从海外，到一穷二白、黄土纵横的陕北一隅，正是心中的一团火，点亮了前行道路上未知的险阻艰难。

这些奔赴延安的海外学子中，大部分是进步的左翼学生，也有少数共产党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思想界渐渐掀起了“马克思热”，这股“马克思热”随着出国潮逐渐延伸到海外，其中以留日学界回应最为热烈。当时左翼留日学生组织的进步文化团体多达二三十个，参加人数约有五六百人，占当时留日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抗战爆发后，中共东京特支领导东京各进步文化团体，将这些进步同学分期分批安排进归国留学生中。战时奔赴延安的留学生中，留日学生占了大多数。“狂飙诗人”柯仲平就是其中之一。留日期间，柯仲平曾组织在东京的中国云南籍留学生成立“理践社”，介绍研究马列主义著作。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仍在东京的柯仲平于1937年8月秘密归国，历经3个月的辗转路途后，柯仲平终于来到延安。

初到延安的柯仲平即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工作训练班组长，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同年12月，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救亡协会成立，柯仲平任副主任。

延安波澜壮阔的生活带给这位诗人无尽的灵感，《边区自卫军》《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两部歌颂工农斗争生活的长篇叙事诗于1938年相继写成，这也是解放区诗坛中较早出现的描写工农斗争生活的著名长篇。正如柯仲平在诗中写到的：“他们的乡土和他们的血肉永远分不开。”柯仲平就这样一头扎到了延安，用自己的笔和眼，记录和赞美着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

如柯仲平般在延安投身战时宣传与政治工作的留学生不在少数，他们大多利用自身的知识优势，担任教员，发展边区教育。当时，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陕北公学等，均有归国留学生，或为学员，或为教职员。

1935年，冼星海从法国巴黎音乐学院毕业回国，投入抗战歌曲创作和救亡音乐活动，创作大量群众歌曲，并为进步电影《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话剧《复活》《大雷雨》等作曲。后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并赴武汉与张曙一起负责救亡歌咏运动。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上海话剧界战时演剧二队，进行抗日文艺宣传。

1938年9月，冼星海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全体师生的邀请电报。于是，他高兴地对妻子钱韵玲说：“我们到延安去吧。”说走就走，这年11月，两人携手奔赴延安。在延安，冼星海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并在女大兼课。在鲁艺，他负责音乐理论、作曲的主要课程，还教授音乐史及指挥。1年半的时间里，他进入创作的巅峰期，谱写了《军民进行曲》《生产运动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作品。特别是诗人光未然作词的《黄河大合唱》经冼星海谱曲，成为了旷世千古的绝响。1939年5月11日，在延安庆祝鲁艺成立周年晚会上，冼星海穿着灰布军装和草鞋，打着绑腿指挥《黄河大合唱》，在场的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连声叫好。更有许多人唱着“风在吼，马在叫”，走向抗日战争最前线。

当时的延安犹如一块“磁石”，不断放射出光芒，吸引着进步青年。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学习与工作中接受了马列主义，投身共产主义事业。当时，八路军和新四军中汇集了一大批留学归来的文学家和艺术家。

版画家刘岘，1934-1937年在东京帝国美术学院留学，1938年归国后加入新四军第四支队；剧作家杜宣，1933-1937年留学日本，抗战爆发后立即回国，组织部分进步青年进入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工作；作家陈子谷，在日本留学，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便回国直奔延安，先入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四军第二支队担任敌工干事。

此外，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田间、高长虹，皖南文联副主任蒲风等，均是战时归国留学生。

除留日学生赴延安大潮外，留学欧美的学生也有部分奔赴抗日根据地。与留日学生相比，欧美留学生一般学历较高，更加受到根据地的重视。

当时在延安学历最高的人——陈康白，就是个“洋博士”。1939年中共中央创办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时，副院长陈康白和教育处长屈伯川均是新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博士。陈康白后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为边区的科技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毕业于柏林大学经济系的江隆基回国后，初以西安绥靖公署政治处上校秘书身份协助中共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42年被任命为延安大学副校长，肩负重任。

当时延安的科研力量较为薄弱，欧美归国的一些理工科留学生，是抗日根据地所急需的人才，他们的到来，大大补充了边区的科研力量。1942年，中国共产党在淮南解放区筹办淮南大学，约聘1939年回国的留美工程师、土木建筑专家陈端柄。他毅然放弃之江大学的教授职位，欣然应允淮南大学教职。

抗战爆发后，留美归国博士、有机化学家邢其毅放弃眼前优越的研究条件，立即回国，在上海中央研究院化学所任研究员。为了支援抗战，寻找抗疟药物，邢其毅跑到云南边境河口地区收集金鸡纳树皮，开展有效成分的分析研究工作。在大后方目睹了国民政府的腐败，邢其毅决心寻找新的救国道路。1944年，冒着生命危险，邢其毅从大后方来到中共抗日前线皖北解放区天长县，参加新四军的工作。后来在淮南军医大学担任化学教授，从事药物研制和生产，为新四军的药物供给作出重要贡献，并为解放区培养了一批药物学人才。

抗战时期，如邢其毅、陈端柄这般奔赴抗日根据地的留学生具体数量已不可知，粗算大约在200人以上。这虽然只占了战时归国留学生的一小部分，但对于急需高级专门人才的抗日根据地来说，已是值得令人振奋的数字了。可以说，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和科技事业取得长足的进步，与归国留学生有着紧密的联系。

这些留学归来的学生，犹如一股股强有力的新鲜血液，在延安这片土地上奔流、活跃着，为这片土地带来了明亮的色彩。他们不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者，更是延安鲜活的希望和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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