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让第一线了解情况的人做决策
备受关注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上海市“两校一市”综合改革方案获批之际，复旦大学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悄然启动——
从2015年1月开始，校内各个院系获得更多办学自主权，不再“吃大锅饭”、等待学校资源的“计划分配”，而是自己拿出人力资源、学科发展等规划，凭本事竞争，学校根据院系规划进行资源配置。
“改革不是向国家伸手要资源，更重要的是如何盘活存量、激发每个学院的办学活力。”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朱之文说，“让学校审批决定每个具体学科的发展、选聘人员、分派资源，肯定不如院系更加知根知底。要让第一线了解情况的人做决策，决定人财物该用在哪。学校对各院系、学科自身的常规发展扮演审核、监督角色，腾出精力，谋划少量单个学院无法完成、关系学校发展大计的重大项目。”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正共同探索现代大学治理制度，复旦希望在困扰中国顶尖大学许久的学术治理和运行模式上，取得根本性突破。用校党委副书记刘承功的话来说：这是“换一种活法”。
校院两级管理改革，意在破局
权力过于集中、管理效率不高、组织协调不力、办学活力缺乏……近年来，围绕中国高校大学治理体系开展的讨论中，时见这样的论断。事实上，随着社会与高校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上，传统的治理模式逐渐显现出不适应性。
此次因何将校内综合改革重点放在“校院两级管理”，刘承功坦言：“一方面，深化改革若一味依赖外部政策倾斜、大量资源投入来推进，产生的边际效应只会递减； 另一方面，只有激发基层学术组织的活力，才能让大学发展获得更大动力。”
事实上，院校两级管理也非新生事物，包括复旦在内的不少高校曾有尝试。复旦大学早在2002年就试水两级管理改革。当时，生命学院一位“海归”院长千方百计争取到在学科建设方面试点两级管理的机会，然而没过多久，就举手放弃了：“用人用钱都说了不算，拿什么做学科建设？这个管理权还是收回吧！”
校方也不是没想过下放用人权、财权。“985三期”执行过程中，复旦曾再次试行经费使用权下放。部分院系有了财权后，在其他资源配置仍沿用老机制的背景下，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曾有院系负责人遭遇这样的问题，“有了钱，可以买设备了，而院系却没有足够空间放设备；好不容易腾挪出空间，又没有足够研究生资源开展科研……”院系有了钱、有了权，却没有相匹配的机制保障，发展仍多掣肘。
2013年学校第十四次党代会上，治理体系改革再次提上议事日程。经过两年多次调研讨论，数易方案，2014年底，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方案正式出台，2015年1月开始启动。随之而来的，还有人事、财务、资产管理、总务后勤等配套机制方面的一揽子改革举措。
“那些能够制定出优质发展规划，并且已经形成了高水平学术共同体的院系，将在财务管理、人事聘任、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上获得充分的、实质性的自主权”，学校有关负责人告诉，原先学校主导院系发展以及资源分配的管理方式将成为历史。
“动不得的奶酪”，怎么动
教育部综合改革试验的推进，将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推入“攻坚阶段”。何谓攻坚？业内人士指出，大多数可以改的、容易改的项目，各高校基本都在做了，剩下的硬骨头，才是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在我国的许多高校中，人事、财务、资产、后勤，这四项资源大权，就是“动不得的奶酪”。
为了更好地推进校院两级管理，学校已推出人事管理、财务管理等配套改革方案，扩大学院在财务、人事管理上的自主权。
财务管理改革中，最核心的一项是全额预算，所有的预算收支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盘子当中统筹平衡。举例来说，过去学校处室分头设立各种专项，各学院分别申请，容易陷入资金管理条块分割、碎片化的情况；如今，由学院统筹各方面资源后自主编制预算，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以后，向学校报备，校方根据学院体量及管理运行实际需要核拨，今后一年间，学院运行经费由学院领头人“一支笔”自主管理。
在人事制度改革中，学校根据校内基本政策及校院两级人力资源规划，将各类岗位及相关资源整体打包配置给学院。学院在人力资源规划框架内，自主开展教学科研人员预聘和流动科研人员聘任。人事处处长钱飚举例，预聘人员，主要指初步招入的学术科研人才，实行“六年非升即走”，这部分聘用由学院自主决定，到了由预聘转为长聘环节，才由学校进行评估审核。据了解，由于这部分改革“动静”较大，将首先在校内部分学院进行试点。
不过，学校管理层挺有信心。复旦大学物理系2002年起试点“校院两级管理”，逐步形成以院系为主体的“预聘－长聘”制，在质量控制环节严格把关。新晋师资需获得系里教授大会三分之二的同意票才能获“预聘”席位。获聘者6年后还将被教授大会投票评估，获得四分之三同意票的人才能获得“长聘”位置。这一制度甚至比学校相关规定更为严格，虽然给新进的年轻人带来相当大的压力，但也确保了引进人才的高质量，效果理想。
流程再造，如何倒逼两头
这几天，校内改革正式启动，来找财务处处长苟燕楠“谈心”的人多了。
个别院系负责人来谈，因为预算多了少了想不通；学校职能部门负责人来谈，过去手里有项目有资源，现在相当一部分管理权划到学院，“我们部门干点啥？”
对许多改革进程中的高校而言，下放资源、流程再造、机制创新并非终点，执行这一机制的人，能否接受、适应并最终承担起新的角色、新的职责，也是难关。复旦大学同样面临挑战：如何避免“一放就乱”？
2014年底，教育部核准了 《复旦大学章程》。学校利用制定和完善 《复旦大学章程》之机，展开了全校各级规章制度的全面梳理。到目前确认有效规章制度总数为520件，废止和宣布失效文件、制度655件。同时，学校通过完善学术委员会、学位分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等基本治理组织，为学术组织发展提供保障。目前，学校已修订完成《学术委员会章程》、《学术规范实施条例（试行）》、《学位评定委员会章程》，并完善了教学指导委员会运行机制，为院系学术治理架构建设做好了顶层设计。
在这一基础上，校级行政部门精兵简政，不怕“伤筋动骨”。据悉，从2012年7月开始，学校机关部门从42个精简到33个，首批进行改革的25个机关部门内设科室从125个精简到83个。中国的大学中，人事部门往往“底气最足”。而这次，复旦大学人事处内设科室，从11个被精简到了6个。未来，通过校内流动校一级行政管理人员与学院一起的比例，有望从7:3变为5:5。
与此同时，对学院掌门人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学院做好本学院学科发展规划、人力资源规划，乃至各类教学培养和课程培养规划的前提下，学校才会把各类岗位及相关资源整体配置给院系学院，然后由院系根据本学科发展的状况，自主决定运行模式和实施方案。“只有院系具备了承接两级管理的能力，相应的权力才会下放。”一位学校负责人在全体院长系主任会议上强调。
手记
大学变革的破局
一个多月前，《北京大学综合改革方案》正式获得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备受关注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上海市“两校一市”综合改革试验，全方位铺展。
令人关注的是，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南大学等高校纷纷向有关部门请缨，部分高校还在第一时间递送了改革方案。人大召开了三次综合改革工作会议专题讨论会。而复旦经过两年酝酿，也启动了力度和规模在国内罕见的校内管理体制改革。
高教领域这种普遍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决心如此迫切，可能包含对陷入“改革洼地”的担忧，若不及时跟上大部队，或许将在政策、资源竞争中失了先机。但更为关键的原因，或许是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清醒认识。
随着高校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依靠大投入、局部政策倾斜刺激大步发展的时代正在过去，高校的“增长模式”也如同经济领域一样，面临从“粗放型”外延式发展向“集约型”内涵式建设的转变。无怪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改革方案中，都将“建立完善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和治理体系”，作为改革的目标和方向。
大学正涉入改革“深水区”。原因之一，在于未来改革的方向，势必影响到用人、用钱、教学资源的深层次利益；其二，校内机制的变革也亟待与社会大环境中体制机制之间更好地相互适应。
更为关键的是，不同国家之间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以及文化传统的差异，在选择教育发展模式、教育发展路径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高校发展模式尤具独特性。中国高校的发展虽然可以有所借鉴，但必须坚持“中国特色”。这条路，前无古人。
这是大学新一轮改革的破局，又何尝不是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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