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智慧财产权组织」（WIPO）拉美分部主任马萨尔（Carlos Mazal）24日在亚松森指出，姑且不谈已开发国家每年投入GDP的2.5%至3%用於科技研发，邻国巴西及乌拉圭也分别达到1.4%及1.0%，反观巴拉圭却只有0.06%。此外，整体而言，拉丁美洲已在全球科技创新的行列中落於末位，因此该组织正持续与美洲开发银行（BID）合作，研拟拉美地区及各别国家的智慧财产发展策略。

资源分配失衡，导致巴国长期以来缺乏推动科技研究的能力，各大学及研究机构也鲜有研发成果。例如负责推动科技研究及创新的「国家科学委员会」（Conacyt）在2012年政府总预算中所分配到的经费不足800万美元，这与2008年的70万美元相比，成长率不可谓不高，但实际金额仍然低的可怜，这其中还包括日常行政及人事开支，相对地国会拨给各政党的补助金则高达5,000万美元。不过，近年来政府及社会各界也逐渐意识到有必要强化与国内产业发展相关的科技研发，因此在国际及区域组织的财政支援下，国科会已陆续推动多项鼓励方案，特别是高级人力资源的培育。

自2008年开始，国科会利用BID提供的专案贷款建立了《推动科技研发方案》（Procit），透过补助的方式来鼓励国立大学及公立研究机构培养科技领域的青年研究人才。在Procit的架构下，去(2011)年总共有十三件研究案获得补助，总金额63万美元。

其次，国科会也与产业界合作进行生产技术革新，对象多为农、林、渔、牧、资讯、服务等行业的同业组织，俾令研发成果能让多数人共享，去年的总投入金额为32万美元。另外，国科会在去年也开始实施一项《国家级研究人员奖励方案》（Pronii），年度经费约140万美元，其方式为在国内选出二百余名学者列为《国家级研究人员》，并依其级别给与不同程度的研究补助。

至於巴国各国立大学，虽然有意培育科研人员，强化研究能量，但碍於自有研发预算甚低，难有具体成果。以国内首屈一指的国立亚松森大学为例，去年度的校内研究经费总共仅约12万美元。本年度亚大原拟推动一项聘请巴国留外学者返国担任全职研究人员的计画，并藉以提升硕士生及博士生的研究潜能，然而相关预算却在国会遭到全数删除。

亚大工学院院长贝纳尔（Abel Bernal）要求政府必须订定一套科技政策，以利长期研发计画的推动，否则在目前「要钱没钱、要人没人」的情况下，任何教师及学生都不会有意愿投入研究工作。

本文章来源于台湾教育部，请我们一起了解下台湾教育的一些情况吧。台湾与祖国大陆一样，有着浓厚的重视兴学办教的传统。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就在台湾开始兴办教育事业。17世纪中叶，在孔庙设立“太学”，陈永华为“学院”，也是“太学”的主持人，可以说是台湾最早由中国人自己建立的学校。陈永华不仅自己鼓励乡社办小学，还重视高山族的教育，鼓励高山族送子弟入学。清政府治理台湾后，更重视台湾的教育事业，在台湾逐步建立府学、县学和社学，历任巡台长官都兼任台湾的学政（教育长官）。福建巡抚沈葆桢入台主持防务后，为发展东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指示举办“番学”，从此高山族的教育得到了重要发展。台湾逐渐建立起包括“太学”、府学、州学与“番学”在内的初步教育体系。当时的“太学”，相当于今天的高等教育；府设府学，州设州学，可以说是一种中等教育；乡社设社学，即乡塾，为初等教育；“番学”为少数民族教育。同时台湾也开始实行科举制度。台湾建省后，第一任巡抚刘铭传推行革新，在教育上先后设立了“西学堂”、电报学堂等学校，已具备现代学校的雏形。如西学堂有较完备的设施，课程不再限于儒家经典，还设有外语、历史、地理、测绘、算学、理化等。这些措施，为台湾现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台湾教育的起源1630年代，跟随荷兰东印度公司来台的传教士干治士（GeorgiusCandidius）利用罗马拼音将台湾新港附近的平埔族语言文字化，并利用该文字开堂教授圣经。该文字因为 东印度公司传授于平埔族新港社，所以称为新港文或新港文字。1636年，荷兰传教士罗伯图斯·尤钮斯（RobertusJunius）更开始在新港社创立学校招收平埔族学童，教授新港文、圣经与罗马文字。后来，南部平埔族大社中，通通都有类似由传教士设立的教育机构。这些学校，就是台湾教育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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