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9时30分，备受关注的“留学生刺母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汪某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

刺母只因索要生活费遭拒

今年3月31日，赴日留学5年的汪某乘坐飞机从日本东京抵达上海浦东机场，在东京登机前，汪某曾致电母亲急需生活费，但遭到母亲拒绝。在浦东机场航站楼，汪某与前来接机的母亲发生争执，拿出尖刀对母亲头部、手臂、腹部、背部多处进行砍、刺，毫无防备的汪母受伤后最终倒地。汪某随即被赶来的机场民警抓获。到案后，汪某在描述自己袭击母亲的情形时表示，当时脑子一片空白。

2011年6月，经司法鉴定，汪某患有精神分裂症，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但具有受审能力。8月1日，公安机关以汪某涉嫌故意伤害罪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9月14日，检察机关正式向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10月19日，该案在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时，公诉机关指出，汪某应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依法应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鉴于被告人汪某作案时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汪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作为受害人的汪母则表示自己做母亲的“不称职”，没有及时带儿子治疗精神疾病。据称，在今年日本地震时，儿子曾经告诉她“耳朵里有异响”，而早在2009年，她和丈夫也已发现儿子的行为有些异常。

当法官询问“为什么会带两把刀”时，汪某表示，两把尖刀是为了“防身”。汪某还说，其在日本留学后期曾多次搬家，总觉得“住到哪里，就像人家跟着我、整我”。汪某的辩护律师在庭审中为汪某进行了“无罪辩护”，律师认为，根据检方提供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谈及汪某“自知力无”，这证明事发当时他已经完全丧失了辨认自己行为的能力，既然作案时属于发病期，主观意识已经丧失，汪某应当不负刑事责任。

故意伤害还是“自知力无”

今天，在被儿子刺伤整整7个月后，身形瘦小的汪母第二次在法庭上与儿子“遥遥”相见，只是这一次，她和儿子一起等待的将是法院的一审判决。

9时35分，本案审判长、浦东法院刑庭庭长马超杰宣读了判决书。

法院认为，被告人汪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法院予以支持。至于辩护人提出根据鉴定报告汪某案发时“自知力无”，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不构成犯罪的意见，法院认为，司法鉴定意见书上所称的“自知力无”是指被告人汪某在谈及日本经历时，对自身患有精神疾病的病情没有主观认识，缺乏“自知力”，而不是指汪某案发时自身行为丧失了辨认和控制能力，因此以“自知力无”来否定被告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是片面的，更是对“自知力无”的误读，法院对于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综合考虑案件的起因、被告人的主观恶性、犯罪手段与危害后果，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审判长详解为何轻判

今天宣判结束后，记者在第一时间采访了审判长马超杰。

马超杰表示，虽然司法鉴定书明确表示汪某作案时“处于发病期”，汪某辩护人也在庭审中反复强调这点，但是对于司法鉴定意见，应当全面、客观地理解，“鉴定书的分析意见非常明确，被告人汪某案发时虽然处于精神分裂症发病期间，但他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马超杰具体解释道，鉴定书中这样说：“本次伤害母亲行为源于因为要钱与母亲发生争执，而并非受幻听、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的直接影响，但作案时处于发病期，细腻情感方面存在明显障碍，对作案行为的控制能力削弱。”也就是说，此时的汪某并没有完全丧失辨认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只是这种控制能力有所“削弱”，因此根据刑法第18条第3款的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马超杰指出，刑法第18条根据精神病不同情况及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影响，将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分为三种：第一种即第一款，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不负刑事责任。第二种即第二款，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负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第三种即该条第三款，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负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在发病期间，并非一概不负刑事责任，而应根据病情轻重缓急、辨认控制能力是否全部或部分丧失，通过鉴定来确定其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还是限制责任能力。”

马超杰表示，法院在量刑中主要考虑了以下几点：首先，被告人汪某持刀连续捅刺被害人，直接导致其母重伤，且受伤的9处伤口中有3处是重伤，案发地点又是在国际机场这一特殊场所，法院在量刑时酌情予以了考虑；其次，汪某案发时仅具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到案后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第三，考虑到该案是由家庭纠纷引起，被害人对被告人已经表示谅解，酌情可以从轻处罚。最后，法院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对被告人汪某作出了以上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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