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在即，一批研究生新生也将跟随导师开始他们的读研生活，不过他们将面临着比师兄师姐更严格的评价与考核。7月中旬，教育部下发了一份名为《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特别提出对研究生实行严格的中期考核和论文审核制度，加大淘汰力度；同时也要改变单独评定研究生导师资格的做法，防止形成导师终身制。

其实，改革研究生培养方式，建立研究生淘汰机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提法。恢复高考30多年，我国已经成为研究生培养大国。以博士生为例，目前我国在校博士生已超过28万人，每年授予博士学位的数量超过5万人，人数仅次于美国。但是研究生培养质量却一直被社会诟病，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也一直是高校一提再提的目标。很多高校都出台过通过中期考核淘汰不合格研究生的制度，也有一些高校制定了淘汰研究生的比例。但是实际上，被淘汰的大多是未在规定年限内拿到足够学分，没有完成论文，或者没有到校注册主动放弃的。

在国外高校拿到博士学位，则难得多。据一项关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史的研究显示，德国硕士生淘汰率为27%，美国博士生淘汰率为38%。反观国内高校，这种情况少之有少，大部分还是“严进宽出”甚至是“严进全出”。

不久前，在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学家论坛上，清华大学的胡事民教授“自揭家丑”，把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最近4年毕业的200多名博士生与美国计算机学科排名靠前的几所高校博士毕业生进行了比较。

胡事民教授对这些学生所发表的论文以国际认可的标准进行了量化打分，他发现，我们培养的优秀博士生是可以和美国同专业顶尖学校的毕业生较量的——都能在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或是期刊上发表两篇以上论文，甚至有的学生水平要超过斯坦福、卡内基梅隆和普林斯顿等学校的毕业生，但是如果比较所有学生的平均分，则差距较大：我们有一半的学生没有能力在国际刊物或者会议上发表论文。

经过对比，胡事民提出，如果加大博士生淘汰力度，不要这么多的毕业生数字，我们最优秀的博士还是可以和世界着名高校一比高下的。但是他很清楚，博士生淘汰，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重重阻力和困难。很多导师对自己的学生要求并不严格，普遍“放水”。

胡事民教授的这番体会绝不是特例。记者多次在关于博士生培养的论坛上听到导师们不自觉地“吐槽”：带学生除了指导学术，最怕的是学生想不开自杀、恋爱失败心理出问题，年纪大的导师要当学生的指路人，年轻些的导师要当学生的知心大哥大姐；如果学生不能毕业，导师会比学生还要紧张：害怕学生说毕不了业，找不到工作，被女朋友甩了，妈妈整天唠叨叹气……

上海一所高校一位指导出全国优秀博士生论文的导师先后有4名学生出了问题，结果这位老师在学校被“挂号”，经常要汇报学生的情况，因为学校怕学生出问题，被教育主管部门追责通报。而出问题的这4名学生，都不是因为书读得不好，而是因为感情问题，其中有一个纠结于爱情，五六年时间不能做研究，最后还是导师出手帮其完成了毕业论文。

现在很多导师都很清楚，要想培养出一名优秀的博士生，不仅要鼓励他们有搞研究做学问的刻苦和韧劲，还要培养他们强大的抗压、抗挫折能力。因为一旦出问题，导师会首先觉得对不起学生的父母，他们辛辛苦苦把孩子培养到大学又读了研究生，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全家的希望都在孩子身上。

面对“读博士失败了，就等同于人生的失败”这样的社会观念，导师备感无奈。于是，不仅想方设法帮助自己的水平较弱的学生完成论文，还“同流合污”相互帮忙，帮助同行的学生通过论文答辩。有一位教授，曾被外校请去参加博士生的论文答辩，面对“惨不忍睹”的论文，这位教授给了个不通过，从此，这所学校再也没有请过这位教授。

除了导师、学校的诸多“怕”，研究生淘汰机制一直不能落实，从根本上来说，是源于大学的淘汰机制不健全。入大学像进了保险箱，本科生很少有因不符合培养质量要求“被淘汰”的。高等教育金字塔的底座没有建好淘汰机制，研究生阶段也就很难建立起来。

有教授提出，扩大直博生比例，在入学两年之后，通过考核把一半的直博生淘汰出去，经过一轮淘汰，博士生的整体质量自然就能提高了。可在现行政策下，这几乎行不通。

一位985高校的老师有过这样的经历，他的一位博士读不下去，想转校，就写了一个报告，给研究生院，研究生院再报到学校，学校半年集中审批一次，再报到北京市教委，然后北京市教委再报到教育部，学生已经到了毕业的年限，转学的报告还没有批下来。

要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就必须加大淘汰力度，对此，人们已经形成共识。但真正要让导师们敢于淘汰不合格的学生，还需要扫清各种障碍，构建一个让导师不“怕”、没有顾虑的环境。否则，建立淘汰机制还是难以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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