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瑞典皇家科学院Beijer Hal新闻发布现场热闹非凡。相比去年的6名获奖者，2013年诺贝尔物理、化学、经济的8名获奖者，让原本狭小的新闻发布台更显拥挤。

在新闻台上，因最早将计算机引入实验而获奖的诺奖化学奖得主、66岁的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结构学教授迈克尔·莱维特（Miachle Levvit），无疑是其中最有活力的一个。

他用手中的“土豪金”iPhone5S与采访媒体对拍的举动，直接秒杀了脚上穿着黑白波点袜子，有着意大利血统的经济学奖得主、被称为“现代金融之父”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尤金·法马（Eugene Fama）。要知道，往年发布会上，经济学奖得主都是最受欢迎、最爱发言的，而今年发言最多的人则属于莱维特。

在会后接受本报专访时，莱维特说，电脑已成为下一代不可缺少的工具。66岁的他在个人的facebook上分享自己的获奖经历，他98岁的老母亲也会用电脑发信。

而对中国年轻科学家，“多点独立性，减少对权威崇拜，年轻人应该在20多岁时有自己独立署名的论文。”他建议。

30天前，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公布，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成了欢乐的海洋。今年总共12名诺奖得主,两名都来自该院。

一个是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该院分子与细胞生理学系教授托马斯·聚德霍夫（Thomas C. Südhof），一个就是该院的生物结构学系教授迈克尔·莱维特。

连庄

斯坦福医学院再获化学奖

实际上，来自医学院的科学家获得化学奖在诺奖历史上并不奇怪。去年诺奖化学奖得主布莱恩·卡比尔卡（Brian Kobilka），也是来自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分子与细胞生理医学系的教授。在去年接受本报采访时，纯医学院背景出身的卡比尔卡就表示，现代医学与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已经紧密相关，不分彼此，跨界获奖是必然的。

莱维特本人也有多学科的学术背景。他从小喜欢数学，拥有物理学与计算机生物学的学历，同时在大学期间教授化学、物理学与生物学分子结构课程。

莱维特获得化学奖，使他成为斯坦福医学院历史上第9名诺奖得主。对莱维特来说，获得诺奖源自一项他40年前的研究成果，莱维特与多名诺奖得主交往密切，对他来说，得不得诺奖，他已然宠辱不惊。

回忆公布结果的那个晚上，莱维特告诉本报记者，他是一个淡定的人，在凌晨1时就上床睡着了，而电话是在当地时间2时50分打给他的。对于获奖，他98岁的母亲十分高兴。莱维特说，能邀请将近100岁的母亲来到斯德哥尔摩，亲眼看到他领奖，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而至今，他98岁的母亲，依然坚持自己租车去旅行，使用笔记本电脑上网、发邮件。而他在以色列的兄弟与孩子们，也为他感到骄傲。

莱维特说，诺奖改变了他的个人性格。因为，此前他从没接受过大众媒体的专访，不知道怎样跟人说话。一个月前，面对采访他还不知道要说什么，而现在他对自己的未来很清楚。

奇才

25岁读完博士成3个娃的爹

三名犹太裔科学家包揽2013年化学奖，在以色列引起了轰动。因为，莱维特不仅拥有美国国籍，还拥有以色列、英国国籍。这也使他成为最近20年在化学奖领域，以色列的第六名诺奖得主。

1947年5月9日，莱维特出生在南非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5岁时，他随父母搬去英国生活。此前，他已在南非一所以黑人为主的大学里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一年。

20岁时，他从英国伦敦的国王学院的物理系本科毕业。21岁，犹太人莱维特回到以色列国防部工作，并在那里认识了自己的妻子瑞娜。随后，莱维特又和妻子一起回到伦敦结婚，并跳过硕士学位，直接在剑桥大学生物学系攻读计算机化生物学博士。其间，莱维特的三个儿子陆续出生。

从21岁到25岁，莱维特一边攻读博士，一边加入了剑桥大学著名的分子生物实验室(Laboratory of Molecular Biology, LMB)。这个实验室，不仅诞生了最著名的DNA 模型，还有不包括莱维特在内的12名诺贝尔奖得主。

26岁开始，莱维特从剑桥大学分子生物实验室回到以色列一所大学教书并进行博士后研究。此间，莱维特是世界上第一个对DNA和蛋白质的分子动力学进行模拟的科研人员，并为此开发了第一个研究化学模型的计算机软件。

实际上，莱维特获得诺奖的成就也正是在30岁前完成的。在上世纪70年代，他以先锋的姿态将电脑应用到了生物学与化学研究中，使得今天的化学家可以用电脑来展示化学分子结构的模型，分析蛋白质、基因等对生命产生的作用。

32岁时，莱维特再次回到以色列一所大学担任化学物理学教授。38岁开始至今的27年里，莱维特一直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结构生物系任教。美国不少以研究DNA、艾滋病等为专长的知名少壮派科学家都曾受到过莱维特的指导。

传奇

千万美元购容量1MB电脑

“发展复杂化学体系多尺度模型”，这就是今年莱维特与另外两位美国科学家马丁·卡普拉斯(Martin Karplus)和亚利耶·瓦谢尔(Arieh Warshel)一起获得诺奖的原因。

对普通人来说，“多尺度模型”、“复杂化学体系”这样的专业术语晦涩难懂。如果把今年诺奖成就翻译成通俗语言，那就是引进电脑进入化学研究，并打通了链接经典物理学与量子物理学的桥梁。

在40年前，莱维特开始用计算机来研究蛋白质的分子动力学，是学界难以想象的一个创举。这其中不仅需要天才的想象力与智力支持，还必须有丰厚的科研资金支持。

在学界，莱维特被人所津津乐道的趣事之一，就是他在上世纪70年代在以色列教书期间，花费了1000万美元，为自己的实验室配置了一台容量只有1MB的研究生物学专用个人电脑。在当时，1MB已经是世界顶级的生物实验室配置。而现在莱维特花费1000美元的iPhone5S都有32G的内存。

通过今年三个诺奖得主的努力，如今化学家在计算机上所进行的实验几乎与在实验室里做的一样多。从计算机上获得的理论结果被现实中的实验证实，之后又产生了新的线索。此前，经典物理学和量子物理学被认为是相对独立的，而通过计算机模拟分子反应的过程后，连接经典物理学与量子物理学的那扇门被打开了。通过计算机模拟实验将理论简化，人们就可以对大型的化学系统进行模拟计算。对蛋白质分子、基因等多项生命产生进行研究。

按照三国国籍，目前莱维特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英国剑桥大学、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担任教职，并每一年往返于美国与以色列之间授课。他的三个儿子则分别从事生物科技公司的生意。在莱维特看来，儿子们既希望像科学家一样独立自由，又不想熬着辛苦像他一样夜以继日地去实验室做实验，做生意就是能平衡两者最好的选择。

“无论做什么，人必须遵从你内心最直接的感受，这样你才能把事情做好。”66岁的莱维特说。

对话莱维特

我最喜欢川菜

别太担心雾霾

广州日报：你觉得获得诺奖在你预料中吗？

莱维特：我觉得自己生来就是为了生活快乐的，科学家的生活太苦了。我的许多同事都是诺奖得主。我周围很多人也都期待诺奖，但一旦期待落空就会失望。我把诺奖当成自己的一个梦，得与不得我都有这个梦，就不会有失望。诺奖公布那天是美国加州时间凌晨2时50分，但我在凌晨1时就准时上床睡觉了。

我不会像其他人在那天紧张得睡不着。所以诺奖对我不是期待，却是一个惊喜。

社交媒体和电脑越来越重要

广州日报：作为一份大众化的报纸，能向我们的读者们通俗解释一下您获得的诺奖成就吗？

莱维特：电脑应用现在很普及。人们无时无刻不在用电脑，用来预测天气、研究股票趋势。我的诺奖成就是最早将电脑应用到化学研究领域。化学研究不是指小范围、单一的分子，而是无数的结构与大范围，并从中建立一个简洁的计算机模型来研究。就好比预测天气，要用整一年的天气数据来建立模型。研究化学也是如此。对我来说，我对用计算机来研究化学感兴趣，而它让诺奖委员会认识到了这对物理化学与生物化学的贡献。但我认为物理化学已经是一个过时的概念。因为今年，计算机已经应用到了世界的各个领域，电脑才是科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总之，电脑很重要，对人类下一代很有用。

广州日报：那你到过中国吗？

莱维特：我来过中国三次。北京一次、上海两次，我还坐火车去了西宁和拉萨。我爱旅行，在学术会议后，我会自己转一下，感受在这个国家像本地人一样是什么样的感觉。我既喜欢中国的超豪华酒店，也喜欢简单的小饭馆。我还特别喜欢中国的美食，在美国旧金山有很好的中餐。

广州日报：你喜欢中国美食？面条还是其他什么？

莱维特：我会使用筷子，有时我都带着中国的筷子在衣服口袋里。我尤其喜欢川菜，我告诉餐厅我要特别辣的，然后厨师就会用“看看他吃完会怎样”的表情看着我。（笑）上来各种各样的带辣椒的菜，但我还是吃了。我是个辣不倒的人。我还喜欢喝青岛啤酒。

广州日报：喔，青岛啤酒。你真是个旅行家。

莱维特：中国是一个很适宜旅行的国家，中国人都比较热情。现在我比较关心的是中国的生态环境，听人说几个大城市的雾霾都比较严重。但我个人并不担心。因为在上世纪60年代，我曾经生活过的伦敦雾霾同样很严重。

中国科学家获诺奖或需等20年

广州日报：你出生在南非，求学在英国……

莱维特：是的，然后我在美国、以色列教书。我在很多地方来回，我很喜欢这种奔波的感觉，我的妻子瑞娜则待在以色列。比如，即使我不会中文，我在中国也待过几个月，像一个普通中国人一样生活，感受自己内心的平静与中国文化。即便世界各国的文化不同，但其实世界上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科学是沟通各国文化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我的学生中，有中国人、匈牙利人、印度人、瑞典人，我们在一起很快乐。科学让人更容易成为旅行家。

广州日报：你对在你研究领域的中国年轻科学家有何评价？中国何时能获得诺奖？

莱维特：我觉得中国科学家获得诺奖只是需要时间的等待。我的诺奖成就是在上世纪70年代，距离现在已经40年了。我认为中国科学家可能只需要20年就能获得诺奖。另一方面，中国十分欢迎从国外回国的科学家，这是我非常高兴的。

年轻人要有独立性

广州日报：获奖之后，你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

莱维特：我想说是再得一个诺奖，不过这是开玩笑。我从来不会说我已经做了一生中最好的事情。因为做了人生中最好的事，剩下的就是面临死亡，看着生活一天天往下滑。所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如果觉得40年前我有多牛，那么接下来的生活将十分困难。我想，接下来，我想帮助年轻人取得成就。

在中国，年轻学者都是四十多岁，这是中国的优势。但很多60多岁的年长学者却占据了资源。我想，应该给中国的年轻学者更多机会。此外，年轻科学家要多点独立性，减少对权威和年长科学家的尊重或是崇拜。在自己20多岁时要有独立署名的学术论文。文/本报特派记者 王丹阳 图、视频/本报特派记者 王丹阳、刘晓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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