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申遗涨价”事件
2010年8月17日，南岳大庙门票价格调整听证会在南岳电信宾馆举行。历经三个多小时，最终南岳大庙门票成功地由目前的40元/人次调整到50元/人次。衡阳市物价局局长尹同君表示，调价方案将上报湖南省物价局，如获准，将在公示半年后实施。据悉，南岳大庙此次上调门票价格是为了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据了解，2007~2009年，每年进入南岳大庙的香客和游客人数分别为152万、163万和170万多人次。大庙的门票收入分别为5531.31万元、5932.73万元和6271.15万元。但与逐年上升的门票收入相比，背后负担的开支则是更加沉重。
湖南省价格成本调研队对门票的监审报告表明，高额的运行管理成本，致使南岳大庙涨价“势在必行”。南岳大庙隶属于南岳管理局，管理局下设22个部门。而此次南岳大庙门票定价成本主要包括这些单位管理运行成本与专项费用开支、单位未来建设成本。其中，单位管理运行成本包括了管理局中心景区管理处、风景资源办、门票处、旅游局、文物管理处等22个部门的人员经费支出、公用支出、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公用专项经费等。
成本审核表上显示，以2009年为例，22个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基本工资发放了1003万元，津贴905万元，奖金149万元，社会保障缴费194万元，加上“其他”一项738万余元，这22个管理部门的人员经费合计2990多万元。在《南岳大庙门票成本审核本表
湖南省价格成本调研队的专项监审报告指出，以2009年例，南岳管理局22个部门的管理运行成本按27.5%的比例计入大庙的成本为2154万余元。即相当于一张门票要承担22个管理部门运行成本的四分之一以上开支，分摊到每张门票中的费用是人均24.18元。除了高额的管理运行成本，南岳大庙每年的“专项经费”支出也很惊人。2009年，大庙旅游宣传费花费了279万余元。大维修分摊594万余元，其他大庙分摊510万余元。而在南岳管理局列出的近5年基建投资明细表中，香炉维修一项为420万元，公厕新建一项为197万元。
大庙内一位法师说，近几年只建了一个新厕所。有代表认为这比一栋楼成本还高。当地一名官员的解释是，197万元建厕所不是怪事，衡山是5A级景区，厕所必须按照五星级标准建设。因此，尽管2009年南岳大庙的门票收入达到6271万余元，但每年递增的高额管理成本，以及大庙正常运行、保护等费用不断增加，让管理者焦头烂额。记者了解到，南岳大庙上一次调价是在2006年，门票由20元/人次涨至40元/人次。衡阳市物价局建议此次调整到51元/人次，这符合国家规定门票价格在50元/人次以下的涨幅不超过35%的规定。而涨价期限，刚好过了3年，符合国家规定。
参会的消费者代表罗秋林律师对提价的理由、程序以及成本核算提出了诸多质疑。8月23日下午，他在电话中向本报记者指出，行政机关的管理成本应纳入财政预算，不能纳入南岳大庙来进行分摊。如此摊入成本，没人解释其法律依据何在?并且，成本核算中可能存在虚列成本的问题。如：在成本审核中，南岳大庙由22个管理部门进行管理，22个部门定编人数是多少?实际职工是多少?其中在岗的有多少人?这些问题，根本没有细致的陈述。此外，报告中的征地补偿达20多万元/每亩，几乎将近是湖南省规定标准的5倍。这样的高补偿令人吃惊。罗秋林律师表示，将申请行政信息公开并申请审计部门对其中开支进行审计，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目前中国拥有40处世界遗产，数量排名全球第三。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如今有35个项目正式备选“申遗”。跃跃欲试提出“申遗”的队伍，已经排到了下个世纪。而随着日前中国丹霞地貌“申遗”成功，一时间各地再次掀起“申遗热”，但“申遗”的成本却越来越高。牵头中国丹霞地貌“申遗”的湖南新宁县，为这次“申遗”花了4亿多元人民币，“中国丹霞”六地共花费了十几亿元。而2007年成功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的贵州省荔波县，因“申遗”更是欠下两亿多元的债务。各地之所以不顾高额花费，依然对“申遗”热情不减，恐怕不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历史文化资源，而主要是为了提高景区知名度，进而提高门票收入，赢取更多经济效益。“申遗”的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在目前体现得特别突出。有调查显示，71.8%的人认为，当下“申遗”功利性太强：成功申遗的景区，门票价格都得到了大幅上涨，福建土楼，上调幅度从40%至300%不等；北京故宫、天坛、颐和园、八达岭等6处景点，淡旺季门票价格均涨了一倍；张家界、武陵源等，也贵了50%……在主要目的是为了挣钱而不是更好保护遗产的情况下，不少申遗成功的地方因缺乏过硬的保护措施而屡被警告：“三江并流”建大坝问题，被世界遗产委员会警告；北京故宫、丽江古城、西藏布达拉宫被要求整顿；武陵源只重迎客，无视保护，景区内宾馆等旅游设施泛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严肃批评；张家界更是因过度开发，被世遗委员会“黄牌警告”。为“摘黄保牌”， 张家界当地政府为此又投11亿元整治环境……如此“为‘申遗’涨价，为涨价‘申遗’”的恶性循环，所造成的巨大浪费，实在令人痛心。“申遗”不能成为门票涨价的充分条件，按照国家规定，应该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游览参观点，制定和调整门票价格应充分考虑群众消费水平，不能片面强调经济利益。门票并不单纯是“经营”问题，而应看做一种管理手段，为的是保护文物、维护环境、提供服务。从这个角度而言，国家公务员网老师认为，很多地方政府管理部门，完全颠倒了其中的逻辑，因为“风景名胜”不只是商品，公益性、公共性才是其本质属性。
目前旅游景点的管理体制仍不清晰，在“市场化”旗号之下，一些地方旅游景点为追求利益最大化，重开发、轻保护，少投入、多产出。这样，提高门票就势不可免，使得消费者将最终为涨价埋单。国家公务员网老师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转嫁成本”，本质上是一种杀鸡取卵的行为，一旦使旅游消费者“心生反感”，就得不偿失了。无论政府运营，还是市场运作，都无法改变风景名胜的公益性、公共性。即使旅游资源是摇钱树，政府也只是管理者；即使风景名胜被市场化，政府管理、保护的责任也不能丢。如果把公共资源的垄断经营权当做创收手段，则更是与民争利，背离公共服务的本义。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确实是我们后人的责任，但这并不是说相关成本就该全部由游客分担——且不说门票价格可能不仅包括维护成本，还留有很大的利润空间，更何况，世遗保护和门票涨价之间并无必然关联，反倒可能构成矛盾关系。相关的旅游部门，应该学习杭州西湖景区的免门票旅游模式，此举不仅赢得了旅客好评，也给当地百姓带来了可观的第三产业收入。国家公务员网老师认为，管理部门不能只看到眼前“蝇头小利”，而忽视“免费入场”给当地旅游带来的潜在的、长期的发展机遇。
二、舟曲泥石流灾害
2010年8月7日23时左右，甘肃省舟曲县发生强降雨，不久，泥石流冲进县城，并截断河流形成堰塞湖。截至8日21时，灾害共造成127人遇难，1294人失踪，大量人口受灾。舟曲县县城位于峡谷之中，总人口达4万多人，加上周边人口数聚集起来有5万多人。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县城由北向南5公里长、500米宽的区域被夷为平地。
(2)截至2010年8月12日16时30分，甘南州舟曲县特大山洪地质灾害共造成1144人遇难，重伤住院64人，其中转院58人，出院5人，门诊治疗567人；已解救人员1243人，失踪600人。水毁房屋307户、5508间，其中农村民房235户，城镇职工及居民住房72户；进水房屋4189户、20945间，其中农村民房1503户，城镇民房2686户，机关单位办公楼水毁21栋；损坏车辆38辆。
2010年8月7日当天，中国国家主席******、总理******对甘肃舟曲抢险作出重要指示，******迅即赶赴灾区，并在专机上决定成立国务院舟曲抗洪救灾临时指挥部，要求千方百计寻找和抢救可能幸存的人员，“能救一个人就救一个人”。中央政府各部门在第一时间投入救援。国家防总紧急启动防汛Ⅱ级应急响应，中央财政向甘肃省紧急下拨综合财力补助资金5亿元人民币，卫生部派出13名应急医疗防疫专家赶赴灾区，公安部调派1780名警力驰援灾区……
2010年8月8日下午， 从中国气象局应急办获悉，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保障二级应急响应，全力配合甘肃省舟曲县泥石流灾害的救援工作。8月7日，全国降雨地区较广，强降雨分布较分散，其中甘肃、河北局地出现暴雨，河北迁安的降雨量达到108毫米，唐山达到79毫米。甘肃省舟曲县白龙江因山洪泥石流堵塞河道形成堰塞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对此，中央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保障二级应急响应，要求各相关单位严格按照保障预案应急响应工作流程做好应急响应工作。
经国土资源部、甘肃国土资源部门等专家现场查看和综合分析，初步认为四因素导致舟曲特大山洪地质灾害发生。一是舟曲当地地形地貌和特殊地质构造，是导致灾害发生的重要原因。专家分析认为，舟曲县城附近的地质构造岩性松软、比较破碎，风化程度也很厉害，比较容易发生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灾害。二是汶川地震的影响是重要因素之一。舟曲县是汶川地震的重灾区之一，地震导致舟曲县城周边山体松动、岩层破碎。因地震造成的山体松动等需要3到5年时间才能消除，但目前距离汶川地震发生仅2年多时间。三是舟曲去年四季度到今年上半年的持续干旱，造成城区周边岩石解体，部分山体、岩石裂缝暴露在外，使雨水容易进入，导致滑坡。四是遭遇强降雨。7日晚舟曲县城东北部山区突降特大暴雨，持续40多分钟，降雨量达到90多毫米，形成了泥石流，直接造成特大山洪地质灾害发生。
据2005年12月28日《兰州晨报
一场泥石流给舟曲县带来了灾难性打击。这是长期以来的“环境破坏型”发展模式种下的恶果。从“陇上小江南”到泥石流多发区，舟曲县只用了短短半个世纪。这或许是整个中国的一个缩影，在经济起飞的初期阶段，低效率的粗放式发展有其必然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长期容忍这一模式。目前，我国的环境压力已臻极限，与环境相关的事件屡见不鲜。换个角度思考，如果我们不去片面追求高增长，慢一些，也许会丧失一些“面子”，但却可以换来环境质量的改善，居民健康和幸福程度的提升。牺牲环境去发展经济，实为本末倒置的短视行为。国家公务员网老师认为，我们只有认识到原有模式的局限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避免在未来频繁发生这类环境问题。从对策角度思考，自然灾害频发，我们应该建立起严密的、有效的预警机制以集中统一、具有高度整合性的应急指挥体系指挥统一、协同配合，确保应急准备与响应工作及时有效；打造预警的“科技天眼”。科学技术是监测、预报自然灾害的利器，一个信息全面、功能先进、覆盖面广的灾情监测、评估系统在防灾减灾上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国家公务员网老师认为还应该树立预警的“全民意识”，有必要在泥石流高发区域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和相关演练，让群众学会在危机状态下自救、互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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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圣元奶粉事件
2010年7月5日，武汉市江夏区的邓女士带着1岁零3个月的女儿小菲来到武汉市儿童医院。不久前，小菲奶奶给孙女洗澡时，意外地发现孙女****处有两个硬核，一家人忧心忡忡。他们来到了武汉市儿童医院，找到了著名的小儿外科专家江泽熙教授求治。看到小菲明显隆起的****，了解了孩子的饮食情况之后，江教授用近乎“斥责”的语气说，“怎么还在给孩子吃这种奶粉，很可能就是因为配方奶粉里面的激素较多，才导致这么早就发育了!”在当日的诊断书上，江教授写道：检查双乳大，外阴充血，建议停服奶粉。但江教授的此次诊疗活动被武汉一电视节目记者录制并播出，节目曝光了小菲所喝奶粉的包装。看到节目之后，吴家山的张先生和郭茨口的王女士才对各自女儿身体莫名其妙的“发育”恍然大悟——他们的孩子和小菲喝的是同一品牌同一系列的奶粉。
郭茨口的王女士女儿小霞9个月大，辗转在武汉市儿童医院汉阳分院和武汉同济医院检测后，也得到了和小菲、小彤几乎一样的检测结果，医生的建议也是停服当前奶粉。
从化验单上看，三个女婴的“雌二醇”和“泌乳素”都较高，一般婴儿雌二醇水平应该在5pg/ml之下，但小霞达到了14.51，小菲高达12.22;婴儿的泌乳素正常水平应在0.08-0.92ng/ml，小菲体内的泌乳素水平竟达到了7.13。“这么高的数据，肯定是有问题的，奶粉作为唯一的食物来源，必须要停掉并且检测。”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杨勤教授说。事件疑点：三女婴都一直食用同品牌同批次奶粉。7月12日，孩子的检测结果出来后，家人马上给小彤换了奶粉。而小霞家里，记者发现了四个批次的奶粉包装，这四个批次中有三个批次号码是和小彤家里的奶粉批次相同的。而小菲喝的奶粉是罐装的，批次号码只有一个英文字母，但这个字母却是三个重合的奶粉批次号码中的最后一个字母。不同地区的孩子，却喝同一品牌奶粉;批号却惊人地重合，这种巧合无疑加重了人们对奶粉的怀疑。
广东省一位负责检验检疫的专业人员认为，这很可能是产奶的环节出了问题。为了催奶，饲养员会在奶牛饲料中添加激素，过量的激素会残存在牛奶中，经过加工到了奶粉里。同一奶粉品牌、批次相同，再加上该品牌奶粉人员令人生疑的表现，不能不使家长们认为——都是奶粉惹的祸。
武汉市儿童医院内分泌专业学科带头人，院中心实验室副主任姚辉表示，“儿童性早熟是一种很复杂的疾病，不能因为这三个孩子喝了同样品牌的奶粉又同时有早熟的症状就断定奶粉有问题。”她认为需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唯一的方法就是检测奶粉，对其中所含雌性激素进行检测，才能知道真相。”姚辉教授说。
三名女婴的家长曾向工商局投诉，工商局让他们找质检所，质检所表示不接受个人申请，无奈只好找到医院，医院称没有检测能力。他们有一种“投诉无门”的感觉。截至8月5日，江西省奉新县10个月女婴、山东省临沂市8个月女婴出现早熟症状，另有广东湛江3个月男婴雌激素检测超标，他们均自出生就喝所涉品牌奶粉。对于该事件，中国保健协会食物营养与安全专业委员会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对所涉奶粉进行检测，为消费者做出正面回应。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系主任何计国教授表示，尽管目前病例还比较少，难有足够说服力，但对于每个女婴来说，此事关乎她们的健康成长，不容怠慢与忽视。三个女婴年龄分别是4个月、9个月和15个月，她们的饮食主要是奶粉，其他因素虽然也可能导致性早热，但奶粉仍是需要首要排查的因素。国家质检总局授权的两大国家级乳制品质量检验中心——位于哈尔滨的国家乳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和位于呼和浩特的国家乳制品及肉类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工作人员均表示，无法对奶粉进行激素检测，理由是除某些保健食品之外，目前我国药检部门尚未开展食品检测业务。
整个事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虽然专司食品安全监管之职的部门机构早已林林总总，然而迄今为止，竟然还没有哪一家检测机构，能将“激素检测”作为奶粉的常规检测项目。即使，不管“圣元奶粉”有无责任，监管部门在关键环节(激素检测)的责任缺失，都值得我们深思。同时，问题出现后，在这种特殊背景下，我们还是希望质检部门能扮演好一个称职的“马后炮”角色，即便不能为社会个体提供无偿质量检测服务，也应该本着对公共消费安全负责的态度，对遭到家长质疑的奶粉进行质量检测，给公众一个确切的说法。从患儿家长历经波折送检无门的遭遇来看，和三聚氰胺演变成一场大的公共食品安全事件的前奏倒是异常相似：也是“相关部门”集体变成“无关部门”，也是面对患儿家属的质疑婉拒检测。本应代表百姓利益的职能部门与利益受到伤害的公民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博弈的悲剧。
“检测难，难以上青天”，这样的无奈以及产生的悲剧为何屡屡上演，国家公务员网老师认为，其背后必定有密不可分的社会根源和制度根源。一方面，是公民常识和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则是维权配套机制的繁冗和落后。如果相关职能部门继续冷漠下去，再不及时介入调查，查明儿童性早熟的真相，那么这些事件就会侵蚀着我们下一代的肌体，而且对于社会制度肌体和政府公信而言，也是一种侵蚀。国家公务员网老师认为，如果要避免“激素门”扩大为公共安全事件，只有相关职能部门履行职责，打开检测调查的大门，才能关上“激素门”。目前，厂家、监管部门及规章制度的制定部门均存在问题。首先，厂家，目前为止对此事的表示只有一个挂在网站上的《致媒体公开信
最后，是规章制度的制定部门。虽然已有规定激素是不允许直接添加到奶粉中的，但种种证据已经表明，在国内对奶牛使用激素催奶的现象是存在的。而在明知这种情况存在下，规定制订部门仍未提前在规定中设定幼儿奶粉中激素类物质的检测项目，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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