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罗甸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班仁乡金祥村则是全县最贫穷最边远的村子。这里2006年才通了公路通上电，村民们以种苞谷和油桐为生。 就在这个金祥村油落小学，13年来，李兹喜只身承担了校长、教师和勤杂工等多种角色。由于他的坚守，金祥村100多名适龄儿童无一辍学。 而在前11年中，李兹喜得到的报酬仅仅是每年365斤苞谷。按照当地市价，这份“年薪”不到300元。（《中国青年报》10月20日）

李兹喜是一名代课教师，由于学历太低，李兹喜很难考取教师资格证，而这是如今转为公办教师的一道不可不跨越的门槛。记得在2006年，教育部曾清退过一批代课教师。我想，李兹喜之所以“幸存”至今，是因为他所在的地方，实在太穷，太落后。农村代课教师的出现，与农村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由此引起的教育经费短缺有着直接的联系。以前，为了让基础教育看上去“很美”，教育部说要取消“民办教师”，于是，“代课教师”越来越多。后来，又说要让“代课教师”迈出历史舞台，恐怕，如没有经费投入，这些都非易事。

代课教师的年薪只值365斤苞谷吗？从李兹喜的从教经历就可以看出，如今，代课教师在最艰苦的地方支撑着中国的基础教育，他们承担的是公办教师不愿做的工作。在学校，就工作量方面，代课教师做着与公办教师相同、甚至更多的工作，但取得的报酬却只有公办教师的1/10。所谓“从教致贫”，我想，更多形容的正是这些没有国家财政保障的代课教师。如果这些代课教师离职，那里的孩子从此就得失学。可是恰恰这个基础教育中最需要也最缺乏的群体，却被我们的教育部门一而再、再而三地“边缘化”。

在《一个都不能少》里面，没有魏敏芝的执著，张慧科就无法重返学堂；在《美丽的大脚》里面，没有代课教师张美丽，这个村庄就没有“朗朗的书声”，孩子们就没有走出去的梦想和期待。可以说，没有代课教师，就没有农村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可是，尽管这些艺术形象打动了许多观众，却丝毫不能改变“代课教师”们的命运。在“教师资格证”这个硬门槛下，我想，魏敏芝和张美丽是永远不可能“转正”的，自然，李兹喜也不可能。有关部门常说，“教师要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在国家的财政投入和资金倾斜中，何尝不要以这些在默默无闻的“代课教师”为本。

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曾是撑过农村教育的“半壁江山”。可是，在法律文本中，代课教师的存在竟然是非法的。教师资格条例第二条规定：“中国公民在各级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中专门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应当依法取得教师资格。”代课教师的身份根本就没有得到法律认可，也无法适用《教师法》和《劳动法》，如此，“代课教师”也无法寻找到合适的法律救济渠道。代课教师虽然教学水平普遍较为低下，但没有功劳，却也有苦劳。既然“代课教师”事实上存在，国家就不应该忽视这个群体，更不能不需要的时候就“一脚踢开”。

可以设想，在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下，代课教师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仍会存在，因此，把代课教师纳入规范化的轨道，并规范劳动合同，也是应然之举。此外，从我国目前社会与教育发展现状出发，也有必要完善代课教师的法律救济制度，依法保护代课教师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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