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统一的标签来定义“90后”群体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其实，拒绝标签化就是他们最大的共性，他们拒绝被代表
钟天阳 谢莹
[ 根据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发布的《2012中国薪酬白皮书》，“90后”看重理想胜于薪金的说法，似乎成为这代年轻人不断跳槽的最有说服力的解释 ]
2012年是“90后”大学生毕业就职的第一年，据调查，从2012年开始，每年将有近700万“90后”大学生走出校园。这批带着别样标签的年轻人从未缺少过话题，从初进高校，到毕业前后，成长过程中每一个重要时间点的趋势波动都牵动着整个社会对于未来和下一代的设想。2012年12月，中国社科院发布“2013年《社会蓝皮书》”，将“90后”毕业生置于报告讨论的重心，也让社会的目光再次投向这批走出象牙塔已过半年的新生代。
该报告依据于自2010年开始的一项追踪研究，其中的一个研究重点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及相关满意度。研究对象是12所高校(6所“985”高校和6所普通高校)约6000名毕业生。报告称，尽管大学毕业生的心态已经发生转变，能够接受更低薪金的岗位，且采取多种策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但是仍难以避免在就业和生活上面临诸多社会不平等状况。在此种情形下，这代大学生的职业正展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面貌。
互联网让我敢想敢做
“90后不是一个简单的代际划分。”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沈虹，作为专家团之一参与完成了民间组织“校园营销研究院”《2012年移动中的“90后”大学生研究报告》。沈虹对《第一财经日报》说：“他们接受信息的渠道、思维模式、行为方式无疑都受到了互联网的影响，而不同于非数字化时代成长起来的其他人群。”
毕业于上海大学新闻系的王珊是这一代应届生中敢想敢做的行动派。拥有闽南人血液的她有着旺盛的精力和好奇心：从大学时期就已经通过各种社会活动摸爬滚打；混摄影圈、组织过大学生电视节；热衷音乐，甚至做过剧团、地下乐队的代理人；在高端生活杂志实习，开拓对生活的视野；在毕业之后张罗年轻人团队创办网站，同时又在继续着自己在国际公关公司的“正经工作”。
“我接受能力很强，而且很清楚自己能做什么。”面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王珊坦言自己必须保持思路清晰，“永远带着脑子做事”。在她看来，互联网的发达让她能够获取任何她感兴趣的信息，也让她有了更多机会接触社会的方方面面，大部分的工作经历都是她通过互联网找到契机的。而之所以不断地尝试新鲜事物，是为了让自己在经历中找到应该走的路。
现在的王珊，在经历过一次团队解散之后，又组织起了新的网站团队，还凭着自己的创意找到了投资人。同时她又认认真真地向父亲贷了一笔钱，在“每个月两千五的利息”下经营着复旦周边的一家以电影为主题的学生俱乐部，半年下来已经有开分店的计划。“我的视野、我的能力让我有很多路可以选择，但没有人能告诉你哪条路才是正确。我只有在不断尝试中打碎自己，接受更多的经历，才能找到未来工作的归属。”王珊说，“现在我还不愿意去定义自己，我想经历会告诉我答案，只有经历过才有发言权。”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想用统一的‘标签’定义90后群体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很多单一的社会评价对于鲜活生动的90后群体显得有些乏力。其实，拒绝‘标签’化就是他们最大的共性，他们拒绝被代表。”沈虹告诉记者，她参与调查了8座城市，访问了33所高校的大量90后。在他们所调查的这些城市里，有70%的90后在小学或初中便开始接触互联网；每天都接触网络的90后大学生达61.7%；互联网在90后中的普及率为100%。
同样在互联网信息中成长起来的叶星鑫从浙工大毕业后就来到上海工作。从事网络开发和市场营销的工作，让他始终对网络中的商机充满兴趣。近半年来，他在网上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研发手机应用软件，“每次和伙伴一起头脑风暴讨论创意点的时候，都会感觉很‘热血’，好像自己在做一件了不得的事情。”虽然工作繁忙，这股热情却没有因此减弱。他向记者坦言：“互联网中成长，让我可以在更多信息的对比中反观自己。我的生活一定不只是做好一份工作，我想抓住机会实现自己的价值。”
爱工作是因为爱理想
2012年12月初记者见到王楚晨的时候，他刚来到上海某广告公司工作不满两月，拿着不高的试用期工资。和一般应届生不同的是，他在毕业前就在老家上饶谋得了一份公务员的工作。“但也许是从上海读完大学回到老家有落差感，这份工作让我很不适应。”在小半年的工作中，他一直在思考这份工作是否适合自己，直到某次回到上海参加同学聚会，让他看到生活更多的可能性，回家后不久便辞去了工作，再次来到上海打拼。
“有些亲友会替我可惜，不过我觉得这很好。我不希望在年轻的时候没有挣扎过一下就随波逐流。只有做出这样的决定，我才不会感到可惜。”
“与其说我是个疯狂的跳槽者，不如说，我很有勇气规划自己的未来。”当“工作”与“理想”的关系愈加紧密，也让和王楚晨一样的“90后”更关注“工作”背后的生活意义。2012年5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发布的《2012中国薪酬白皮书》称，中国“80后”、“90后”员工离职率达30%以上，高出平均水平5%。相比80后离职率35.9%，90后离职率略低一些，约30.6%。报告发布初始，很多媒体竞相转载，纷纷讨论“90后”为何在短期的工作中有如此高的离职率。而其中“‘90后’比起薪金更看重理想”的说法，成为这代年轻人不断跳槽的最有说服力的解释。
“工作对于新人来说可以决定你的朋友圈，甚至可以塑造你的一部分生活状态和世界观，毕竟你刚从校园踏入社会，有一部分的世界观还没有定型，第一份工作是至关重要的。”毕业于上外的陈婷礁认为，作为新人来说工作意味着一切，可能每天从早上睁开眼到晚上闭上眼心里想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工作。而眼前这份在陶氏化学的公关工作正符合她的职业规划，让她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现在的陈婷礁希望自己短期内能在外企的公关行业有所发展，能够管理一个团队。长期的计划则是不希望自己一直为别人作嫁衣，“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开自己的公关公司。”
铆足劲让自己更强大
目前在绿地旗下云峰集团作为管培生的杨旭来自重庆，半年来最强烈的感受是：压力很大竞争很残酷。相比大学时的散漫，现在杨旭随时都要面对领导的监督和要求，因此他每天都处于神经紧绷的状态。
“因为社会学专业的职业倾向并不明显，不太好找工作，所以我尽量是找管培生的工作，这样可以从基层开始学习行业知识。”从1万多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杨旭目前的工作是在导师的带领下接触熟悉集团的业务，明年年初会去房地产板块开始正式涉足专业领域。相比当初刚刚进入职场，现在的杨旭心态更为成熟，但对待工作的热情则随着他对业务的了解而逐渐增加。“刚工作时我就像是一头饿狼想要吞噬很多东西，我有很大的野心想要做出成绩，但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工作心态反而越来越沉稳。”
杨旭对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也有着非常明确的取向，他希望自己3年内在专业领域从一知半解的初学者变成整个行业的专家，5年内成为行业内比较有影响力的人。“我在未来职业规划中更注重自身专业素养的提升，薪水只是一个辅助的参考。”
相比之下，作为一位90后导演，张家骏对未来的想法半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发现通往理想的路不一定是那么死的一条直线，甚至有可能是迂回的。”他说。
从上海大学编导专业的读书时期开始，张家骏就一直在显露他在导演上的天赋：大二的短片《多云多雨》初试啼声，到大三组建自己的小工作室之前已然获奖无数。毕业之前，他参与编剧和导演的低成本电影《操场》又入选了柏林电影节。现在的他一边以工作室接拍广告短片赚钱，一边又在筹划下一部完全由自己主创的电影。“明天就要和投资方谈剧本的细节。”说这句话的时候，张家骏腼腆的脸上透出几分兴奋。
张家骏说，很巧的是当他初进大学的时候也接受过一个采访，当时的自己就像是一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野心勃勃要在电影这条路上开创出一片天地。甚至直到大学毕业前，他仍然告诫自己做导演将会是一条艰难的路。直到他真正进入社会，接触到更多影视圈的文化，也感受到要完成一个导演梦想，能力之外有太多的不可把控。“我的年龄和资历放在影视圈这潭深水面前，太弱小了。”自己就像是超人失去了超能力，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因为面容稚嫩，他一度留起胡子，但最近还是决定剃掉，“算是承认自己稚嫩的一面。”他毫不遮掩地说。
回想起来，今年随剧组去柏林参展的时候，他发现侯孝贤和自己住在同一家旅店。当时侯孝贤正在和剧组吃早餐，他兴奋得几近鲁莽地加入对话，最后和侯孝贤单独攀谈起来。“我太兴奋了，已经想不起来中间我们说了什么，只知道最后他拍拍我的肩膀，告诉我说：‘年轻人，不要多想，要多做。’”这句话非常简单，但却在张家骏半年来的领悟中得到验证。
但张家骏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一直以来都得到各种帮助，这半年来让自己成长的机会一直不断出现。现在的他仍然坚持理想，眼下这部电影是他最大的挑战。这之后他可能出国读书，甚至从事广告行业积聚力量再投身导演事业，都在他的“可能性计划”当中。他说：“我不知道生命会把我带到哪里，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不断地强化自己。强大到有机会来了，我能抓住；有痛苦来了，我能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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