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全社会来说，每年的毕业生就业就是一次全国人才资源的配置。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和人文素质将受此左右，大学生每年都在用脚为中国城市投票，这是地方政府必须经历的“六月高考”。

“北漂叶子”的励志故事

叶子是我在南京大学的校友，是2009届新闻传播学院的毕业生。毕业后她没有留在富足的江南，而是选择去了北京。当时她的月收入是3800元，和大学同学合租，每月支付房租1200元。2009年冬，我来到北京跟叶子叙旧，她眉飞色舞地向我讲述那些只可能发生在北京的励志故事。从与她的交谈中，我意识到，北京的一切吸引着她，北京还支撑着她对未来的期待。

是什么影响着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城市选择呢？传统的解释有薪资、行业和职位。然而叶子的故事给了我们启示：还有一些不可以测量的非物质因素。它们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是否可以通过数据被验证呢？我们在此提出“非物质吸引力”的概念，为理解大学生的就业城市吸引力找到依据。

经济学认为人的幸福感来自于消费，消费越多，幸福感越高。而消费可以被分成两种：私有品消费和公共品消费。私有品指的是日常生活中例如食物、汽车这样的商品，当消费者付钱购买之后，就变成了购买者私有。与此相反，公共品是可以被分享的。每个城市都有着它们独特的自然环境、历史和发展、政府的管理和政策，因此每一个城市都提供着不相同的公共品组合，吸引大学生和投资者成为当地的居民。由于公共品往往不能用金钱购买获得，本文把公共品消费，称为“非物质消费”；一个城市提供的公共品所带来的吸引力，称为“非物质吸引力”。

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在寻找能实现幸福感最大化的“地点+工作”的组合。他们考虑的不仅仅是工资的高低，还有所选择的城市能够给他们带来多少公共品消费。那么，一个城市要提供多少公共品消费量，才足以有足够大的非物质吸引力，让毕业生们愿意放弃其他城市更高的薪资职位呢？各城市的非物质吸引力是否可以被衡量，甚至进行排名、一分高下呢？

这就要求研究者能够准确地量化、计算每个城市给居民带来了多少非物质消费。由于非物质消费往往不需要消费者掏腰包购买，如何量化消费者从公共品消费中得到的幸福感就成了一个难题。经济学家们想了一个办法，他们试图通过观察消费者的行为来推测这样一个问题：他牺牲了多少金钱来换取非物质条件。让我用以下这个例子来说明。

假设以下情景，叶子收到了两份offer，分别来自城市A和城市B。如果在城市A工作，叶子的购买力收入是2000元，而在城市B工作的话，叶子的购买力收入更高，是3000元。在物价水平相同的情况下，叶子在城市B能够得到更大的物质消费。然而她最终选择了城市A，那么可以推断理性的叶子在城市A的总幸福感至少和在城市B的总幸福感一样多。其原因是，城市A通过提供更多的非物质消费，不低于城市B。那么到这里，经济学家的问题就得到了解答：叶子牺牲了1000元的物质消费，以换取城市A(至少)价值1000元的非物质消费。 由此，仅仅从数据中可以观察到的收入信息，就可以衡量出“无法直接测量”的非物质消费。更进一步总结会发现，叶子在两个城市之间的物质消费之差，恰好等于两个城市公共品消费的差的最小值。

“北上广深”的奥秘何在

本研究采用了第三方教育咨询机构麦可思一年一度的“大学生毕业半年后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的抽样调查”中的样本数据，考察了近几年大学生就业的18个热门城市(见下表)，在考虑了房租、物价等因素以后，计算出了2010届大学毕业生在这些城市工作得到的购买力收入。

从表中可以看出，尽管“北上广深”的总收入更高，可是昂贵的租金和物价，使得在这些城市工作的毕业生们并没有太可观的购买力收入。反而是像南京、成都这样的城市，给大学毕业生们提供的购买力收入不低。回溯经济学家计算非物质消费带来的幸福感问题，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物质消费低，却有很多的大学生选择在那里拼搏，那么“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一定有着非凡的非物质吸引力。

2010届本科毕业生在18个主要城市的收入情况

(按调整物价后的购买力收入从高到低排序)

城市 平均月收入 购买力收入 调整物价后的购买力收入

天津 2895 1978 2602

武汉 2808 2165 2547

大连 2752 1968 2523

成都 3036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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