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决定着考生的最终“去向”，招生模式比考试模式更为关键和重要，甚至可以说，招生决定着考试。

中国的科举考试事实上是选官考试，1950年后的统一高考招生，在很长时间内实质上也是选拔培养干部的考试。随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突出，高校培养学生与社会人力资源需求严重脱节，现有高考招生制度的功能与职能错位及其相关问题就更加突出。因此，须及时实现高考招生主体的变换，回归教育行业内的专业测试和学生选拔制度。

这一变革可简单概括为：将高考招生从“指挥棒”变为服务人才成长发展的“服务器”，从现行以行政为主导的计划招生，转变为专业为基础的自主招生，扩大学校和学生选择权，以学生为本，建立自主、专业、透明、公正的考试招生制度。

将高考招生的功能定位于服务器，就是要能为培养独立思考、独立创造，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人才服务，能与课程、管理、教学等资源配合，发挥服务不同人才成长的作用。

高考招生改革的理想境界就是让考生与高校之间“自由恋爱”，在相互了解、自主判断、自主选择上自愿结合。消除招生办这一强势“媒婆”，形成平等、尊重、和谐、发展的生、校关系，从而增强学生信心；让层次不同的高校通过自主地专业团队程序化的判断，招收到符合自己要求的最优秀的生源，从而在整体上形成分层分类的选择机制。

当下有高度共识的是，分数决定一切，一考定终身，是现行高考最大的弊端。相对于没有客观依据的推荐，看分数是进步；相对于全面的专业评价，仅看分数又是肤浅、粗放、落后的。以专业的方式评价学生，就不会由分数决定一切，就不会一考定终身。要让政府从招生主角退出来，使考生与高校成为真正的主角， 但目前，这种改革会遭遇重重障碍：

一是当下的社会依然是官本位的体制，政府管理体制和社会文化氛围镶嵌在严格的科层组织中，大学本身也是个官僚机构，未能建立规范的权力监督制度，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基础极为薄弱，在这种环境里要建立一套专业的、公开透明的考试招生体系确实相当有难度。政府能否从高考招生中退出，取决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是否顺利，政府放权能否到位。

二是专业团队能否及时顺利建立。改革后的招生需要极其专业的、大规模的专业团队参与，能否有足够的专业人员组成专业团队，能否建立并遵循专业的规范，能否严格依照专业的规则和程序履行职责，能否获得社会公众足够的信任度，也将考验着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三是利益的障碍。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既然以更加公平为目标，就必然会调整原来计划体制下的特权利益，使一些地区、部门和人士受到影响，因此也会遭到来自这些方面的阻力。

考试招生改革当下最大的困境是，在现有的框架内，需要现有体制中的人设计出一个改革自己的方案，等于向自己开刀。如果只是由教育部门制订、公布高考改革方案，再由教育部门来实施，恐怕会事与愿违。历史上，无论是废科举还是恢复高考，都不是教育部门自行设计和实施的。当没有明确谁来改革的时候，这场改革事实上还没有真正开始。如果还停留在指望教育部门制定高考招生改革方案，那就是高考改革的定位仍然不明，仍然未走出困境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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