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州市教育局发布了《广州市中小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下称办法)，详细列出了15种违规招生行为及严惩措施。违规情节严重者，将撤销学校和个人已获得的荣誉，且5年内不得评优，校长将会被撤职。

不得不说，这一次办法规定得很细，处理措施也很明确，但是，这就能彻底规范中小学校招生吗？从眼下的情形看，未必。

比如，办法规定的违规招生行为包括，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采取考试方式选拔学生入学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借助中间方(含培训机构、参与举办的民办学校等)通过组织考试、竞赛或培训等形式录取新生的，等等。这些违规行为其实在其他地区也是被禁止的，可往往禁而不止。教育部门规定学校不得采取考试方式选拔学生，可是，由于学校办学质量不均衡，学校面对众多申请者必须选拔，那怎么选择？不允许考试，指的是笔试还是面试？如果连面试也不允许，那就只有看材料了。既然是看材料，这就有很多的“花头”，包括“条子生”，以及地下“占坑班”的学生——这也是被禁止的，可是如果学校私下进行，不是明目张胆地开班，学生只在自己提交的材料中说明自己上个什么班，教育部门有什么办法认定其是违规的？难道学生连上培训班，并把培训班经历写进材料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再发展下去，就禁止学生提交简历了，而如果禁到这一步，剩下的，恐怕只有权力择校了。

其实，对于中小学招生，最该治理的就是权力择校。措施也简单，就是要求当地公职人员子女上中小学的情况必须公示——没有了权力择校，教育部门治理学校的违规招生就理直气壮。现在想治理，学校只要拿出“条子生”，教育部门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另外，当权力择校被遏制之后，不能动用权力选择好学校的官员们，就会认真思考如何推进义务教育均衡了，而不是还维持现在的学校格局——反正自己的孩子会有好学校上。

这并非不负责任地乱吐槽，而是发生在不少地方的实际情况。一些地方都是在颁发禁令时做做样子，抓一两个典型，但随后大家该做啥还是做啥，最后受损的还是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广州规范中小学招生不能重蹈覆辙。

禁令落空跟问责机制本身也有关，现在教育部门问责学校，类似于老子问责儿子。虽然对于规定的执行，有关部门态度很明确，“接到市民投诉后该小组会判断是哪个处室的职责，并与该处室的工作人员一起展开调查；如果社会对区处理的意见不满意，还将上升到市里来督导解决”，但真正严格的问责，应该是由民主选举的社区教育委员会、家长委员会参与监督、问责。

重点治理“权力择校”，发现一个“条子生”，就对开出“条子”的官员问责，并引入社区委员会、家长委员会监督，这应该是规范中小学招生的重点。但从目前的办法中，还看不到这些，希望有关部门在听取意见时，能听到这方面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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