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方军的注意，即中外合作办学大学的录取分数线连续几年来远远高于重点线。

一所中英合办高校一年学费近10万元人民币，但其高考招生分数线已经超过了重点线。这是什么概念呢？这意味着一名家长，本可以更轻松地一年花5000元学费让孩子上大学，但家长并没有，而是选择让孩子去读费用更为昂贵的中外合作办学大学。

“这是为什么呢？”在近日于山东烟台举办的第九届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上，方军向700多名来自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中外合作办学代表抛出了疑问。

“简单地讲，就因为我们现在的中外合作办学水平高，质量得到家长和学生的认可。而通俗地讲，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和水平具备性价比。”紧接着，方军给出答案。

中国要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外合作办学须贡献中国智慧

公立大学、私立大学和中外合作办学大学，被誉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三驾马车。

其中，中外合作办学正在向世界和中国展示其独特魅力。如方军所言，如今，中外合作办学越来越受到国际和国内社会的青睐，甚至有一部分国际和国内学生放弃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入学机会，选择来到上海纽约大学。

近5年来，国内本科以上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60%的境外合作院校属于“QS”排名全球前200以内的高校。方军在年会上强调，中方合作院校通过引进、融合境外高校先进的办学理念、优秀师资和优质课程，不断提升教育质量，大大提高了中外合作办学的社会影响力和信誉度。

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统计显示，截至2018年9月，全国经审批机关批准设立或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总数为2365个，其中本科及以上机构、项目1112个。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在校生约60万人，其中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在校生规模为50万人，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已超过160万人。

在日前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扩大教育开放,同世界一流资源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为此，中外合作办学这种“不出国的留学”，责任重大，使命艰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意味着新机遇，更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

温州肯恩大学在提高高校党建质量新途径的探索，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在师资建设新机制的探索等，是中外合作办学不断涌现的成功案例的典型代表。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外合作办学研究分会理事长林金辉表示，这些说明新时代中外合作办学的政策目标确立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而且可以表述为强化中外合作办学对教育教学改革和“双一流”建设的促进作用。

今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正不断地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而且中国在全球事务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责任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此，如何培养我们的年青一代为参与未来的世界做准备？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认为，这涉及全球胜任力的培养，并且是全球高等教育都必须思考的问题。

俞立中分析表示，中国要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外合作办学大学肩负重要使命，即为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培养一大批优秀且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化创新人才。同时，中外合作办学大学又承担着培养新生代国际青年才俊的重任，这些新生代国际青年才俊愿意建立世界与中国的纽带，愿意了解真正的中国。

“中国教育要走向世界教育中心，中外合作办学应该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林金辉表示，中外合作办学几十年来有两个方面的成功经验：第一个是中外合作办学独特的制度设计，值得很多国家来学习；第二个是中外合作办学在发展中积累的大量“可复制、可推广”的办学成功经验。

欣喜的是，目前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已经关注到中国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和经验。过去几年，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经常收到来自国际组织的电话和电子邮件，希望能够与中心加强合作。林金辉认为，中外合作办学还可以为中国在全球教育治理和教育规则制定中增加话语权，贡献中国方案。例如，中外合作办学中好的模式和经验，不仅可以在中国高校内部互学互鉴，还可以反哺到外国的合作高校去。

牵住提质增效的“牛鼻子”，打造中外合作办学评估的“2.0版”

2018年7月，教育部公布了依法批准终止的234个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

“动刀子”“一刀切”“叫停”“大规模审查”“中国出手了”……一时之间，国际和国内舆论出现各种版本的关键词解读。

“我们顶着很大的压力去终止这些机构和项目。”方军告诉记者，提质增效是未来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关键，特别是，质量的保障和提升是中外合作办学的生命线。

近年来，教育部一直着力于提升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和效益。为此，教育部提高了中外合作办学的准入门槛，并实施提升质量、监管评估、强化退出机制等一系列措施，而今年批准终止234个相关机构和项目正是支持完善和创新中外合作办学监管体制的重要成果之一。

本届年会由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支持，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外合作办学研究分会共同主办，并由鲁东大学承办。方军以年会为平台指出，中外合作办学的初心是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高质量的教育需求和促进国内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为此，中外合作办学必须聚焦建立高水平、高质量的机构和项目，满足部分学生和家长对优质国际化教育的需求。同时，扩大办学效率，让办学母体，让其他大学的教育改革开放得益于高质量的合作办学平台。

林金辉解释称，新一轮扩大教育开放背景下，中外合作办学要处理好规模、速度和质量、效益的关系。适度规模是基础，只有以一定的速度发展到一定规模才能形成规模效应；而达到一定规模后，创新质量就成为关键；最后，效益是目标，因为其直接决定中外合作办学的地位和作用。

“让一个机构或者项目退出确实不容易。”林金辉坦言，但更关键的是准入机制的建设，未来要加快探索建立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的国家标准体系，逐步实现政府以标准来管理，学校以标准来办学，社会以标准来监督。

“改革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制度，这是确保中外合作办学提质增效的‘牛鼻子’。未来，我们将继续牵住‘牛鼻子’，打造中外合作办学评估的‘2.0版’。”方军表示，教育部未来将加强和完善合作办学的监管工作，以确保机构和项目的办学质量，实现优胜劣汰。

目前，教育部学位中心注重中外合作办学多样化评估，并提出一个基于客观事实的主观评价，采用“证据链”的方法，即通过证据集合证明被评估者的自我评价。教育部学位中心副主任林梦泉表示，在评估和具体评价机制上体现转型升级并实现“2.0版”，未来评估会采取多种转变，如从聚焦规范管理到更关注办学质量转变，从单一评估到到期和周期性抽评结合的办法转变，从两类体系到多元分类体系转变。本科、硕士、博士以及不同学科门类在体系上要有所区别，从限制评价材料到多信息源验证，强化评估的可靠性。

其实，中国的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今年上半年，英国召开跨境教育国际会议，就邀请了教育部学位中心主任黄宝印去介绍中国的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体系。

“通过评估发现并解决问题，从而提升质量，同时，也为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提供了支持。”林梦泉表示，中外合作办学评估会积极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争取主导权，并制定具备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的中国评估标准。

“不要用西方的标准来框我们”，未来应区域化、差别化发展

今天的中外合作办学，有这么一组数据，催人深思。

截至2018年3月，全国39所“985”工程高校中，除了办学体制相对特殊的国防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其他36所全部开展了中外合作办学。全国112所“211”工程高校中，目前只有11所没有正式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首批13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有118所也开展了中外合作办学。

“国内重点高校在中外合作办学领域已经不是‘稀客’了，更不再是什么‘生客’。”南京邮电大学郭强表示，致力于跨境高等教育的境外一流大学大多已经来华开展中外合作办学了，境外优质教育资源来源的渠道已趋于平衡。

调查发现，一些境外的知名大学这两年对选择中国的合作高校变得越来越挑剔。郭强分析称，很多欧美名校正在推进国际化进程，除了在中国开展合作办学，也在东南亚开展合作办学。为此，我们未来拓展中外合作办学需要做好心理准备去应对。

“未来中外合作办学应该结合各自地方的优势，实现区域化、差别化的发展。”郭强建议并举例说，北大、清华以及“985”高校的中外合作办学资源最好，但研究发现，中外合作办学最好的不一定是有最强资源的高校办的。

对此，鲁东大学副校长亢世勇感同身受。鲁东大学蔚山船舶与海洋学院是鲁东大学中外合作办学二级机构，从建立之初，就依据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战略定位，并立足于半岛蓝图经济区海洋装备企业特别是韩资企业，为区域经济发展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该校还围绕完善科研创新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把主动服务和服从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与中外合作办学提质增效统一结合起来。亢世勇表示，新时代地方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需要整合发展优势，因地制宜，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排头兵”。

对接国外合作办学资源，毕竟不是市场买卖。“不要用西方的标准来框我们。”面对记者的采访，林金辉发出这么一个倡议，在与国外合作办学资源对接制定标准时，中方院校必须坚持自己的标准。目前，中外合作办学出现一个倾向——过分强调“洋认证”，认为国外的就是好的。一些地方政府和高校一味强调自己的中外合作办学外方合作高校世界排名多少，并将国外的排名作为唯一依据。

“其实，很多国外大学排名是基金会或者公司排的，其依据的标准不一定符合实际。中外合作办学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学，‘洋认证’‘洋排名’只能作为我们办学的参考。”林金辉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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