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与明远教育书院日前联合邀请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许美德就中国教育改革开放40年展开对话，并就中国教育改革发展及其全球意义进行深入交流和讨论。

40年带来了教育事业和科学的繁荣

顾明远：改革开放40年，中国教育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第一是观念的转变，第二是事业的发展，第三是制度的创新，第四是科学的繁荣。

首先是观念的转变。改革开放不是那么容易的，一开始很困难，最困难的就是观念的转变。40年来，观念的转变正逐渐深化，比如，从为经济建设服务，到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人民为中心，这个观念的转变很不容易，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

其次，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目共睹。我们用了20年时间，有了九年义务教育，这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底子很薄，教育的发展全靠全国人民的支持。

再其次是制度的创新。40年来，教育的基本制度和规范建立起来了，教育法律体系也逐渐完善了，颁布了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这是制度方面的创新。

最后是教育科学的繁荣。过去，曾经一本《教育学》统天下，这几十年来教育学有了很大的发展。拿比较教育来讲，以前几乎没有比较教育学，一开始叫外国教育，改革开放后才把各个国家的教育学引进来，加以比较，借鉴他们的经验。教育科学的繁荣，还体现在我们今天的教育科学研究不仅停留在大学的课堂和实验室里，而且走到了基层。

许美德：我1978年到中国，现在刚好40年。这些年里，有两个人让我非常难忘。其中一位是复旦大学老校长谢希德教授。中国一改革开放，我就申请来中国，到大学当老师。那时候复旦大学的校长是谢希德教授，她特别热情地欢迎我，请我到她家里做客。

另外一位是西北师范大学的李秉德教授，他之前在农村小学教了好几年书，但不以为苦，反而觉得在小学真正能够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改革开放初期，他已经快70岁了，但是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

40年来我最难忘的，就是能够有机会与这样的中国学者和教授有很亲密的来往，而且看看他们的人生和工作态度，对我真正的是一个启发。他们经过那么多苦难，年纪很大了，仍全力支持改革开放，努力培养下一代青年。

此外，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和顾明远先生有关。上世纪80年代，加拿大和北师大合作开展了博士培养工作，互派博士生到对方进修，中国派了22个博士生和教师，加拿大派了15个。中方当时负责整个组织工作的就是顾明远先生，因为他做了很多工作才使得这件事情做成。当年到加拿大进修过的中国学者现在都是教育领域的领军人物和骨干了。

顾明远：这40年里最重要的教育事件就是高考。知识改变命运，高考不仅改变个人命运，也改变了国家命运。恢复高考以后，读书无用论一扫而光了，为今天国家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许美德：我觉得中国这40年能够得到这么快的发展，第一个因素是儒家文化的传承，第二个是因为有非常明确的国家发展策略，有很多很有学识、能力的政府官员和学者在推动，这样有领导力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顾明远：这40年坚持了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特别强调继承自己的东西，在教育上首先就是重新提倡尊师重教。此外，我们强调学生要打好基础并强调德育为先，培养学生成为有高尚品德的人，这都是我们的好传统。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这个文明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智慧，所以我们的发展也应该是在这个传统的基础上发展的。

许美德：我也觉得继承过去的经验非常重要，我从1985年开始访问中国的大学，去了大概200多所大学，还收集了100多所中国大学的校训。不同地区的大学有不同的经验，有一定的自主权，凡事考虑本校的历史、本校的特点和情况，这点很重要。所以，今天很多中国大学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因为有自己的传承和历史。

40年促进了教育的国际交流和相互理解

许美德：我一直有一个看法，西方应该学习中国。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研究教育一定要到中国来。1992年，我回加拿大组织了一个国际会议，谈跨文化趋势，出经费请中国的学者，也请了印度和中东的学者。我不主张文明冲突，而是强调文化对话。1994年，这个会议又在中国的岳麓书院召开，也请了北美、印度、中东的学者到中国来。那个时候西方很多学者还不愿意到中国来，但改革开放40年让更多西方人对中国及其文明更加重视并且都愿意来中国了。

顾明远：中国教育有五千年的传统，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发展很快，但是国外知道的很少。我在国外经常讲，我知道你们的教育，比你们知道中国的教育要多。现在我们的国际地位提高了，但是在教育方面我们还跟不上整个国家的发展形势。现在，我们首先要走出去。习近平总书记讲要讲好中国故事，我们也要讲好中国教育故事。其次，我们要培养更多具有国际视野、懂得国际规则、了解国际事务的人才，在国际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国际组织里，中国人还不多，这跟中国的政治地位很不相称、不相符合，所以我们的教育肩负着很重要的使命。

许美德：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大学应该开始考虑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学校和大学的发展。不少中国大学主要还是向西方的大学如哈佛大学、剑桥大学这些大学看齐。有的做法比如给教师很多的压力，要求教师在某些刊物上发表论文，而不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现在中国的经济已经发展起来了，世界上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比如“一带一路”沿线就很多，很需要中国提供教育方面的支持。

我希望中国的大学多考虑和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合作，比如东南亚国家、非洲国家，他们很希望和中国的教育学者合作。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很有前景、也很有价值，这样科学研究、教育研究都会更加丰富。

顾明远：要消除西方对中国的偏见，必须坚持开放，加强国际交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很多人都愿意学汉语。在西方国家，中国威胁论一直在不断蔓延。要消除这种偏见，最根本还是中国要强大，中国强大了人家才能看得起你。随着国家的强大，中国的教育也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现在国际一流大学都到中国来争取生源，上海学生在“PISA”测试中夺冠，英国人就到上海请50名教师到英国教课，把上海的数学课本引到英国去。

许美德：中国重视教育文化的国际交流，有自己的教育和文化外交，这非常重要，要推进中国大学与外国机构的合作。现在，西方对中国还有很多怀疑和误解，中国教育的改革开放提供了让中国的发展经验在国际舞台分享的机会。

同时，现在有很多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学生来中国学习。我刚从东北师范大学回来，和五六十位发展中国家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座谈了两三天，看到他们非常高兴有机会在中国学习，英语、汉语都很流利，可以谈论各方面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的硕士、博士生学好外语特别重要，如果外语不行，就不太容易把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文明和国外分享。

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教育模式和标准

顾明远：改革开放40年，中国教育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取得了很大成就。以后需要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内容很多，从教育来讲，一是要鼓励外国人来华学习。过去我们出去的多，现在来的也逐渐多起来了，比如北师大国际比较教育研究院有国际班，都是外国学生，以后还要吸收更多来华留学生。二是要推进更加人才培养和交流，派中国学生出去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特别是科学技术方面的成果。我国在制造、创造方面很多核心的技术还没有完全掌握，要多派一些人出去学习尖端的、有创新性的东西。

许美德：中国已经有几十年的发展经验，把西方很多先进的科技成果、其他知识与自己的发展结合起来，同时又坚持了独立自主。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到中国来学习。

西方发达国家提供的学习和课题项目研究机会常常被批评成是依附式的方式，是一种新殖民地主义，也就是西方提供经费，但是要求来的人按照他们的方式学。中国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互相尊重、相互合作的模式。中国的文明特别强调“和而不同”，可以用基于“和而不同”思想的合作模式来支援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事业，这在国际舞台一定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另外一点，中国很喜欢排名，因为排名常常和经费的多少有关，每一位校长都不得不注意这个事情。我非常反对这些排名，因为国际上的这种排名几乎都是西方的标准。

中国为什么不提出自己的模式标准？比如，中国可以出台全球师范大学排名，重视师范教育是体现儒家文明的重要举动，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坚持保留师范大学是非常正确的选择。中国的实践证明，国际舞台不仅仅只有一个模式，还可以有更多模式。中国应该坚持一条自己的道路，不能完全使用西方大学的排名方式，现在只有中国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40年贡献了一种不同的教育发展模式和道路

顾明远：中国教育发展的全球意义就在于，把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播到世界，这是它最重要的意义，也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最大成绩。中国文化讲究“和而不同”，中国教育注重培养有人文精神的人，注重培养关心世界、关心人类命运的人才，注重培养为世界的和平协调发展创新的人才。

同时，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中，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世界发展格局上出现的是稳定发展的中国，帮助13亿人口摆脱了贫困的中国，所有孩子都能接受九年义务教育、越来越多年轻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国，中国教育发展的巨大成就，是对维护人类和平、推动世界发展的巨大贡献，这也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全球意义。

这些年来，中国教育慢慢探索穷国办大教育、大国办强教育的道路，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世界教育的多样性作出了贡献。这也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全球意义。

许美德：我花了30多年时间研究中国的教育，最近在柬埔寨参加亚洲比较教育大会，有一些新的心得可以分享。我觉得中国教育发展的模式、中国援助其他国家的模式，和西方国家传统方式并不一样，更强调相互尊重和合作，这是全新的模式，也是中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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