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季已近尾声。据记者调查显示，今年的就业市场呈现出诸多“新变”，在不少地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核心并非找工作难，而是“找好工作难”。此外，大学生就业地选择日趋多元化，“新一线”城市彰显魅力;新兴产业替代制造业开始吸纳大批毕业生;深造人数逐年上升，重点高校本科生过半留学。

近年来，随着高校毕业生数量持续走高，就业问题已经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重大议题。据教育部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795万人，比去年增加30万人。如此巨量的待就业人群如何消化，不仅考验政府的应对智慧，也检验高校特色定位、专业设置的前瞻性，更有待社会及大学生发挥能动性，确实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

一直以来，迫于巨大的就业压力，高校高度重视就业季中的“签约率”，极端者甚至诱导学生提供不实的签约信息。这一做法传导给政府与社会的，则是一种盲目乐观的信息。流弊所及，甚至导致政策的误判。就业不仅关涉到国家教育战略与经济发展能否“无缝对接”，更关系到一个个具体的人及其家庭的稳定。哪怕果真是“总体向好”，也不该忽略那一小部分就业困难的大学生群体。

不可否认，随着社会的宽松，以及民众财富的积累，青年人对就业的态度也发生微妙变化，诸如“不将就”“慢就业”等，正在成为很多人越来越普遍的行为选择。从个体的权利而言，这种状况无可厚非，短期内也不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而“有闲”人群的扩大，甚至还可能酝酿出新的创意、新的业态。

然而，也应该看到，任何个体的选择其实都离不开整体环境的影响，很多就业现象的变化，说到底，仍在于现实的“遥控”，或者说，乃是对于坚硬现实的某种反拨、反弹乃至被动应对。社会在“乐见其成”的同时，也应注意到背后的深广背景，进而从制度、政策层面多一些更易与改变，以帮助更多的大学生、更多的家庭实现梦想。

为什么“找好工作难”?除了发展预期、现实薪酬等差别之外，是不是也折射出当下很多单位仍存在不规范乃至侵害员工权益的行为?或者说，在“好工作”的角逐中，也透露出某种固化的“代际传递”，从而使得社会资源匮乏的子弟很难实现阶层逆袭?

推而广之，大学生选择逃离“北上广深”，而是选择合肥这样的二三线城市，仅仅是合肥等更有机会吗?当下大城市畸高的房价，以及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难以实现普惠是否也是一个原因?每年那么多本科生选择深造，仅仅是对于学业的追求，还是在自我延迟就业?女生就业歧视的问题，何以多年来缺乏政策性纾解?

其实，诸般就业现象的背后，均对应着某种制度性的缺位。政府也好，社会也罢，不能对这些问题置若罔闻，更不能完全交由市场去调节，而是应该主动作为，做好“框架”，有效调配资源，让更多的大学生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不再游离彷徨。这是责任，也是使命。

高校毕业生当然应该转变观念，不能总是被动等待，更不能自己放弃努力。但这与政府营造一个宽松、不乏竞争的就业环境并不矛盾，而本来就是一个良性的互动过程。一个良性的社会，应该能够激发青年的理想、雄心，鼓励他们心无旁骛地往前冲，而不必担心没有舞台、得不到承认。

大学生就业可以“不将就”，而改革却只能“不停步”。当下，政府不仅要对大学生群体提供更多住房保障、就业帮扶，也应该推动高校在学科建设、专业设置等方面的变革。此外，还应该疏通越来越滞涩的社会流动渠道，给青年以希望，给社会以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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