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校长任职情况及群体特征的调查，国内外学者进行过多方面的研究。为了了解我国公办本科高校校长的特征，本调查选取了759所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本调查将公办普通本科高校分为“985”高校、“211”高校、老牌本科高校和新建本科高校四类，根据学校发展情况，我们认为，新建本科高校、老牌本科高校、“211”高校、“985”高校在办学层次上是由低至高的。

由于我国高校领导干部的原始档案不对外公开，本研究所采集的高校校长任职数据主要来自网络资源，在经过多次搜索、整理与核实后得到样本数据。统计时间截至2015年4月。在对759所高校校长的基本信息进行统计时，为保证样本信息的完整性，我们把极少数个人信息未上网或不全的高校校长资料作为缺省数据处理。另外，本次调查对象只涉及高校现任正校长，不包括代理校长、临时校长、名誉校长之类，对其性别、职称、政治面貌、学术兼职、个人特质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查。

上表显示，从总体上来看，在现任校长中，女性只占3.7%，且主要任职于老牌本科高校和新建本科高校。在层次较高的大学中，女性担任校长的比例较低，其中“985”高校校长皆为男性。2007年，中国所有“211”高校(含“985”高校)中女性校长仅占1.9%，现在这一比例不到1.8%，略有降低。而在世界最好的100所大学中，女性校长占比为15%。根据2010年“她数据”(SHE Figures)对27个欧洲国家的大学校长统计，女性校长比例为15.5%。在美国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大学中，女性校长占比为13.3%，此外，2011年美国大学校长中女性占比为26%，并且在美国各类型大学中，女性校长占比大体相当。从上述情况来看，女性与男性一样也可以作为大学的掌舵人，而目前我国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校长中女性所占比例远低于美国。

造成我国高校女性校长比例偏低的因素有多方面：其一，作为女性，相对男性而言，除了承担社会工作外，还担负着繁衍后代、照顾家庭等任务，这将会占据其较多的精力和时间，因此个人在做职业决策时，会受到家庭因素的困扰;其二，在我国，受“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女性一直被认为更适合扮演非领导型的角色，从事非领导型的工作;其三，受特定的历史因素影响，尽管我国女性的社会地位较过去有了很大提高，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普遍低于男性，机会也比男性少，从而直接影响和限制了高校女性校长的产生。

我国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校长的年龄平均为53.7岁，其中“985”高校校长平均年龄为55.3岁，新建本科高校的校长最为年轻，平均年龄为52.7岁。统计结果显示，学校层次和校长年龄之间有明显的关联，新建本科高校校长的平均年龄明显小于其他各层次学校，尤其在50-55岁年龄段，人数明显高于其他各层次学校。从整体上来看，随着学校层次的提高，年龄大的校长所占比例也随之提高，其中“985”高校校长中年龄超过60岁的所占比例最大，为28.9%。而2011年美国大学校长的年龄平均为61岁，年龄超过60岁以上的校长占比达58.0%。这说明我国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校长与美国大学校长相比还较为年轻。

我国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校长任现职时间平均为4.6年，其中“985”高校校长任现职时长为3.9年，时间最短，这说明“985”高校校长的调整频率高于其他层次的学校。而2011年美国大学校长任现职时长平均为7年，且美国近20年的大学校长任现职时长稳定在7年左右。与之相比，我国高校校长任职时间偏短。校长更替如果太频繁，就会使得学校制定的政策与制度缺乏连续性，改革也不可能深入持久，从而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不利于学校的发展，因为“领导变更经常带来风格和战略上的急剧转变，使教师和行政人员疲于应付这种变化”，同时也会导致校长注重短期利益，急功近利，难以按照教育规律办学。

在教育背景上，我国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校长中拥有博士学位的占比为71.2%。统计结果显示，大学的层次和校长的最高学位之间有显著性关联，随着学校层次的升高，校长的最高学位层次也随之升高，其中“985”高校和“211”高校校长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明显高于老牌本科高校和新建本科高校。另外，拥有博士学位的校长平均年龄为53.1岁，最高学位为硕士的校长平均年龄为55岁，而只有学士学位的校长平均年龄为56岁，在老牌本科高校中仅有一位校长是中专毕业，其年龄为53岁。这说明，学位偏低的校长一般年龄偏大。这是因为他们大都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受当时教育体制和教育水平的影响，他们很早就参加工作，通过生产实践最后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并逐渐走上校长岗位。

由此可见，拥有出色的学历背景对于高校主要领导成为校长具有强有力的影响，而拥有博士学位是成为我国高校尤其是“985”高校和“211”高校校长的一个重要条件，因为获得博士学位的校长往往能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有效地规划和管理学校的发展。同时，部分年龄偏大而位较低的校长也是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的，这也印证了已有的研究结论，即在我国的高校管理中，校长体现了“专家治理”的角色要求。

此外，调查还显示，从总体上来看，在754位校长中，有240位校长具工学背景，123位校长具理学背景，二者合计占比为48.1%。而具教育学背景的校长所占比例仅为9.3%，管理学背景的为4.4%，哲学、法学、历史学、文学等人文社会学科背景的所占比重更低。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高校里的“专家治理”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科学家治理”或“工程师治理”。而在美国的大学校长中，具有教育学或高等教育学背景的校长占比高达37%，具有理工科背景的仅占18.5%，与我国有明显的差异。

从各层次高校来看，“985”高校中具理工科背景的校长占比为84.3%，“211”高校中该比例为60.5%，老牌本科高校和新建本科高校中这一比例则分别为43.2%和45.5%。我国理工科高校占高校总数的比例为27.5%，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政府选拔校长时特别青睐理工科人才，尤其在高层次学校中更加明显。

就总体而言，我国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校长在性别、职称、政治面貌、学术兼职、个人特质等方面有着共同特征，这一群体的“肖像”是：校长，男，50多岁，中共党员，有博士学位，由本校副校长/副书记升(或者由他校校长平行调动)任现职，担任校长职务已经4.6年，既是某一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或专家，又承担教学任务和科研项目，有学术兼职和社会兼职。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当前我国公办本科高校校长的任职情况及特点作如下归纳。

第一，校长的产生主要有四种方式：内部升迁;平行调动;“空降”，即从政府官员中选拔校长;公开选拔。选拔以高等教育系统内为主，体系相对封闭，候选人来源较为单一，选人用人视野比较狭窄。尽管存在“官员返校”现象，但来自高等教育系统外的校长所占比例仍然偏低，也有上级组织安排富余干部之嫌。

第二，校长的“土著”特征明显。选拔校长时存在选择本地人、本校毕业、有本校工作经验的倾向，主要表现为：一是任职属地化明显，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局限性;二是存在较多“校友任校长”的现象;三是存在较多“一直在本校工作”的现象。层次较低高校的校长向层次高的高校校长岗位流动十分困难;在部属高校和地方高校两大系统间，校长流动并不频繁。

第三，各层次高校校长的职务迁调总体是向上的，即由副职升为正职，副校长/副书记这一职务是成为校长的潜在途径和理想途径。部属高校的校长多在本层次高校间横向流动。

第四，校长任期偏短。我国高校校长平均任现职的时间远远低于美国大学校长，而一所大学的发展进步需要有长远的发展目标，任期偏短会使得校长很难落实自己的治校理念，无益于大学的长期建设和发展。

第五，校长有着多重社会角色，非全职化管理大学。校长大多从事着与“校长”这一基本角色无关的工作，投入主业的时间和精力不够，存在身在其位、心不在其岗的角色错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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