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理论研究的系统性、专业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仅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和原创性、时代性，而且要体现系统性、专业性。如何认识和切实提升理论研究的系统性、专业性，是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
理论是规范和引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各种概念体系，系统性是理论的基本特性。理论的系统性具体体现在理论自身所具有的“向上的兼容性”“时代的容涵性”“逻辑的展开性”和“思想的开放性”。
所谓“向上的兼容性”，是指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人类文明史和人类认识史的总结、积淀和升华，而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灵机一动”“信口开河”的产物。对此，恩格斯曾明确提出，真正的哲学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哲学如此，文学、史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也是如此。这正如列宁所说，概念、范畴并不是认识的“工具”，而是认识的“阶梯”和“支撑点”。在人类认识的历史进程中和理论体系的历史发展中，概念、范畴既是认识的积淀和结晶即认识的成果，又是认识发展的“阶梯”和“支撑点”即推进认识拓展和深化的前提。理论作为认识的结果，它是专业化研究的成果；理论作为认识的前提，它又直接地构成专业化研究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正是在理论自身作为“前提”和“结果”的辩证运动中，才实现了理论自身的发展。在理论自身的辩证运动中，它具有何种程度的“向上的兼容性”，它在何种程度上构成理论的系统性，直接决定该种理论具有怎样的理论价值和理论力量。正因如此，列宁特别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宗派主义”，而是批判地继承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理论结晶。
所谓“时代的容涵性”，是指任何一种真正的理论都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任何重大的理论问题都源于重大的现实问题，任何重大的现实问题都蕴含着重大的理论问题。理论研究既要用现实活化理论，又要用理论照亮现实。从重大的现实问题中发现、提出和探索重大的理论问题，又以重大的理论问题回应、深化和破解重大的现实问题，这是理论研究的真实内容和根本途径。这就向“理论”提出双向要求：既要以系统化的理论去把握现实及其所蕴含的理论问题，对现实作出系统性的理论回答；又要在回应现实及其所蕴含的理论问题的过程中变革和更新已有的理论系统，使理论系统得以拓展和深化。只有这样，才能让“朴素”的现实变得厚重深沉，又让“灰色”的理论变得熠熠生辉。
所谓“逻辑的展开性”，是指理论在构成自己的过程中所体现的由抽象到具体的“环节的必然性”。这个过程是把理论条理化、逻辑化、系统化的过程，是把理论引向清晰、确定、深化的过程，也就是构成理论系统的概念、范畴矛盾运动的过程。理论的系统性，绝不是罗列章、节、目的“散漫的整体性”，更不是“凑句子”“找例子”式的“原理＋实例”的“外在的反思”，而是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论证过程。在理论构成自己的论证过程中，构成理论系统的任何一个“术语”，都不只是一个指称对象的“名词”，而是一个具有确定的思想内涵的“概念”；构成理论系统的任何一个“概念”，都不只是一个孤立的、自在的“观念”，而是在特定的理论系统中获得相互的规定和自我的规定；理论论证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只是一个抽象的规定，而是在概念的矛盾运动中获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丰富的规定，以至达到“许多规定的综合”的“理性具体”。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首先是把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混沌的整体表象”予以科学地“蒸发”，抽象出它的各个侧面、各个层次、各种矛盾的“规定性”，然后又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商品——所蕴含的全部矛盾的“胚芽”作为理论体系的“开端”，循序渐进、层层推进，直至达到资本主义社会“在思维具体中的再现”，从而以“理论的彻底性”揭示出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
所谓“思想的开放性”，是指理论在拓展和深化自身的过程中所实现的自我批判、自我革命和自我更新。任何一种系统化的理论，总是面对两大矛盾；一是理论体系与经验事实的矛盾，一是理论体系内部的逻辑矛盾。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人类面对的现实问题是层出不穷的，源于现实问题的理论问题同样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没有任何一种理论系统能够回答变化中的全部现实问题，也没有任何一种理论系统能够达到无懈可击的“完美”。因此，任何一种理论体系都表现为自身的建构—解构—重构的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的上升过程。肯定性的“建构”，是理论成为理论体系的过程；否定性的“解构”，是理论推进自身发展的过程；否定之否定的“重构”，则是理论体系自我更新的过程。理论体系的建构—解构—重构的过程，既是不断地总结文明史而实现更深刻的“向上兼容性”的过程，又是不断地回应现实问题而实现更充实的“时代容涵性”的过程，也是不断地调整自身的概念体系而实现更严谨的“逻辑展开性”的过程。在“向上的兼容性”“时代的容涵性”和“逻辑的展开性”中实现“思想的开放性”，构成了理论体系的生命活力和现实力量。
二
理论研究的“系统性”与“专业性”密不可分。“专业性”的理论研究构成理论体系的“系统性”，“系统性”的理论体系则深刻地体现理论研究的“专业性”。具体言之，理论研究的“专业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特定的研究领域和理论空间；二是特定的理论资源和背景知识；三是特定的概念系统和“术语”系统；四是特定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
研究领域的“专门性”。即任何一门学科、专业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这里所说的“特定的研究对象”，不只是指“对象”的“实体”性的存在，而且是指由不同的学科、专业出发所构成的“研究对象”。离开“专业化”的不同学科和不同专业，关于“社会”的“社会科学”就无法构成“专门性”的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反之，离开“专门性”的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研究“对象”，也就不存在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理论对象的“专门性”与理论研究的“专业性”是相互规定和相互促进的。理论研究的“专业化”，不仅为自己“建构”研究“对象”，而且随着“专业化”程度的提升而不断地拓展和深化自己的“理论空间”，发现研究对象的更多侧面和更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并形成关于研究对象的不断深化的认识成果。
“专业性”的理论资源和“专业性”的背景知识。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认为，“观察渗透理论”“观察负载理论”“没有中性的观察”“观察总是被理论‘污染’的”。没有相应的理论资源和背景知识，“对象”就只能是“有之非有”“存在着的无”；没有深厚的理论资源和广博的背景知识，就难以发现“对象”的“问题”和形成关于“对象”的新的认识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自觉地汲取和睿智地融通各种理论资源，自觉地激活和灵活地运用各种背景知识，才能“专业性”地从事理论研究，不断地提升理论研究的“专业性”。
构成理论体系的概念、范畴本身的专业性。“专业”与“非专业”的区别，集中体现在是否以某种特定的概念系统去把握经验对象。人们用以指称和把握对象的任何一个“名词”，都既可能是关于对象的规定性的“概念”，也可能是关于对象的经验性的“名称”。把经验性的“名称”升华为规定性的“概念”，就是把“非专业”的常识上升为“专业化”的理论。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理论研究的“专业性”，其实质内容就是把经验性的“名称”升华为规定性的“概念”。在物理学中，声、光、电、分子、原子、微观粒子这些“名词”是具有规定性的“概念”；同样，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存在、真理、价值、商品、货币、资本这些“名词”同样是有规定性的“概念”。这些“概念”不是经验性的“名称”，而是人类认识史的结晶，从而为人们“专业”地研究问题提供了不断前进的“阶梯”和“支撑点”。科学的发展史，就是“专业化”的概念不断拓展和深化、变革和更新的历史。这正如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指出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正是由于马克思从商品、货币、资本的“物和物的关系”中深刻地揭示出它所掩盖的“人和人的关系”，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术语的革命”，从而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在这个意义上，“专业性”的“理论创新”，就是在人类文明史上实现“术语的革命”；理解和把握任何一种具有创新性质的理论体系，最重要的就是真正地理解它所实现的“术语的革命”。
“专业性”的积累和“专业性”的方法。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来说，必须运用各有侧重或各不相同的研究方法，如人文学科所侧重的历史与逻辑、体悟与思辨、考证与训诂，社会科学所侧重的调研与问卷、数据与统计等。对于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来说，有三个积累是不可或缺的：一是文献积累，得道于心；二是思想积累，发明于心；三是生活积累，活化于心。理论研究既要以“钻进去”的“苦读”为基础，又要以“跳出来”的“创新”为目的。没有扎实的文献积累，就不会形成真实的思想积累；而没有深厚的生活积累，就不会活化文献积累和深化思想积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只有从深厚的生活积累中提出问题，用“心”研究，才会有精品力作，才会改变“著作等‘身’者不少、著作等‘心’者不多”的现实，才能形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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