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理论是中国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思想保证，中国制度是中国理论的制度体现和实践依据。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同志郑重宣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中国制度不但丰富了世界政治文明，而且完善了人类发展方式。研究阐发中国制度的世界政治经济意义，是我们坚定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积极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环节。
中国制度的比较优势
中国制度对世界政治的贡献，可以在中西政治制度比较中看得较为清楚。
近代以来，人类民主政治制度建构主要有自由主义民主（实质是资本主义民主）和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两大类型。在过去300余年的世界政治发展进程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主宰国内政治到主宰世界政治，建立了一个由资本权力主导的世界体系，即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上个世纪中期的社会主义建国运动和亚非拉民族民主解放运动，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对冲和反抗，瓦解了西方主导的殖民体系。当赤裸裸的经济掠夺碰壁之后，西方资本权力转而以柔性的“文化帝国主义”面目出现，俘获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权贵，在这些国家打赢了思想观念上“没有硝烟的战争”，促成了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而在这场来势汹涌的浪潮中，中国靠强大的国家自主性扛了过来，坚守了人民民主阵地、高扬了人民民主价值，成为世界上体量最大的人民民主国家。
中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体现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民主集中制既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也是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不但体现在宪法所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与“一府两院”的关系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上，而且体现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政府宏观调控（集中）和企业自主经营（民主）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坚持政府主导（集中）和多元社会主体共治（民主）的有机统一。现代政治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民主政治，民主确实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集中和权威，一个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就必然失序。因此，民主不能排斥集中。不仅如此，集中还是民主的保障，没有集中而只有各行其是，民主最终也会被伤害殆尽。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制度的比较优势，它有效避免了很多西式民主国家的无效民主现象。
政治制度上的民主集中制，体现在民主政治实践中是一种“可治理的民主”。“可治理的民主”，其结构是“民主参与—政府自主性回应—责任治理”。首先，民主参与的形式是多样的，不但有选举民主，还有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其次，政府自主性回应是区别中国制度与其他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回应是民主的一个重要过程，各种民主理论都讲回应，但西式民主的回应大多数是被动的或不负责任的，比如英国的脱欧公投，还有美国枪支泛滥而政府不能回应百姓诉求。我国政府在民主集中制下的回应是有力量的、及时的，而且是不为利益集团所绑架的自主性回应。再次，民主参与同政府自主性回应互动的结果是一种责任政治，或者说是一种责任治理。有效参与和有效回应的民主政治，必然是一种“有效的民主”，即一种“可治理的民主”。
中国制度丰富了世界政治文明
“西方中心论”是西方社会的主要思维方式。体现在其政治文明理论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历史终结论”。“历史终结论”其实是政治文明终结论，意味着世界上只能有西式民主这一种政治文明形态，不符合西式民主的政治文明都是“非民主”的或“威权主义”，必然要转型为西式民主。这种理论无视世界政治文明多样化的现实，无视政治文明和政治制度的基因与历史传承。诚然，在形式上，现代政治表现出一定的同一性，如都有社会组织、政党政治、选举政治、代议制等。但同样是推行西式民主的国家，比如印度与英国、菲律宾与美国，其治理水平为什么存在很大差别？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由各国自身的社会结构和文明基因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政治形式上的同一性并不能改变以文明基因为基础的文化多样性，不同的文明基因和社会结构直接影响政治制度的实际效果。
二战以后，世界上存在150个左右发展中国家，但没有一个因为实行了西方自由主义民主而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原因很简单：作为西式民主核心的党争民主就是要分蛋糕，当一个国家还很穷、蛋糕还没有做大的时候就去瓜分蛋糕，人们又能得到多大一块蛋糕？更重要的是，自由主义民主其实是一种以法治为前提条件的民主，没有法治的民主注定要以失败告终，这也是实行了自由主义民主的发展中国家答卷大都不及格的重要原因。进一步来看，一些曾经创造过经济辉煌的国家和地区，因为搞党争民主而出现了“逆发展”，如南美的阿根廷、欧洲的希腊和我国的台湾地区都是鲜活的案例。此外，当冷战这种外部安全压力解除之后，欧美国家的党争民主演变为没有节制的内斗，政党政治极端化，代议制民主变成了“否决型政体”，常常导致政府寸步难行。不仅如此，英国的脱欧公投实际上是选举式民主泛滥的产物，结果不但以“多数人暴政”的形式直接侵害了并不算少的“少数人”的切身利益，还直接威胁到英国的国家认同，党争民主正在演变为肢解国家的分裂性制度。
鉴于20多年来的世界政治发展实际，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最近这样反问道：（西式）民主到底是解决问题的方案，还是问题的根源？比较政治研究已经给出了答案。人类不能永远止于困境之中，而要在困境中找出路，一种替代性方案就是中国制度——这就是福山描绘的世界政治发展前景。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中国政治制度丰富了世界政治文明，而其基础正是我们基于自身文明基因探索出的政治道路。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经历了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信任危机，西方国家开始反省，公开或暗自研究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从制度比较的层面来看，中国政治制度对世界政治文明的贡献集中体现为6个“切实防止”：切实防止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党争纷沓、相互倾轧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民族隔阂、民族冲突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中国政治制度所切实防止的，正是实行了西式民主的国家的普遍现象。
中国制度完善了人类发展方式
从基本价值取向上说，人类选择好制度就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当今世界，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的“好制度”“好政策”，不但没有解决发展问题，反而因此陷于泥淖难以自拔。而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风景这边独好”。个中原因何在？对完善人类发展方式有何意义？
在工业革命以来的300多年中，人类社会发展大致经历了4个波次。作为现代化的先行者，西方国家总是力图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包装成发展模式，以便让后来者学习乃至模仿。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教授发现，在这300多年的世界经济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因为照搬了当时的主流发展模式而成功的，因为包装出来的发展模式总是被裁剪掉了很多社会条件。比如，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发展起来后（第一波），19世纪中叶流行的是基于英国经验的自由放任主义理论，核心是自由市场。但德国人发现这是一个“踢掉梯子”以防止后来者爬上房顶的理论，它掩蔽了国家的实际作用。因此，德国逆主流而行之，实行了国家中心主义的发展模式并成功登顶（第二波），其核心是强化国家作用。20世纪中叶，西方国家给出的发展方案是进口替代，但从拉美到非洲，凡是实行这一战略的发展中国家都没有成功，而东亚地区的“四小龙”则通过实施出口导向战略而成功（第三波），其发展模式的核心是政策导向。冷战之后，西方国家倡导的发展方式是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治理社会化的“三化运动”，旨在去国家化。但发展中国家本来就需要强化国家力量，再去国家化，结果可想而知。相反，中国通过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自己的制度，而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四波）。
中国发展可谓集前三波经验之大成，其中包括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综合作用，而协调这三要素的顶层设计就是中国制度。一个国家的发展主体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其中，政府权力太强大，市场和社会就会失去活力甚至被淹没；反之，如果市场中的资本权力太强大或者社会碎片化，再好的政府政策也不能起作用。因此，只有把三者有机协调起来的制度才能促进一国持续健康发展。中国制度把政府、社会和市场有机协调起来，体现了强大的制度吸纳力、制度整合力、政策执行力。所谓制度吸纳力，就是政府通过政策供给有效满足社会需求，获得社会的认同与支持，从而实现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和谐；所谓制度整合力，就是在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基础上有效整合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各种力量、各种关系，实现前述6个“切实防止”；所谓政策执行力，就是能权威地制定政策并有效地实施政策的能力。中国在这三大能力上的成功实践和经验，对于完善人类发展方式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一直主张，各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实际独立选择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因此，我们并不致力于推广自己的经验或制度。但客观地说，当前中国制度已经吸引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的目光。有的国家以中国为尺度来衡量本国制度设计的好坏与发展的快慢，有的政党开始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党校培训制度，有的国家则开始学习中国发展经济的经验，等等。这些事实足以进一步坚定我们的制度自信，进一步激发我们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人类发展提供更多更好中国方案的信心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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