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15日，“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孙中山先生的故里广东省中山市举行。此次会议的主题为“世界视野下的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复兴”，来自中国、美国、日本、越南、法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家近70家学术机构的130余位学者参加研讨会。

科学推进孙中山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王伟光在会上指出，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召开这个学术研讨会，一方面要缅怀他为近代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民生幸福而不懈奋斗的伟大精神；另一方面又要从学术上总结有关孙中山先生及其伟大事业研究的既有成果，共同研讨未来学术研究的新方向，科学地推进相关问题的学术研究，深入阐发孙中山先生思想与精神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及促进人类的和平与进步贡献学者的智慧。

孙中山研究向来是学术界研究的显学，其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都达到“学术高原”的境地，未来如何进一步深化与拓展孙中山研究？王伟光强调一是加强对孙中山先生世界观念的研究，二是加强对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思想的研究，三是加强对孙中山先生祖国和平统一主张的研究。

多元视角揭示近代中国复杂面相

新材料的发现与运用使得孙中山研究大为拓展，青年学者的崛起使得孙中山研究更具生命力，多元化的研究视角使得孙中山研究更加丰富立体，比如对孙中山相关人物或者对立面的研究，揭示出近代中国的复杂面相。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长莉从研究何天炯与宫崎滔天信函入手，揭示孙中山第二次广州政府的对日关系。与孙中山关系密切的何天炯同宫崎滔天结下了深厚友谊，并一直保持密切通信，成为宫崎滔天与孙中山革命事业之间联系的一个中介。李长莉认为，孙中山与日本关系一直存在官方与民间两个层次，第二次广州政府期间他对日本态度转冷，反映出孙中山与日本政府的关系，其中既有对日本侵略政策的不满，也有对国内反日热潮的呼应；而对于有长期关系的日本民间，则希望通过他们影响日本政府改变对广州政府的态度。孙中山这一时期的对日态度，因对象和形式呈现出官民不同、明暗不同的交错状态。

新西兰怀卡托大学李海蓉关注保皇会在澳大利亚的成立及初期活动。她认为，保皇会在澳大利亚公开发布的新闻公告及内部文件可靠性高于国民党的官方叙述，这些新史料可以探究保皇会与革命派斗争的细节，尤其是在诠释海外华人如何开始参与大变局方面，有很大价值。

近年来，以身体疾病和医疗或相关的某一内容为切入点，阐发社会历史发展变迁中的某些重要问题的研究取向，丰富了史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早年行医的孙中山在晚年患癌后是如何采取治疗措施的？这背后隐含哪些意义？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姚菲、郑珠玲提交的《疾病、身体与政治——孙中山确诊癌症及其治疗过程研究》一文颇具新意。她们认为，孙中山的诊疗过程受到政治因素巨大影响，其诊疗方式被严格选择。在对孙中山的诊疗过程中，西医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一方面与20世纪后西医在中国日渐兴盛有关，也与孙中山本人笃信西医有关，还与国民党试图打造一个崇尚科学的孙中山形象有关。但在孙中山病重时，中西医治疗方法均被采用，中医也试图利用这次诊疗在中西医之争中夺回话语权。

海外新史料拓展研究深度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名重要人物，孙中山大半生都在海外度过。如何更深入地认知“世界视野下的孙中山”成为学者关注重点之一。

研讨会上，不少学者根据新发现的孙中山海外史料深入探讨孙中山的国际影响。韩国学者裴京汉从三民主义对在华从事独立运动及国内韩国人的影响，探讨孙中山革命活动与思想在东亚历史中的意义。裴京汉提出，1910年代流亡中国的韩国志士将孙中山视为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者，把三民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作为韩国独立的支持性理念。在1920年代，国民革命“反帝”目标，成为韩国寻求民族独立的理念，孙中山及其主张得到积极的介绍，三民主义影响下的韩国临时政府主导势力提出三均主义。在1930年代至1940年代，三民主义在被介绍与翻译的同时，系统地为韩国人接受，对韩国国家建设基本框架影响至深。而根据他的研究，当时的越南也受到孙中山与三民主义的深远影响。

裴京汉认为，要对孙中山思想进行更深刻的理解，必须超越一国史的范围，有必要从东亚乃至全球史更为广阔的视野去研究，只有如此，其时代性、历史意义才更具光彩。

此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广东省政协联合主办，中国孙中山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中山市政协承办，中山市人民政府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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