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大学要在“三个输出”上发力——访全国人大代表、中山大学校长罗俊

引力波的发现，让全世界为之振奋，也让中国本土引力波探测工程“天琴计划”浮出水面。然而，一直以来，它的领衔者却甘居幕后。这位曾“30多年钻在山洞里做研究”的科学家，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山大学校长罗俊保持着一贯的低调。

3月6日，罗俊代表把他在基础科学领域深耕细作数十年的思考带到了两会大会发言上。罗俊代表呼吁，国家在布局重大科技创新平台时，应主要依托高水平大学：“中国高校，特别是高水平大学，有责任也有能力积极参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

当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中国大学如何发挥作用？如何看待对重大科技成果的迫切期待与基础研究自身规律的辩证关系？8日，罗俊代表接受了本报记者独家专访。

“大学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源头之一，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重镇，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罗俊代表如是剖析大学在服务创新驱动上的三重作用：引育、聚集和培养创新人才，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加强科研成果转化。“目前，国家对大学的期望值在不断提高，大学要在‘三个输出’上发力：输出一大批高水平的创新人才，输出具有原创知识产权的科学技术，输出对产业行业发展具有广泛作用的新型研发机构。”

罗俊代表坦言，要充分释放大学在创新驱动发展上的动力，还需不断完善政策和制度环境。这其中，加快成果转化与高端人才培养至关重要。

“中国高校的科研成果多以论文等为表现形式，可直接转化的成果仍较少。大学一方面要加强应用研究，更迅速地将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另一方面，我们希望在创新人才培养上先行先试，开展学位授予点、研究生培养等改革；特别是高水平大学，在确保培养质量的前提下，适当自行设置一些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学校迫切需要布局的学位授予点，并根据社会需求和学校规划，适度增加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招生规模，以便更好地开展科研创新。”罗俊代表说。

创新驱动发展，重应用，更要重基础。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到202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5％，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这“2.5%”的“蛋糕”，应该如何切？

“基础研究、前沿探索是一个国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关键。近年来，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不断增长。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在中国做基础研究的环境已经比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都要好。一位真正优秀的科学家想在这里做事情，其实并不差钱。”罗俊代表欣喜于整个基础研究环境的改善。但他也表示，基础研究经费占整个科研经费的比例却在相对下降：“跟整个经济总量比，基础研究投入的总量还是不够。这一比例上升越多，我们创新的源头才会越强，也才更符合基础研究的探索性和长期性。”

但事实上，如此庞大的投资往往不能立竿见影。当世界各国都在加大对创新资源的争夺时，重大突破性乃至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我们等得及吗？

“要想真正生长出原创性的重大成果，要有‘坐得住’的定力，更要有‘有耐性’的评价体系。”罗俊代表建议，对待基础研究要分类支持：“对自由探索类，如数学和一些纯理论研究领域，要允许一部分科学家成为孤独的思考者和科学世界里的自由探索者，给予长期稳定的支持，使他们能够潜心学术研究；对重大战略类，如‘引力波’研究和重大前沿基础研究等，需要科学家们协同攻关和探索，对这类研究要给予高强度的支持。”

罗俊代表呼唤全社会培育尊重科学研究规律的宽容氛围：“基础研究是探索、创新，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有时做了很多年发现此路不通，既定目标没有实现，但这并不是完全浪费。在这个过程里，会产生很多副产品，某些技术也会有不少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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