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上海交通大学在120年的发展历程中，培养了一大批莘莘学子，也涌现出一大批百年树人、奉献一生的名师先贤，正是他们无怨无悔地躬耕于三尺讲台，才奠定了今日上海交通大学的辉煌基业。新闻中心特推出学在交大名师荟萃专栏，让名师先贤的道德风尚、人格魅力、敬业精神、治学态度、教学艺术薪火相传，成为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瑰宝，营造学在交大的浓郁氛围，庆祝交通大学120周年华诞。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17岁考取秀才，后中举人，取进士，点翰林，授编修。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蔡元培携眷出京返里，曾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等职。1901年，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1902年，因墨水瓶事件而辞职。同年，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任总理。1904年，组织光复会，被举为会长。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被任命为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1907年，赴德国留学。1912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27年，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监察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倡议成立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任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后辞去各项职务，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28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蔡元培为交通部直辖第一交通大学校校长。九一八事变后，与宋庆龄、杨杏佛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推为副主席。晚年为抗日救亡事业奔波，努力促成国共合作。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在中国各界人士中引起了晴天霹雳惊惶失措的巨大反响。重庆和全国各地的书籍报刊上发表悼念他的诗词文赋，作者中有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国民党元勋，还有蔡元培先生生前亲朋好友、门生故旧。他们从蔡先生的人格、道德、学问各个方面来评论，一致称颂他为当代中国的完人。

在这些纪念文章中，有一篇是蔡元培1899年在绍兴中西学堂任监督时的学生蒋梦麟撰写的《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文笔清新秀丽，内容翔实生动，把蔡元培在绍兴中西学堂任监督时的理想、抱负和言谈举止写得栩栩如生。其中写道：光绪己亥年（1899年）秋天一个明月当空的晚上，绍兴中西学堂里嘉宾满座，席间觥筹交错，开怀畅饮，有人议论国事，有人畅谈诗词，其场景使人想起当年王羲之鹅湖修禊。这时候，一位文质彬彬、身材不高、风流儒雅的年轻才子，高举酒杯慷慨陈词：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不彻底，哼！我这时，掌声、笑声响成一片。此时的蒋梦麟还不认识这位才子，旁人告诉他，他大名蔡元培，是中西学堂新来的学监，20岁前后中了举人，在接连的应试中又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是近世越中的徐文长，才气磅礴，酒量如海，读书一目十行，作文斗酒百篇。

蔡元培幼时入私塾读书时，按蔡姓字辈取名元培，叔父为他冠字鹤卿，他羡慕古人名字，自己更名伸申，又自号为民友。但用后不久感到自己也是民中的一分子，为什么要叫民友呢？故改号为孑民，取自《诗经大雅》中周余黎民，靡有孑遗。

蔡元培从小受的是传统文化教育，自幼刻苦读书，领悟性强。10岁前就阅读《史记》、《汉书》、《困学纪闻》等名著。后来他说过，一生中最得益的四部古书是清代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章学诚的《说文通义》和俞正燮的《癸巳类稿》及《癸巳存稿》，他对这些书中的学问与不足之处，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蔡元培14岁时，随塾师王子庄习作八股文，此时，他已读过《诗》、《书》、《易》三经和《春秋左氏传》，又在叔父家博览藏书，使他受益匪浅。17岁时考取秀才，考官对他的试卷评价甚高，笔轻而灵，意曲而达，论尤精当，与众不同。19岁时自任塾师，授6岁以上学生7人，此亦他从事教育工作之始。一年以后，经人介绍到当地乡绅徐友兰家为其儿子担任伴读并校勘书籍，这对喜欢读书的蔡元培来说无异如鱼得水，徐家的大量藏书远胜于叔父家所藏。后来，他总结自己的读书生涯为治经偏于故训及大义，治史偏于儒林文苑诸传、艺文志及其他关系文化风俗之记载。这种治学趋向，为他日后投身社会变革积累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从此时起，他再不作八股文，认为八股文不合通例，辄以古书中通假文字易常字，以古书中奇特之句法易常调，常人几不能读。

1898年1月，绍兴创办了一所传授新学的中西学堂，创办人徐树兰聘请蔡元培担任监督，在校内，他阅读了严复的译作《天演论》等书，对西方社会学说的认识更有了长进，他曾回忆道：得阅严幼陵氏之说及所译西儒《天演论》，始知炼心之要，进化之义，乃征之于旧学物理学、心理学诸书，而反之《春秋》、《孟子》及黄梨洲、龚定盦诸家之言，而怡然理顺，涣然冰释，豁然拨云雾而睹青天。在获得新知识的过程中，这些著作为他增添了思想上的新武器。

绍兴中西学堂分为第一斋、第二斋和第三斋，相当于新式学堂的高小、初中和高中。课程偏于文史，有中国文学、经书、历史诸课，也有理化等课，还开设了英、法两门外语。以后，采纳蔡元培的建议，开设了日文。教员虽然很多人都是当地饱学之士，但他们的思想却有新旧两派，新派主张尊重女权，男女平等；旧派顽固守旧，宣扬天地君亲师的三纲五常。两派之间经常展开辩论，蔡元培支持新派，因此遭到了旧派教员的嫉恨，他们向支持旧派的校董徐树兰告状。徐树兰拿出刊登在《申报》上的要求维新党人自当以名教纲常为己任，以端学术而正人心的《上谕》，要蔡元培恭录而悬诸学堂，蔡元培复书说：岂有取顽固者之言而崇奉之理哉！若曰将为之以避祸也，则元培固不畏祸。元培所理者，学堂而已。学堂者，绍兴之公事也，非元培一人所得而盘踞也。果欲责之元培与，元培之宗旨如此。有与元培同志而不畏祸者，共事可也；教习而畏祸也者，辞职可也；学生而畏祸也者，告退可也；绅董而畏祸也者，绝交而勿干与焉可也。铮铮豪言，掷地有声。1901年2月，他离开了中西学堂。40年后，他在中西学堂时的学生蒋梦麟回忆道，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无疾言厉色。处事接物，恬淡从容。但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奇气立见。

任特班教习 育桢干大才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春天，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已经走过了6个年头。这一年，盛宣怀采纳公学总理沈曾植的建议,拟设立以应经济特科之选，以储国家栋梁之材的特班。但沈不久即离任，设立特班的任务落在继任总理张元济肩上。张元济拟定了创办特班的10条章程，招青年有志者研究法律政治之学，盛宣怀阅后甚为满意，当即批示：所拟章程尚为妥协，应准所请，所取必须品学合格，为将来造就桢干大才之用，并指示张元济将特班招生广告先行登列各报，于四月内报名。是年6月29日，特班招生考试正式举行。据一位考生回忆，招生广告中虽称凡学识淹通，年力健强者均可入学，但在考试时要求甚严，共进行过2次考试，每次各取20人在南洋公学面试，复试在盛宣怀宅第举行。考试都考国文，复试题目《明夏良胜中庸衍义书后》及《请建陪都议》，考生们都不知道第一题的出处。据特班学生黄炎培回忆，考试那天在考场发试卷时，居然还有一位碧发黄眼，身穿西服而帽子上还加了一颗蓝色顶珠的外国人监考，后来才知道,他是公学的监院美国人福开森。经过两次考试，特班一共录取了42名学生，年龄都在20至30岁左右，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都有相当基础，有的人已中了秀才。盛宣怀一再强调，特班宜专志政学，不必兼涉艺学，尤宜讲求中西贯通，希合公理之学，不可偏蹈新奇乖僻混入异端之学。器识以正谊明道为宗，志趣以遗大投艰为事，经济以匡时济物为怀，文章以切理餍心为贵，希望最终学成之后能如曾（国藩）李(鸿章）二星。他要求公学的总理、提调、教习、特班的学生，都要了解和贯彻他的办学思想，格外自重，爱惜声誉，砥砺名节，以副朝廷作育人才之意。他还要求公学的领导人，为人处事要谨慎、郑重，断非寻常可比，不得稍有逾越，贻笑外人。

1901年8月，经当时上海澄衷学堂总理、后来担任过南洋公学总理的刘树屏推荐，蔡元培来到南洋公学就任特班教习，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特班的班主任，既要负责教学，还要管理学生生活等事。校方还聘请了赵从蕃和王舟瑶两人协助他管理。蔡元培在特班参考书院教学方法，以自学为主，学生每日写札记交教员阅批，月终由教员命题考试，评定甲乙，送总理鉴定。课程安排为半日读书，半日学习英文及算学，其间还安排体育课。蔡元培要求学生所读之书，总是亲自写出每一门类应读之书目及读书的先后次序。这些书籍分别为政治、法律、外交、财政、教育、经济、哲学、科学等，而对科学一类的书籍则分析得特别细致，对文学、理学、伦理3门课程，每个学生可自行选择一门或二门。学生可依书目次序向校图书馆借阅或自行购买，阅后，每天都要写出读书札记呈缴，由蔡元培亲自批改，隔一二日后发下，批语都写在每一节的上方。凡写得好的札记，老师在本节下角画一个圈，更好者画两个圈。每个月由老师出题，学生要做作文一篇，蔡元培亲自批改。每天晚上，蔡元培要召集2～3名学生到他的住处谈话，向学生提出问题，或者就提出的问题在师生间进行讨论，有时要学生谈谈读书心得，或对当前发生的某一件国内外大事谈谈自己的看法。全班42人，每个学生平均10天左右可以聆听一次蔡元培的谈话。蔡元培的住处书籍满架，他整天伏案读书。对学生总是和蔼可亲，绝无严词训斥，学生们总是乐于听他讲话，感到受益匪浅。

蔡元培经常抄录中国和国外的先哲关于民主、自由等章句、语录教育学生，如法国谚语深仇大敌，莫甚于侵我之自由，自古以来，英雄之以身家换自由者，无代无之，自由犹果物也，其生长不易，故可贵，其价值不资，故可宝。人间之完全美足莫如自由，自由之不宜得哉、宜哉等等，使学生懂得民主、自由对国家和个人的重要。这些充满着先进思想的西学，对于一直在子曰诗云中长大的学子无异于拨云见日。蔡元培的另一位得意门生邵力子在回忆导师的文章中写道：南洋公学的同学黄炎培先生说，最早启发他革命思想的是蔡先生。我自己也有同感。那时候，革命教育渐起与官僚教育抗争，蔡先生是革命教育的领导者，他以翰林身份受聘为南洋公学特班教习，他当然不能公开地鼓吹革命，但是他早已洗尽了一切官僚教育的风气，他教我们阅读有益的新旧书籍，他教我们留意时事，他教我们日文汉读，他教我们种种研究学术的方法。他不仅言教，并且以身教，孜孜兀兀，终日致力于学问，他痛心于清政府之腐败，国势之阽危，忧国的心情不时流露于辞色，他具有温良恭俭让的美德，从不疾言厉色待人，也不作道学家的迂腐论调。这样的老师，同学们自然会受其感化。

蔡元培还十分重视学习外语，他带领数十名学生每天清晨步行数里，去马相伯家学习拉丁文的故事至今脍炙人口。马老先生当时住在徐家汇土山湾天主教堂处，蔡元培请他教授拉丁文，马先生认为拉丁文已经过时，不宜再学，但蔡元培认为拉丁文是很多外语的根源，坚持一定要他教，他们商定，由蔡元培在南洋公学挑选24名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每天一大清早赶到马相伯住处，向马相伯学习。不久，蔡元培就挑选了胡敦复等24名学生去学拉丁文。当时，马相伯住处还有一些法国神职人员，他们知道这些中国人居然想来学习拉丁文，不禁嗤之以鼻，认为绝不可能学会。但是经过马相伯认真地教，南洋公学学生刻苦地学，4个月后，他们不但会写，而且还能够读，使那些法国神职人员不得不佩服。马相伯除了教他们拉丁文，还教他们法文和数学，教数学时，不但教他们加减乘除的演算方法，还教他们有关的原理，用代数的方法演算数学。由于这批年轻学生都是蔡元培挑选的业务尖子，悟性很强，很多人以后在数理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成为建设国家的桢干之才。

蔡元培倡导学生学习日文，他征求学生意见，问他们是否愿意学习，如果愿意，他可以任教，但他不会讲授，只是教学生如何阅读日文书籍。蔡元培说，今后吾辈都应具有世界知识，世界在日益进化，新的事物日有发明，各种学说日新月异，这些都需要从外国出版的书籍中去汲取。但欧美出版的书籍价格昂贵，非一般人所能承受，日文书很多都是从欧美翻译过来的，所以说读日文书与读欧美书籍所获知识相差不多。他要求学生在学习日语时随学随试译。他还教育学生，今后要到社会上去，启发群众就要擅长语言技能，为此就要学会国语，即今天的普通话。因学生来自四面八方，要讲好普通话并非易事，所以就请来自天津的学生李叔同教大家学习用国语进行交流，如开辩论会等，主题都是围绕着爱国。老师苦心孤诣、诲人不倦的教育，使学生们思想上有了提高，学业也大有长进。

公学的创始人盛宣怀原来希望在特班学生中，能培养出为清王朝效劳的曾国藩、李鸿章式的星级政治人物。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这批学生在特班中接受了一年教育以后，经过他们在各自道路上的奋力拼搏，有的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有的成为著名政治家、经济学家、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在中华民族历史中留下英名，成为民国时期和新中国的星级人物。

蔡元培在南洋公学特班任职期间，他的终生挚友张元济对他的帮助功不可没，他们两人在宣传西方优秀学术思想方面志同道合，宛如一人。巧的是蔡、张二人有着许多相同，首先是同年出生，都生于同治六年（兔年）；第二是同乡浙江，张为海盐，蔡为绍兴；第三是同年乡试，都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第四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同年殿试，同年考中进士，并同时点为翰林院庶吉士；第五是1901年间一度在南洋公学任职，张任译书院主事、公学总理，蔡任特班教习；第六(也是更重要的)同就是在南洋公学任职期间，两位老朋友一起创办了启发民智的《开先报》(以后改名为《外交报》)，张任主编，蔡当主笔。蔡为《开先报》撰写的发刊词阐明了报纸的宗旨：一国之人，托生命于其国之政治。政治者，以实事为究竟者也。然而，有思想而后有言论，有言论而后有实事，是故以思想为言论、实事之根源。然而思想之为物也，非能孑然而独立画然而凝结者，必激动于外界之所感而生长、而变迁，则又以言论、实事为思想之根源，其际如循环也。两位老朋友立志为定言论之界，树思想之的而努力，他们对顽固守旧的思想，就用西学中的先进思想来抨击；对模棱两可的暧昧言论，用事实来驳斥。张元济在南洋公学广购日本及西国新出之书，延订东西博通之士，择要翻译，令师范院诸生之学识优长者笔述之。译成之书，次第付刻，以广流传。蔡元培与张朝夕相处，过从甚密，并从张处借阅大量宣传西学的书籍，如饥似渴地阅读，汲取新知。两位老朋友把南洋公学的学生作为首先灌输西学的对象，为传播、吸收、消化西学而奋斗，用它作为思想武器来挽救历经苦难的祖国。

南洋公学特班原定为学制3年，分前后两期进行教学。然而一年以后，却发生了学生反抗校方迫害的墨水瓶事件，受新思潮影响的学生们，为了维护自己权益百折不挠地斗争，成为中国学生社会一大劈头之大纪念也。蔡元培同情学生的遭遇而与校方斡旋，却遭到了拒绝，他愤而辞职，带领特班全体学生和其他不愿再在南洋公学就读的学生，办起了上海爱国学社，让这些学生能继续读书。

吴稚晖1898年至1901年初任南洋公学师范班学长兼国文教习。在他所任教的班级，试用了群智会的教学方法，上课前指定几名学生预先准备，上课时由他们轮流发言，讲完后由教师和学生述评。吴稚晖认为，这种做法可以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锻炼他们相互合作的能力。这种新鲜的教学方法，引起了其他班级的仿效。吴稚晖在南洋公学教书时就与蔡元培时一遇之，知道他是一位能作怪八股的弱不胜衣的恂恂儒者，而蔡元培在绍兴中西学堂任教时也听人说过，吴稚晖在南洋公学训练学生的成效，我始注意吴君为人，此君心思甚周密，可嘉也。1901年，吴因与新任总理张元济在办学方法等方面意见相左而辞职，去日本留学。1902年暑假，吴稚晖在日本因抗议清廷驻日公使迫害中国留学生，投水自杀，后经人救起，这时候，蔡元培正在日本，便护送吴稚晖回国。两人在船上就中国的现状和教育等问题作了彻夜长谈，在很多问题上英雄所见略同，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不久，南洋公学墨水瓶事件发生，有145名学生随蔡元培进入爱国学社读书，回国不久的吴稚晖被聘为学监，又聘请了章太炎、蒋维乔等名人担任兼职教师，学社吸收了不少慕名而来思想激进的学生，成了一所宣传反清革命思潮的场所。曾在南洋公学就读的著名学者陈源在回忆蔡元培和吴稚晖两位导师时，用《诗经小雅》中的句子来抒发自己对两位导师的崇敬之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又说：当自己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在人生旅途上有时脚下绊倒的时候，只要想起他们两位的教导，仍然可以从地上爬起,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蔡先生人格伟大，他应小事以圆，而处大事以方。他待人极和蔼，无论什么人有所请托，他几乎有求必应，并不询问来人的资格学问和经验，可是到了出处大节，国家大事，他绝决不丝毫含糊，而且始终如一，不因事过境迁而有迁就，他是当代最有风骨的一个人。我无论什么时候见到他，蔡先生始终是蔡先生，犹之吴先生始终是吴先生，并不因环境的不同，时运的顺转而言语举止有什么不同，这是说来容易，却极难做到的一件事。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蔡吴两先生才可以当大丈夫的名称而无愧了。

名师出高徒，此语用在蔡元培身上是一点也不为过。他像一棵百年老柯，每年都会结出累累硕果，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何止万千。在百年北大，不少名教授都是他的学生或者是学生的学生，而其中不少人也是当年南洋公学的学生，如史学家孟森，著名的金石学家马衡和弟弟马鉴，马衡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在抗战期间故宫文物的搬迁、保护、征集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郭沫若先生称马衡是中国文物的有力保护者，中国古代文物不仅多因他而得到阐明，也多因他而得到保护。马鉴在1902年墨水瓶事件后，随特班同学一起转学至爱国学社读书，受恩师蔡元培的影响，毕生主张教育救国，与日伪势不两立。曾在香港大学执教，任中文系教授，抗战胜利后回北平任燕京大学教授。蔡元培曾为他的书房老学斋题写对联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赞扬他终生从事教学活动。

还有特班的高才生李叔同，在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等各方面都成就非凡，离开特班后赴日本留学，在演出《茶花女》一剧时感动了日本老戏剧家松居松翁，特地到后台与李叔同握手致谢，称李君的优美婉丽，绝非日本的俳优所能比拟，实在非常的好。

寄交大厚望 予学子深情

1902年蔡元培离开南洋公学以后，对学校发展仍寄予厚望，对学生的成长尤为关注。学校有重要活动，常邀请他来参加，他几乎是有求必应，从不谢绝。1916年12月11日，学生会请他来校演讲，这时候，他刚从德、法等国考察回国，即将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以国外所见，联系到中国目前的情况，语重心长地对学生说：现在的南洋公学隶属交通部，学校就要为交通部培养中国交通建设的人才。工业种类很多，而最重要的莫过于道路、电讯、交通。欧战中德国能迅速败比、破法、退俄，都是因为德国在上述三方面远胜于比、法、俄诸国。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道路交通和电讯建设是何等重要，但是却缺少专门的人才来从事这几项建设，要修必须依赖外国，虽然有像詹天佑这样的铁路专家，但中国这样的人才能有几人？在座诸位都是学习工业建设专门学问的人才，都知道工业建设的重要，但从目前我国的现状来看，学成后能发挥作用的又能有几人？贵校校长向交通部提出过三条建议，一是请有关部门对本校毕业生能广为录用；二是准本校学生能进工厂实习；三是希望路电各厂录用本校中小学贫寒学生为学徒。这些建议，恐一时无法做到，因为交通事业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不高，无法容纳很多人才，况且要去旧用新更是难以做到，以致专门人才被废弃，用非所学者众多。长此以往，很多人思想上必然会引起恐慌，我们要学会对待这种恐慌。因为我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要注意顺利时不骄傲，失败时不气馁。我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从事的职业也可称为高等执业者，遇到困难或问题要学会自己能控制自己的进退，不论职业高低，都要悉心以学问为念，从职业中求得快乐。你们现在是在校学生，要学会调剂心理快乐，学校的体育活动是调剂心理快乐的一种好方法，在读书疲劳时可以用体育来舒散精神疲劳。图书馆庋藏各种图书杂志，既可以获得中外专业知识，也可以从诗词文赋及美术作品中得到精神享受，调剂心理快乐，使你身处顺境时不欣喜过望，遇逆境时也不会太感怨屈。外国人对美学十分重视，认为艺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他们把科学与美学结合在一起，德国人兴建火车站也考虑到美，把建筑和美联系在一起，如房屋、门窗的颜色、光线，甚至连日常使用的信纸信封也都要考虑到美。因为他们认为，世界上万物中都有美的存在，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美可以调剂我们的心理。我们若以精神和心理两者很好地调和，不要产生身处逆境的偏激心理，则在任何处境中均可自慰不致自伤其身也。

蔡元培的演说，据当时听讲者和记录人李熙谋和盛启东记述，听者甚众。这份讲话的记录，现在仍不失为对学生进行自我修养和陶冶情操的良好教材。

又如蔡元培在《南洋大学卅周年纪念征文集》上发表的《中国古代之交通》一文，引征了中国古书中从上古时起四种交通工具舟车轿橇的由来和发展，以至进化到今日的火车、轮船、汽车、飞机等先进交通工具中人类所作的贡献。文章的主旨实际是鼓励学习交通建设的学生，要为中国的交通事业做出贡献，而并非仅仅是一篇考证交通工具发展史之作。

任交大校长 力行新举措

萃中土文教之精华于身内，泛西方哲思之蔓延于物外，这是对蔡元培最好的评价。1928年2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简任状，任命蔡元培为交通部直辖第一交通大学校校长，同时他还担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此前，他在北京大学时的办学方针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早为交大师生所熟悉，大家希望他也用这种方针来管理交大。

2月20日，蔡校长到职视事。学校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就职仪式，参加者有师生员工及各界代表千余人。欢迎大会后，他主持召开了第一次校务会议。会议通过了蔡校长所提的各项提案:一、成立注册处，将原有的典籍股及群育处之一部分并入注册处，聘胡端行为主任；二、增设教务处，以校长或秘书长为主席，另有四科主任参加；三、组织训育委员会，由校长聘请吴稚晖为委员长，杨杏佛为各科主任委员，另于教授中推荐3人组织委员会，指定杨杏佛为训育大纲起草委员；四、减收学生学费，免收图书费、试验费、什费，学费每年减至40元，不及40元者照旧收费。2月24日，交通部应蔡元培校长所请，任命程孝刚为交通大学秘书长，协助蔡校长主持校务。

蔡元培十分重视图书馆建设，他曾说过：学术之进步，恃乎研究，而研究之方法，必须汇到各种之图书，以供参考。而集成大成者，厥维图书馆。他任命了新的图书馆主任，调整了管理人员，责成图书馆制订新的管理办法，编成《西文图书目录》一卷，并亲自为之作序。鉴于当时教职员的薪金都是按原薪的75%发给，蔡校长与程秘书长商量后，改为按80%发给。

蔡元培还以他的名义，签发过一份强调课业试验为考核内容的布告，对学生的考试极为重视。布告中写道：查宪法五权不废试典，教育原则首重课业。学校进步之迟速，侍乎诸生成绩优良否，中外古今同此定理。是以讲授方面试验固常有，而管理方面，考核不得不周我校望重东南，士林观仰。本校长就职之始，即以改进校务，注重学业为志，故特设注册处，以一事而期整理，所有学生平时缺席旷课，由该处按周公布以资考勤，一面由教师每月将成绩欠佳之学生通报该处，俾使随时指导以图补救，以此双方督促，庶冀学业成绩平均进展，不负诸生来此求学之本意矣。

在蔡元培上任后短短几个月内，学校在学科设置方面实行机械、电机、交通管理3科并重，学校经济公开，教职员增加了5%的工资，改进图书馆管理，学生的奖学金管理更趋完善。蔡元培勉励学生要学好专业，要做到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1928年4月15日，学生会出版部编辑的《交大半月刊》第12卷第1号上发表署名志诚的文章《我所希望于蔡校长者》一文，赞扬蔡校长为北大所做的贡献，没有蔡校长就没有今天北大的声誉。而他就任交大校长以来短短几个月间已经使交大的面貌为之一新，希望蔡校长以当年整顿北大的精神来办好交大。这篇文章可以说代表了交大师生的心声，30年以后，与蔡元培有过接触的交大老一辈师长如陈石英、程孝刚等先生，都没有忘记蔡校长当年为交大做出的贡献。

南洋公学学生、北大校长蒋梦麟曾这样评价蔡元培：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而先生应运而生，集两大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之所以成一代大师欤！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之后，高等教育有了飞速发展，上海交通大学不仅在解放以前的53年，而且在以后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缩影。今天的交大人，不忘蔡校长等前辈的谆谆教诲，瞄准世界一流大学目标，发扬传统，吸收先进，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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