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许可收入，是华东理工大学教师引以为豪的一项指标。近年来，该校每年的专利许可收入保持在5000万元左右，经常排名全国高校之首。这项指标反映了华东理工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业绩：将专利技术授权给企业使用，高校成果被有效转化，同时也得到了丰厚的经济回报。

华理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学校科研院副院长刘海峰总结了三点：用利益分配制度激励科研人员投身成果转化，重视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健全技术转移体系的各个环节。这也给科研人员带来了真金白银。据统计，华理教师收入前十名中，大多是成果实现转化的研发团队骨干。

专利许可收入50%进工资卡

“我校重视科技成果转化，一定程度上是被逼出来的。”刘海峰坦言，该校是“211”工程大学，在财政投入上与“985”高校有较大差距。如何提高教师和学校的收入？这所以化工为特色的部属院校将目光瞄准了科技成果转化。

10年前，华理做出突破之举，规定职务发明专利许可给企业后，收入的50%作为人员费给课题组，打入科研人员的工资卡；40%作为发展基金给课题组，用于后续研发；剩余10%留给学校，其中一部分用作技术转移中心的运行费。

专利许可收入的一半给科研人员，比例之高，在当时上海高校中绝无仅有。校方让利的分配比例，大大激励了教师投身成果转化，思考什么样的发明是企业需要的，而不是将申请专利的目的只盯住评职称。

5年前，华理再度敢为人先，规定职务发明成果作价入股时，成果完成人可占有技术股份70%，其余由资产经营公司代表学校持有；技术入股形成的学校股权及分得的红利，视为相关科技人员当年或次年的科研业绩。“‘科创中心22条意见’发布后，我校在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上没有什么变化，因为意见提出的‘允许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归属研发团队所得比例不低于70%’，我们已经做到。”华理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负责人说。如今，学校管理层正在研究如何保持华理的制度优势，提高对成果转化链上各类人员的激励性。

集中学校资源研发核心技术

刘海峰是煤气化技术成功转移的亲历者。1996年，他加入华理煤气化团队，攻读博士学位。“我挺担心读出博士就失业，因为当时石油价格很低，做煤化工研究似乎没什么机会。”他回忆道。所谓煤气化，是在氧气不足条件下，将煤炭转化为一氧化碳和氢气。这是煤化工生产的第一步，随后经过一系列化学反应，产生甲醇、合成氨、乙二醇等重要化工原料，取代石油化工产品。

如果国际原油价格处于低位，那么煤气化技术就没什么市场空间。然而上世纪90年代，华理专家预判出煤化工产业有很大前景，而煤气化是其核心技术。这个预判得到了当时的钱旭红院士等校领导认同。校方给了研发团队很大一块地，用于建实验大楼，购置高温高压设备。2000年后，国际原油价格飙升，让刘海峰等人再也不必担心失业，而是占得了技术研发的先机。

如今，华东理工团队自主研发的煤气化技术，应用于企业的总容量排名全球第三，仅次于通用电气、壳牌两家跨国企业。其中，技术转移到美国企业的合同金额超过1亿元人民币，实现了中国成套大型化工技术首次出口发达国家。2015年，他们研发的第二代煤气化技术转移到国内企业，与第一代技术相比，其原料不再局限于优质煤。“南亚、东南亚国家的煤矿大多产高灰熔点的非优质煤，第二代技术很有希望出口到这些国家，为‘一带一路’战略服务。”刘海峰说。

聘科研人员兼职做转移服务

让科技成果顺畅地转化，光靠研发团队是不够的。作为首批6家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之一，华东理工技术转移中心为打造成果转化长链，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人才方面，转移中心除了有10名专职人员外，还从华理各个学院聘请了20余名科研人员，让他们兼职做技术转移服务，为本学院的科研成果找感兴趣的企业，也为有需求的企业找技术解决方案。“这种工作主要解决的是信息不对称问题。”技术转移中心负责人说，“政府建了很多网络信息平台，但我们感觉总体效果不明显。聘请有专业背景的老师做兼职，让他们与企业人员面对面交流，促成合作的成功率会高很多。”

风险控制方面，技术转移中心建立了规范的“四技合同”（技术开发、转让、咨询和服务合同）管理流程，聘请专业的法律顾问，在框架协议阶段就让法律专家介入，避免出现校企纠纷。

在化工行业，实验室成果要转化成工业装置，必须经过工程设计、安全评估、环境评估等阶段。为此，华理做了很多本不属于高校的分外事：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六研究院合资成立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为各个课题组提供工程转化服务；建立安评中心、环评中心，并开设安评、环评专业，为两个中心培养后备人才。在华理，技术转移中心与工程设计研究院、安评中心和环评中心密切合作，整合各方资源，为课题组提供小试、中试、工程转化一条龙服务，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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