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农村历时10年的大规模“撤点并校”政策，虽在2012年被国务院叫停。但随着中国城镇化程度不断加深，中国农村的乡村教育何去何从，仍然面临抉择。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邬志辉日前在一场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和北师大“农民之子”社团共同举办的沙龙中披露，2014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55%，但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的城镇化率，和全国义务阶段学校的城镇化率(指学校设在城市地区的比例)却已分别达到83%和66%。两项数值和2010年水平相比，均上升了1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乡村义务阶段教育“弱势化、空心化”的趋势则在加剧。
在“后撤点并校”时代，大量的村小学和教学点关并，存留者质量亦堪忧，大多成为乡村“最贫困的20%”群体不得已的选择。另一方面，农村学生不断进城上学，使近几年内“教育城镇化”的增长迅速，水平远超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的速率，使城镇学校的“大班级”问题严重。
究竟中国农村教育规划的下一步，是会进一步将有限的资源向城市倾斜，还是回归基层乡土？中国农村教育，是否将面临新一轮的“撤点并校”压力？新型城镇化布局下的乡村教育，又将何去何从？
参与前述研讨会的与会者们表示，目前，学界和政策界对于中国农村教育的未来走向，仍存在不同的声音。
“城满、乡弱、村空”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邬志辉表示，2014年，全国县域内小学的在校生比例和学校城镇化率，分别为53%和27%；初中阶段的这两个数字则分别为74%和57%，较2010年水平均有大幅提升，足见初中和小学农村生源的城镇化速度，远远快于全国人口的城镇化速度。
而这一趋势，又造成另一个显著的现象：城镇学校大班问题严重。据邬志辉调研发现，2014年，全国城镇义务教育阶段每班人数达56人以上的大班级，占了全体班级中的21.7%；在广西、河南、湖南等省份的城镇地区，大班比例更高达45%以上。50人以上大班则达40%，接近一半。“我们调查中（发现），一个班70人、80人也都很普遍。”邬志辉说。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忧心，“城镇地区的巨大班额、超大班额和超大规模学校，在一些地区已经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例如在河南信阳、周口地区，有的小学、初中最大班额达到150人，所有空间全部填满，甚至有学生只能站着上课。这样的大班额其实已经没有教育质量可言，最突出的就是安全问题”。
邬志辉认为，“进城人口在城镇就近读书”“学校撤并导致的人口集中”和“乡村学校质量不高”等三个因素，共同导致了农村生源进城择校的大趋势和快速的教育城镇化现象；他还指出，目前的人口城镇化，其中有一部分就是由“让孩子进城读书”的需求直接带动的。
与此同时，乡村地区的义务教育却持续凋敝。第一波“撤点并校”政策始于2001年。当时的初衷，是为了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加速农村地区的城镇化；但该政策推行十余年的过程中问题丛生；最基层的村小、教学点被裁撤后，学生多须到位于乡镇中心地带的中心校就读。但是，诸如“学生上学路途遥远”、“中心校寄宿条件差”、“校车事故频发”及“辍学率反弹”等负面效应，已让“撤点并校”政策在2012年被国务院严格限制，但其后续影响仍在持续。
“撤点并校”政策遗留下来的局面是：寄宿生人数不断增长，曾经繁多的乡村教学点数量大规模下降，最终沦为农村“后20% ”群体的无奈选择。
2014年， 全国的农村小学（包含乡镇及乡村地区）共有17.51万所，但这个数字只相当于1949年的50.5%。
杨东平表示，在中国农村偏远地区和山区、牧区，仍然存在着很多学生数量在200人以下、甚至只有几十个学生、三五个学生的小规模学校，支撑着无法进城上学、农村“后20%”弱势人群子女的教育。
然而，在乡村学校数量和学生数量双双减少的同时，由于失去规模效应，在基层乡村地区维持学校营运的生均成本大大增加，提升农村学校质量更显困难。
邬志辉组织的调研显示，乡村学校办学条件依然较差，地方政府缺乏支持乡村学校的内在动力。
例如，2014年全国学校体育运动场馆的面积达标率，在城市地区达到75.32%，但乡村仅为50.71%。同时，乡村教师缺乏、教学水平不高，乡村教育质量也亟待提升。在一项对全国115所小学进行的调查显示，乡村小学除了语文和数学两个科目达到100%开设，其余课程均没有开齐。
此外，乡村中小学校的学生寄宿比例大大提高，幼龄寄宿问题严重。邬志辉提供的调查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的占比达22.2%，其中小学生的寄宿比例达到11.2%，又以西部地区最高，西藏县域内的小学寄宿生占比甚至达到80%。
邬志辉表示，在“后撤点并校”时代，中国农村教育的形态出现了新的变化——“城镇大班大校、小规模校（或教学点）、寄宿校三种形态同时存在”。
而三类学校又面临不同的难题。
政策走向之争
邬志辉称，据人口研究推算，未来20年，中国农村人口还将减少三分之一以上，中国还有3亿人要进行城镇化。这意味着，城镇地区在未来20年还将新增约3000万义务教育的学龄人口。
在此背景下，农村教育的政策该往何处去，学界和政策界均存在着不同声音。
有人提出，要用城镇化思维来发展农村教育──即将教育资源进一步向城市倾斜，并在城区建更多的学校以缓解大班额问题。
但杨东平担心，“这将使学校在农村消失”，同时还意味着新一轮更大规模的撤点并校将会启动，进一步推动农村学生进城。
他认为，前10年推动的“撤点并校”主要撤的是村小学和教学点，把学生和教育资源向乡镇中心集中；但这一次，则有可能要进一步撤并位在乡镇中心的学校、把学生和教育资源向县城集中。
邬志辉认为，这一举措成本不菲。若要满足不断涌入的学龄人口教育需求，城市压力颇大，包括征地在内的资源需求多面。据他估计，“在城市里建成一个小学大致需要两亿资金，一所初中则是三个亿”。
面对农村义务教育在城镇化阶段中面临的两难，邬志辉和杨东平都把解决问题的目光放在了镇级。
邬志辉建议，下一步的重点应是加强对镇一级教育资源的投入。杨东平同样认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概念，其实是在镇。
杨东平认为，加强镇一级学校的建设已有成功案例。他介绍，在山西晋中市，湖北的黄梅县、通榆县，“他们是反其道而行之，(通过镇级学校)吸引农村学生回流，解决了(城市学校)大班额的问题”，在那些地方，“学校硬件容易改善，也容易吸引教师”。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副教授张立参与的一项调查显示，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人口更倾向于去小城镇生活，在镇和城市之间，约40%的人会选择去小城镇。
与此同时，杨东平、邬志辉等人也呼吁政府，应继续加大对农村小规模学校的支持。
“我们最近到乡村学校去调研、去中西部看，乡村学校剩下的孩子，真的是最底层的群体。有一些是孩子智力上出现问题，甚至老师都出现残障这些问题，确实是最贫困的一个群体，他们是实在‘走不了’的，能走肯定也走了。”邬志辉说。
杨东平介绍，最近一两年,在国务院文件要求下，一些地方在过度撤并之后，根据村民需要恢复的教学点比较多。
2014年，农村村小的教学点相比4年前增长了约2万个，有的地方一下子恢复了500多所学校，这亦引发了体制内的一些不同意见。但他认为，此类小规模学校将来会长期存在，这主要是由地理和资源条件所决定的。
邬志辉认为，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学点是农村“后20%”群体的无奈选择，是教育贫困的重灾区，是教育现代化的短板，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点难点还在乡村。杨东平则指出，促进城乡教育协调发展，方是治本之道，而这需要农村和城市同时做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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