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今年在沪浙两省市启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试点，2017年全面推进，到2020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

先行先试，再复制推广，这项高考综合改革将分阶段实施。上海高招改革，将不断在跑动中调整呼吸。

部分试点，稳步推进

新形势下，高招制度也需与时俱进、深化改革。而任何涉入深水区的改革，改起来绝非易事。国家选择条件比较成熟的沪浙先行试点，探索如何破解“唯分数论”“一考定终身”，发挥高考“指挥棒”的正确导向作用。3年后，在试点成功基础上，再全面推进。

无疑，高招改革是一项综合改革，牵动考生、中学、高校等各个利益相关方。在政策制定中，“教与考”“考与招”“招与管”，这重重关系，必须一一厘清。上海师大原校长张民选教授认为，高考综合改革是在一个阶段内逐步解决人们最关注的问题，而不能仅仅解决某个特定问题，这是一个协调平衡可持续的组合式改革方案，不以牺牲太多其他方面为代价。

沪版方案出台后，随着细化实施，一系列问题还待在实践中解决。如“教”的层面，各科课程标准还在调整过程中，例如高考数学科目不分文理科，就需要重新确立课程标准并严格执行课程标准，确定基础性与拓展性内容的比例，不能超纲教学。又如“考”的层面，外语科目设两次考试，且加入听说能力考试，需要建立保障两考之间可比性的等值技术;而其他将来折算计入高考成绩的等级性学业考，也需按照国考标准，建立大量标准化题库与规模化考场。再如“招”的层面，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究竟设立哪些项目，可能还需公众“横挑鼻子竖挑眼”，为保公平公正而公开展示，又要考虑避免暴露隐私。华东师大副校长郭为禄教授认为，这套“综评”一开始不一定很完善，指标是啥、如何测评、权重多少，都需科学化合理化，同时还有赖于社会诚信甚至征信体系更加健全。

方向明确，日渐开放

改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高考综合改革同样应当处理好阶段性目标与中远期目标的关系。有了改革的大方向，就有了目的地的导航定位支撑。

按照改革总体趋势，高考等同类型的高利害性考试，开放度将进一步提高。例如高中学业水平考的“随教、随考、随清”原则，目前每个科目的等级性考试只能考一次，而今后可能像外语科目那样不止考一次，并可以一年两考甚至多考，且向不同年级考生开放。这样，学生可以根据学习和复习进度，自主决定合格性考试与等级性考试时间，在合格性考试通过后，一并完成等级性考试。高中教育也将增加自主权，作出自己的教学安排和计划。

而“6选3”科目以外，信息技术科目也将探索开展等级性考试的可行性，因为这门科目与高等院校的专业对口性较强;同样，部分学业考等级性考试，如物理、化学、生物等，还可能引入实验成绩，进行过程性考察，也有利于高校选拔学科人才;还有“体、艺、劳”3门过程性考察科目，留有加入高招科目的选择空间，为今后改革打下了伏笔。郭为禄认为，目前已看出一种趋向，就是选科目与选专业具有联系性，兼顾了学生与高校的选择权，同时将给系别专业更多的招生自主权。上海每年招收17万至18万大学生，其中上海本地生源5万至6万，这也是上海试点服务全国的基础和规模。上海考试制度会逐步走向更大程度的开放，等级性考试可能会接纳更多社会考生参加，并设定一定的成绩有效期。当然，当考试开放到理想化程度，无限次的考试会否令某些考生无法承受，这值得政策设计者考量。

步步为营，中试放大

这项考试招生制度深改试点，上海已有多项“率先”，包括综合素质评价、外语加试听说、春考自主招生等，都走在前面、试在前头。上海中学原校长唐盛昌认为，方案本身是关键，具体实施也是关键，好的方案还要有好的操作。

在未来3年间，沪版方案中的改革举措是一个步步为营、中试放大的过程。就以春季高考为例，上海在新高考改革之后的春考，定位于地方本科院校少数特色专业的自主招生试点，明年起就将春考招生对象由历届生扩大到应届生，加入面试选拔方式，让一部分考生在传统高考之前被“提前录取”。同时，上海春考将率先探索一名学生被不同院校录取的招生机制，并鼓励沪上品牌专业更多进入春季自主招生。而在新版高考实施后，从2018年起，面向中职生的学业水平考试将推出，在考试之外加之德育综合评价与专业技能学习记录，以这3个方面作为高职高专录取三校生的主要依据，并成为其招生主渠道。

至于综合素质评价这步棋，综评系统必定将从高中拓展至初中，甚至条件成熟时，从小学开始综评，采集学生综合素质信息，让他们的成长记录丰满起来。而与此同时，为确保信息录入的真实有效，个人以及学校考试招生的诚信档案将逐步建立和完善。可以说，这些都是高考综合改革的延伸和扩大。

“综合改革”本身，也需社会各界的“综合评价”。2014版上海高招改革可以视为一个“中间台阶”，这意味着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几年后再迈上一个新台阶。上海杉达学院校长李进教授认为，上海高考综合改革有深化的余地，可一步步深化，其目的是为了最终去掉高考“指挥棒”，回归教育本质。上海大学副校长叶志明教授也表示，历史地看，当社会上无法再办培训班，没办法再应试了，改革就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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