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日前公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以下简称“双一流”)建设方案，明确了时间表和路线图，国内外舆论都给予高度评价。但是，也有人提出教育是慢工出细活，不可操之过急;还有人担心会造成一哄而上，影响“双一流”建设的成效。

说实话，笔者也曾有过同样的担心。但仔细品味了近日两则有关“顺序”的新闻，却有了新的认识。

其一是斯坦福大学日裔教授弗朗西斯·福山11月4日在清华大学的主题讲演。福山曾在1989年称西方民主制度是“历史终结”，近年却对其理论做了大幅度调整，不再高捧民主与市场。福山认为，在现代政治秩序的三个基本要素——强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制中，顺序至关重要，民主并不是第一位的，强政府才是。

其二是北京大学教授饶毅11月5日提出的“饶毅假设”。饶毅认为，美国当下的道路是有问题的，为此他提出“饶毅假设”——如果中国把美国当前的金融和科技的顺序颠倒过来，让科技原创为主导、金融为辅，也许可以走出新的道路，甚至是可以超过美国的一条道路。

在笔者看来，这两则新闻都反映了一个事实：当代中国的发展已经走在了理论的前头。中国大学近年来的发展，也印证了这样的事实。

近20年来中国大学的进步是神速的。上个世纪末期中国政府决定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相继实施了“211工程”和“985工程”，中国研究型大学与国外研究型大学的差距迅速缩小。据有关统计，“211工程”实施前10年，中美研究型大学的科研总经费、纵向科研经费之比，已由1995年的1:23.4和1:34分别缩小到2005年的1:3.6和1:6.2，SCI论文发表和被引频次之比，由1995年的1:15.1和1:51.7分别缩小到2005年的1:3.6和1:6.2。

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少数大学和学科经过这些发展，已经步入或者接近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行列。在2015年“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学排名”上，北大清华都进入了全球50强，分别位列42和47名;在英国QS教育集团2015年最新“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上，中国大陆有58所大学入选全球顶尖学科前400名，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157所大学入选。其中有7所大学的50个学科进入全球前50名。

中国建设“双一流”的一大法宝，是近20年来积累的成功经验，其背后无疑就是福山所说的“强政府”。因为有了“211”和“985工程”，中国高水平大学获得了持续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扶持，集拢了一批世界一流的人才和设备，从而能够在某些学科领域做出世界一流的成果。这些成功的经验，也是2016年开始实施的“双一流”建设的根本保证。

中国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模式，不仅在现实中取得了成功，也得到了国际范围内的认同和效仿。如韩国1999年开始实施的“BK21工程”，日本2002年实施的“21世纪COE计划”，德国2005年实施的“卓越计划”，俄罗斯2006年实施的“联邦创新型大学计划”等。就在今年夏天，日本也提出了一流大学的建设目标，力争有10所大学进入世界大学百强榜。

“双一流”建设的另一大法宝，是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中国，为大学师生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大舞台。这在“双一流”方案里也有明确的阐述。杨振宁先生日前在总结西南联大的成功经验时，就特别提到西南联大恰巧是在一个“关键时刻”：当时的学生恰好碰到了新中国开始建设和台湾需要经济起飞的时代。

如此看来，“双一流”于中国似乎已是囊中取物了。当然不会这么简单，特别是以往中国大学在建设一流大学过程中，所借鉴的主要是美国模式，一方面有水土不服的情况，另一方面也会传染上“美国病”。在贯彻落实“双一流”方案的过程中，我们能否走出一条新的道路?“饶毅假设”给了我们无限遐想。

无论如何，笔者相信对今天中国大学来说，或许正处在杨振宁先生所说的“关键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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