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写我心
明代公安派作家有着这样的为文之风：“为文必独具一格，不拘性灵，非以自己的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在我看来，这便是对“言为心声”的最好诠释。
你心中汩汩然流淌着的是什么，你笔下流淌出的也应是什么。怪侠金圣叹有二十四个“不亦快哉”流传于世，那便是他的心中所想着的人间愉快。但现今社会或者说古今社会上总有艺术家不能使其为人与作品相称的现象，究其根源，原因大致分为两种。
一类是作家在虚名浮利之中失去了自我，沦为了全为稻粱谋的“作家”。李绅因为写《悯农》而闻名，却不想他后来竟成了一个奢侈无度的豪绅，他的为人也就不能与诗中所云相称。另一种情况便是难言了，虽有“物不得其平则鸣”之说，但在一定的社会压力下，有时“鸣”却是极为困难的。李贺诗中雄奇的想象，奇诡的诗风看似另类，却恰恰包含了他怀才不遇之悲愤。至于晚唐李商隐，其眼中的蜡烛泣泪也是他的胸中之苦闷，只是无法直接诉诸笔端。
曹丕《典论?论文》中有言，“大丈夫见意于篇籍，寄身于翰墨，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名声自附于后。”在科技发达言论自由的今天，我们应强调“我手写我心”，而不是无病呻吟或是穿蠹经史，一个现代公民应并且能够恰当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用文字指点江山。
现今社会已基本没有“难言”的限制，我们要做的便是守住一颗本真的心，不沉浸于虚名，而忘记文字本身所具有的唤醒人类良知的作用。作家陈远曾在访谈中这样说道，美的本质是真，倘若过分追求美以致失了真，便背离了写作的方向，先有真后有美，我手倘若写的不是我心，而是一些矫揉造作的故事，那么美就不会存在于这些文字之中。
先为真人，后为真文，此美之所源也。韩愈笔下的李愿便为一真人，他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于是他成就了隐士的美名。我想，真存在于每个人心中，而且，这种真实的灵气也会通过文字展现出来。
我手写我心。长杯芳草，喜木美竹，皆可入心，皆可入文。不必拘泥于外在而含真，穿过重重花径，自有云白山青。
轻嗅文骨的芬芳
傅庚生先生在《中国文字欣赏举隅》中抛问：“后生学者，文与心道契否？”有人笔底波澜万丈，心中槁木死灰；有人拊掌大乐，文饰不堪，争名逐利；有人天生洁癖，抱璞守真，留恋理想国；有人拍案而起，剖心烛照，敢放一把野火，泽被寰宇，笔谈间气吐霓虹！
“性灵彰道著，文骨载风仪。”这是梁漱溟先生《究元决疑论》中对我辈殷殷的企盼。文品人品，诚有二律背反之意，我们这一代的写手，又该如何认识此间命题，如何安放自身，达到两者圆融之境界？
不可否认，作者格调趣味与作家人品背离并非罕见。艾布拉姆斯于《镜与灯——文学批评原论》中将其斥为“解密过程”，作者、载器、读者、时代四者循环返流，四元素也难以逃脱“横态性欺瞒”。冷眼旁观，《被禁锢的苦恼》中朱沃什?切瓦夫执借鹰隼双目，锐意指出集权时代俄罗斯作家沦为“夜莺群像”，文骨分崩离析，人格成为悲剧附庸；纵观中国文脉史，沈括著《梦溪笔谈》，可谓等身煌煌，但却在政坛迷雾中堕落朽垮，为苏轼的坎坷仕途复添艰险。究其根源，这些作者并非将心魂血肉潜入文章；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将文字作为可耻的工具，即雅克?巴尔赞《从黎明到衰落》中指摘的“横态木偶”。毫无敬畏，毫无热忱，毫无神圣与崇高，他们就像敏锐而贪婪的渔夫，慢慢拉起渔网，渴望从虚空中找出某种宝物。文章为其操纵奴役，其本身复为功名利禄嘲弄把玩，果真是莫大的讽刺与侮辱。
我们这一代，又该如何保持文学的纯洁性，达臻“真文学”的艺术之境？我以为一在读者，读者可谓是卡夫卡式的“判官”，得秉持着清醒与镇定，不被妖艳可人的文辞而眩晕，可以借鹰隼锐利之眼，剖开艺术的真境实例。北大有个传统，叫“沉潜”，沉入艺术的源头根蒂，潜进人生的幽微百态，从而抵达人品文品熔为一炉的高超境地。做到“沉潜”，便能拨开重烟迷障，直与作者对话。
二在写手，即我们本身。就像《中国哲学史》中胡适先生所说：“文”道不是漂亮虚荣的外衣，而是本性的呐喊与沉思。这声呐喊，理应震撼天地，就应发聩蒙昧之心，我们在屈瑞林大师《真挚与诚实》中听见，我们在福柯《疯癫与文明》的“失落天真”里听见，《俄狄浦斯王》中的勇士啊，不愿沉湮于鼾声、风，趁筋骨未钝、腕血未冷，向世间问一问来此的意义，不正是我们的写照？
父亲曾笑谈，年轻的夜晚，躺在床上浑身颤栗，想到什么半夜摸黑点起蜡烛，光着膀子抓起笔就写，我从小便“雄心勃勃”想成为作家，每当获得师长的肯定，外面的嘉奖，父亲总要提醒我不能让文骨背离了人的风仪，拿出季羡林研究吐火罗文的真挚，陈寅恪力挽史澜的魄力，梁启超冰鉴灼灼的温度，感化他人，圆满自身，所以说是“几时借得冲霄浪，虽死望峰亦从容”。
行文至此，轻嗅文骨的芬芳，诗人的声音也不必低吟：
爬学史乘扶丛残，文章存轶堪颠沛。
抛弃诗兴青云见，自誓夜阑热肠心。
足跟踏破关山路，眼底空悬海月秋。
且以作品论英雄
自孔孟以来，我们的阅读方式、欣赏模式大致便是“知人论世”。我们大多认定“文如其人”，这是有道理的，但并不全面。如是我言，逢文先勿论人品，且以作品论英雄。
我们很容易理解“言为心声”，也即作品反映其人品。所谓“郁结乎心而发乎声”，作品本身定然有着作者个人人品的渗透。引美学家蒋勋之言：“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句，我认为不是诗歌上的技巧，而是诗人心灵上动人的东西。同样是一堆白骨，很多人走过去了，却没有看见”。试想，若是杜甫没有忧国忧民之心，又何来发自肺腑之言？伟大的心灵，投影在文学上，依然是伟大的作品，是高尚的品性。
然而这并不是说高尚作品背后一定是脱俗之人。我们从小读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读犹太人斤斤计较，读安东尼奥人品上的美与善良——但事实上呢？莎士比亚成名后的岁月一直为钱财奔波。他敛钱如命，甚至发放高利贷敛资，更因一家人无法如期还清财物而气急败坏、对簿公堂。这时候我们再看元好问的“文章宁复见为人”，便显得格外讽刺而引人深思了：高雅的作品并不能看出写就它的笔杆人品如何。如此，你又怎能像孔夫子一样操琴无数、推演其人为文王；又怎能像孟夫子一样“知其人、论其世”呢？
既然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未必挂钩，那又何必纠结其人品如何？人类的文明本身就是宽容的，它看重作品本身。所谓“文以载道”，作品之“道”，为其根本。我们不妨说，如果一部作品传递了人品的真善美，读之令人动容、发人深省，那它就已经达到了“作品”所应达到的目的，至于作者本人如何——你无法从作品中推知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并不在对作品的考虑范围之内。作者或许依靠作品而不朽，但文学史最终告诉我们，它保存的，是“不朽的作品”，不是“不朽的文人”。
所以我认为，面对作品时，要且以作品论英雄。我们固然尊敬杜工部的情怀并愿意将其内化为修养，但我们也能从《威尼斯商人》中汲取正义忠诚的不竭力量。作者终将逝去，其人品也会销蚀不见；但一旦其作品高雅，便足以光照千古、惠泽古今。作为重，道为重，人品须臾如苍狗，应以作品论英雄！
层次鲜明。文章从作品反映其人品起笔，接着反转一笔：并不是说高尚作品背后一定是脱俗之人。在此基础上，作者往前推进一步：既然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未必挂钩，那又何必纠结其人品如何？作者始终朝着一个方向展开论证，不游离，不枝蔓，并靠论证带动材料，环环相扣，逐步推进，层次清晰，结构严谨。
杯春醪寄余心
唐有刘白堕脱俗隐于市，善酿酒，饮之香美，经月不醒。游侠语曰：“不畏张弓拔刀，唯畏白堕春醪。”一杯春醪，寄着他一生的志趣，一生之作，亦携着品性高低。
冯骥才曾道：“植物死了，将生命留在种子里；作家死了，将生命留在作品里。”“言为心声”，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的人品常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或无意的性格流露，或刻意的志节寄托，作品以其穿越时空的永恒与广远，承载着作者的追求与修养。
百家争鸣，各有其芳华。若你的歌声不现出你最独特的嗓音，盖只能湮没于喧嚣的人世。庄子汪洋恣肆，老子凝练沉稳，墨子严密周全，韩非子肃穆苛刻，则《庄子》抑或《道德经》，《墨子》抑或法家大集，无不承载着其独特见解，个性思考。台湾云门舞集享誉全球，其舞姿脱俗超凡、摄人心魄，而其门下弟子亦无一不是高雅养性之性情中人。作者与作品如人与影，映照着彼此最真实的内心，而它只有你将最真实的生命投射，作品才能温润如玉，毫无杂质地现其熠熠光华。
人在成长，作品亦在成长，如影随行中，两者的生命都登上更高山巅。龙应台年轻时生活在唐朝，热情奔放，文字如“横眉冷对千夫指”，抑或“俯首甘为孺子牛”，都是其性情之真，与作品携手并肩，向更深阔的远方迈进。俄国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人生起伏，其诗作亦从少女的幼稚转为熟女的沉稳。作者与作品如一对孪生兄弟，在时光的磨蚀下恣意成长，从一个方面，我们得以窥见另一方的性格。
而元好问曾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作品格调与其品性的背离，有时并不是性情相伴，或是作者在作狂野挣扎，或是反其道愈见其力。顾城的诗天真纯朴，他却亲手杀死妻子；梵高的画绚丽奔放，他却癫狂割下左耳。我们能说他们的品性恶劣、思想卑劣吗？当世界以痛吻我，我在报之以歌后，内心的苦苦挣扎或蒙蔽我纯洁的心，而内心会在我手遗留中卓然于世。卢梭在《忏悔录》中极尽猥琐之能事，而谁又能否认他卓然脱俗的品性、高雅勇敢的追求呢？作品与人当面的背离，实则乃内心更坚定的追索啊！
当今社会人们热捧的“雅作”，却不知“雅作”之作者粗鄙无知，而耻于那些外表粗鄙之人，浑不知其作品华美天成、淳朴自然。悲哉！悲哉！而我坚信，那些枯灯夜雨下的荒江野老，剑指连营而无畏，笔削春秋而令乱臣贼子畏惧，定会与作品一同矗立于民族之巅。
一语天然万古新，繁华落尽见真淳，在这急景流年的时光里，哪一杯才是真正寄余心的春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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