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艰难的抉择

1977年，我在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稀土研究室工作了几年后，又被调回院科研处分工主抓全院生产和民用推广工作。当得知原有推广项目“钛骨头”和“钼酸铵微肥”均取得成功并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时，很受鼓舞。但也知道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信息：稀土元素在农业上的研究和试用工作各地已纷纷下马，推广的面积已接近于零。稀土农用的研究和开发工作有没有实用价值？国家需要不需要？有色总院应不应该重新开展这项工作？这成为我久久思考的问题。

经过大半年的调查、访问与思考，一个想法在我头脑中越来越坚定——中国的稀土农用有可能搞成功。

但是当时我没有任何条件可以重新开展稀土农用的研究和开发工作：没有上级下的任何文件或任务书；没有一个专职或专业的人员；没有一间试验室；没有一元钱专用的经费。

当时我思想上斗争很激烈。是忘掉稀土农用的事情，安心作好院内抓生产的工作，过正常日子呢，还是自寻压力、迎难而上、全身心地投入到开拓我国稀土农用事业中去，力争为人民做出一件利国、利农的大事呢？这时我想起了在师大附中入党时的誓言，想起了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学接见留学生时的重托，想起了党对我们要解放思想敢于创新的殷切期望。我决心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动员起自己全部智力、精力和知识，以全新的方法和技术路线重新开展起稀土农用的科研和开拓工作。

新的征程

作出了艰难的抉择后，我及时向院、处领导汇报了自己的打算和决心，获得了上级的重视和支持。新的征程开始了。

我给自己定下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尽快组织起一个多学科、跨部门的全国稀土农用协作网。在全国稀土办的支持与主持下，1979年11月全国稀土农用协作网的组成会议召开，我成为总协调人。协作网的组建为完成稀土农用的联合攻关做好了必要的组织准备。

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争取国家对稀土农用研究课题的立项。1981年正好是国家“六五”科技攻关计划的开局之年，经过两次论证后，“农用稀土化合物的应用研究”列为国家“六五”科技攻关计划的重点项目。1982至1985年协作网共取得省、部级鉴定成果25项，学术论文近百篇，农用示范面积累计约1000万亩，施用稀土农用产品约560吨，增产粮油超过3亿斤，获农业经济收益6000万元以上，投入产出比约1∶7。

经国家科委批准全国稀土农用中心成立，北京有色院组建了稀土农用研究室，湖南省成立了稀土农用研究中心，商丘建立了稀土微肥生产示范厂。“七五”以来稀土农用大面积示范推广的结果进一步证明了该技术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推广结果证明稀土可使粮食作物增产6%-10%，可使糖、油、棉等经济作物增产8%-12%，使蔬菜、水果增产10%-15%。检测表明，稀土可明显提高瓜果的甜度和维生素C的含量，改善农产品的品质和提高作物的抗病害能力，而且从未发现施用稀土对环境造成任何不良影响。由于稀土农用技术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国家于1988年授予该项成果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为了表彰我在开拓稀土农用领域中的贡献，国家人事部于1990年授予我“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的称号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于1991年被调离了稀土农用中心主任的岗位，到中国有色总公司去任副局长。当我依依不舍地要离开我热爱的事业和朝夕相处的战友们时，我情不自禁地落下了眼泪，我想起了多年的艰辛，但我想得最多的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了我力量，给了我克服各种困难的勇气，引导我走上了科技创新的道路。

郭伯生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稀土开发公司原总工程师。留苏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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