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大学

陕北公学：救亡图存育英才

毛泽东在陕北公学讲演

陕北公学开学典礼

陕北公学学生上课时的情形

陕北公学学生正在认真听报告

陕北公学毕业证和纪念章

陕北公学合唱队进行演出

陕北公学旧址（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中国教育报记者 高毅哲

在如今的中国人民大学的西区，矗立着一座现代化的场馆——世纪馆，自建成投入使用以来，世纪馆一直是人大师生举行重大集会的首选之地。每年六七月间，人大的毕业典礼都会在世纪馆举行，在国歌和毕业歌的旋律中，一批批人大学子在这里告别校园，奔赴中国的四面八方。

在世纪馆的南门，有一块巨大的影壁。影壁上，镌刻着毛泽东的一段话：“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和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正是这段话，把如今矗立在北京中关村繁华地带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当年在陕北黄土高原窑洞里的一所学校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所学校，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于1937年11月1日正式开学的陕北公学。毛泽东曾经对这所学校有着极高的评价：“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

培养抗战干部，陕公应运而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共产党的威望空前提高，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逐步建立。全民抗战的局面很快形成，中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战争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抗日前线——陕北根据地站住了脚跟，还在大踏步地向前发展。领导全国抗日战争，需要动员千百万人民参加抗战，支援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迫切需要大批有胆有识，敢做敢为的干部，带领人民军队，带领人民群众，奔赴抗日战争最前线，与敌人英勇作战，消灭敌人，建立政权，建设抗日根据地。为了领导这个伟大的斗争，共产党本身，也需要从原来比较狭小的范围内走出来，发展壮大起来。

然而，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剩下的红军和干部总共才3万多人，这同抗战初期的大发展形势极不相适应。因此，能不能在短期内培养大批干部，成为一个关系全局的大问题。

同时，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侨华人中的许多先进知识青年和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都把希望寄托在延安。一时间，延安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精神“灯塔”，各地先进人群像潮水一样涌向延安，不避风险，不辞劳苦，突破一切阻拦，为了探寻抗日救国的道路，为抗日救国效力。

当时延安已有一所抗日军政大学，但是很明显，一所学校远远不能满足培养干部的需要。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决心在继续扩办抗日军政大学之外，再创办一所普通高等学府，培养各方面的抗战人才。陕北公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说起“陕北公学”这个校名，还有一番曲折。

原本，这所学校要叫“陕北大学”，在当时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陕甘宁根据地是国民党政府所属的一个特区政府，重大问题要向他们报告。于是，负责同志就向国民党政府申请批准办学和经费，但是，蒋介石不批准，他说陕北一块小小地方，已经批准成立了一个抗日军政大学（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时，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正式批准），足够了，不能再成立什么大学了。“这怎么办呢？我们不能被蒋介石捆住手脚。于是改个名称，仿照过去上海公学的办法，改为陕北公学。这样，蒋介石就没有理由反对了。陕北公学的校名就是这样来的，反映了我们党抵制蒋介石限制政策，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战教育的决心。”（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1982年版第18页）

曾担任过陕北公学副校长的李维汉回忆说：“大革命时期，党在上海办过上海中国公学，陕公的名称，一方面是继承过去的革命传统；另一方面，我们的学生，并非是中学生进大学，实际上留学生、大学生、中小学生都有，叫公学，更符合实际，学生们也都满意。”

1937年8月，陕北公学的筹建工作正式开始。党中央委派组织部长李富春直接领导此项工作，并任命成仿吾（当时是中央党校教务长）为陕公校长。

9月，《新中华报》刊载了陕公的招生简章。简章对陕公的办学宗旨，各系的培养目标、报考资格、考试科目、报名手续、考试日期、地点、学员生活待遇、毕业分配方向等等，都作了简要介绍。学员编为队，下设班。关于报考资格，学校从革命的需要出发，没有对学历、文化水平等作机械的规定，强调只要有志于抗日救国，年满十八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不分性别、出身、职业、党派信仰，均可报考。这也反映了创办陕公的目的。

1937年10月，陕公招收的学员已编了5个队，第一到第四队是男生队，第五队是女生队，共约600人。队相当于连，是教育单位，又是自治单位，每队约有学员100到120人，

11月1日，陕公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陕北公学正式诞生了。

学民众运动，学游击战争

早在陕公创立前的1937年8月，党的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提出，抗日的教育政策，必须“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又规定了“实行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为长期战争服务”的方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必须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积极性，尽快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等等。

在这样的背景下，陕北公学从创办伊始，就把培养大批适应新形势下斗争需要的干部作为自己的办学目标。所以，与当时其他大学不同，陕北公学开展的并非学历教育，而是类似干部训练班的教学。

这从陕北公学的课程设置、学习时限即可略窥一二。根据党中央关于战时教育的基本方针，陕北公学实行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学以致用，学用结合，课程内容精炼，有针对性，也有灵活性。学校设普通队和高级队，普通队培养抗战急需的民运干部，学习期限一般为3—4个月，高级队为培养师资及宣传教育干部，学习期限为一年。

普通队有4门课，即社会科学概论（政治常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争、民众运动等。高级队再加上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等。时事政策之类的报告，是普通队和高级队所共有的。而且，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课程内容可以多，也可以少；学习期限可以长，也可以短，有伸缩性，可以灵活掌握。

这些课程的设置，完全针对当时形式的需要。比如民众运动这门课，主要讲群众运动知识，如怎样动员和组织群众、建立政权、建立武装；各种政策、法令，如减租减息、拥政爱民、合理负担、妇女解放；还有扫盲、儿童站岗放哨等等。这门课在实践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从抗战开始到1940年底，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大发展时期，那时党派出干部深入敌后，几个月、半年、一年，就能拉起一支队伍，建立根据地。这里就有陕公的功劳，有民众运动课程的功劳。

陕北公学的教学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与学校拥有一支富有斗争经验、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师资队伍分不开。比如讲游击战争这门课的周纯全，是从原红四方面军过来的，曾任鄂豫皖游击总司令，是位经过长征、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他讲的课，绘声绘色，具体生动，深受学员喜爱。而讲社会科学概论的老师，则有张如心、艾思奇这样的理论工作者，尤其是艾思奇，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早在1936年他24岁时就凭借一本面向普通读者的通俗哲学读物《大众哲学》声名远扬。有这样的理论工作者坐镇课堂，学员们受益匪浅，而陕公的教育方针中的第一条，“使学员获得革命的宇宙观、社会观与人生观，获得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与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知识”，自然也就有了坚实的保障。

此外，陕公还经常迎来一些特殊的“教员”，那就是中共中央的领导人。

毛泽东曾多次来陕公进行讲演，他的话题涉及抗日游击战争、统一战线、革命军队建设、抗战基本规律、持久战、哲学等多个方面，深受学员欢迎。党中央的其他许多同志也非常关心陕公的发展。周恩来在陕公作过关于大后方的抗战形势和平江惨案的报告，朱德作过关于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的报告，董必武作过关于中国法制问题的报告，张闻天作过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问题和青年修养的报告，陈云、李富春作过关于党的性质、组织原则的报告。此外，任弼时、王若飞等都到陕公作过重要讲演。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是陕公能迅速发展和做出重大贡献的重要原因。

“到抗战前线去！到民众中去！”

陕公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办学的。学员入校，往往第一课就是挖窑洞，首先解决栖身之所。那时候，常常六七人共睡一个土炕，晚上翻身都困难。学校没有教室，上课就在露天，背包一物两用，晚上盖身子、白天当坐凳。雨天，师生卷起裤脚学习，冬天便头顶雪花，主食则是小米，土豆，咸菜是主菜。学习用品，每学期每人发一支铅笔和几张油光纸，写了正面写反面。为了克服物质上的困难，一方面学员们自己种菜、打扫卫生、刻蜡板等；另外就是发动社会募捐。学校给毕业生都要发一个募捐本，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后，还要为母校服务。

为了寻求各类渠道的支援，学校还编了一本《援助陕公》的小册子，对陕公这所抗日烽火中的大学作了详细介绍，号召海内外团体和个人援助陕公。

毛泽东对陕北公学的困难非常重视，他亲自为《援助陕公》写了这样的题词：“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他为着抗日救亡而设，因为它收纳了全国乃至海外华侨的优秀儿女。维持这个学校的责任我认为也应是全国乃至海外华侨一切爱国人士的，因为这个学校并无任何公私财政基础，教员学生们都只吃小米饭，而且不能经常吃。”这本书发行后，立即产生了巨大的反响，陕公不断收到社会上各阶层人士的捐款，少则1角、2角，多则10元、50元。远在爪哇、菲律宾的华侨，也汇来款项。《新华日报》和《新中华报》每隔一个时期，都会向捐款人登载“鸣谢启事”。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陕北公学逐渐形成了“忠诚、团结、紧张、活泼”的校风。

忠诚，就是忠于抗战，忠于革命，对共产党员来说，还必须忠于共产主义信仰，忠于马列主义原则。这个精神，具体贯彻在陕公的教育方针、教育制度、教育计划和教育内容中，使他们毕业后，成为一个先锋战士，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

团结，就是团结于抗日，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于革命，把陕公办成革命的大家庭。陕公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有不同政治派别、民族、阶级出身，还有归国华侨，学员年龄跨度也从十几岁到50多岁，虽然情况千差万别，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抗日，所以抗日是陕公团结的政治基础，也形成了团结的校风。

紧张，就是培养严守纪律、迅速果敢、雷厉风行、一丝不苟的精神。陕公实行军事化、战斗化管理，清晨六点就吹起床号，学员要在20分钟内完成内务整理、洗漱，然后全校集合，点名早操，整队露天进餐。结合游击战课程，学校还经常进行军事战斗演习，如夜间紧急集合、行军、防空演习、作战等等。学员们听到紧急集合号声后，不准点灯，要求在10分钟之内，将每人的衣、物、书籍、被褥等，打成行军背包背上，然后奔赴指定地点集合。集合后，有时是夜间行军，走过田间小路，又爬上到处是荆棘的山坡。途中，又往往穿插着“敌机来了”、“发现敌人”、“捉俘虏”等演习。

活泼，是指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目的都是为了调动全体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学校团结进步、朝气蓬勃、欣欣向荣。学校很注意开展文体活动，有篮球、排球、乒乓球、足球等运动，还有拔河、掷手榴弹、爬山等活动；晚饭后经常组织歌咏会，有时也有晚会。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常来陕公辅导，因此陕公歌咏的开展，在延安要算首屈一指了。

从1937年11月到1941年8月，陕北公学在近4年的时间里，共培训了约1.1万多名学员。绝大多数学员的学习期限虽然只有3个月，但严格的军事化、战斗化生活，使他们的思想、作风都很快发生深刻变化。陕公的毕业生响应学校提出的“到抗战前线去！到民众中去！到困难的地方去！”的号召，有的分到各敌后根据地，有的分到国统区或敌占区，也有一部分留在边区工作。尤其是在十一队以后的毕业生，有百分之八十以上前往前线工作，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941年8月，陕北公学与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此后，经历多次变动，陕公的血脉一直留存，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0月3日，延续陕公血脉的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开学典礼，成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陕北公学以另一种方式，继续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参考资料：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李维汉《回忆陕北公学》；刘葆观《血与火的洗礼：从陕北公学到华北大学回忆录》；李源《延安陕北公学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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