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1977年以来历次高考改革:时间提前获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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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2月11日,上海考生走进高考考场 资料图片

2015年是新高考改革方案实施的元年,在很多媒体的报道中,这一方案被誉为“最彻底、最全面”的一次考试科目和录取方式改革。

其实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的38年间,这项世界规模最大的考试在很多方面都实行了改革,科目设置、考试内容、次数、招生体制和方式、技术环节—细数起来至少30余次,几乎每一年度的高考相关规定和制度,都与上一年度有所差异。

这些改革,有些经受住了考验,至今仍在实行,如“3+X”及自主招生。有的则销声匿迹,如“文6理7”及曾风行一时的高中会考制度。

新文化记者对大大小小的高考改革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发现,针对考试技术和细节方面的改革,如时间调整、网上录取、网上阅卷等,比较容易获得成功,并获得肯定。但一旦涉及到高考次数、科目、内容及招生等政策性的变革,往往就要历经反复。

恢复高考载入教育史的1977年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刊发了新华社稿件《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其中提出当年高考招生范围为“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具体要求是“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对于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以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这则消息让密切关注高考的人们雀跃不已。

其实在此之前,恢复高考的消息就已经传出。

当年5月24日,邓小平发表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很多人将这次讲话看成对于恢复高考的暗示。8月8日,邓小平在科教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确定恢复高考。

检索教育部网站上的教育50年大事记,恢复高考前后很多时间节点可以记入新中国教育史—

6月29日至7月15日,第一次高校招生座谈会在太原举行,讨论参加高考的学生资格。

8月4日,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

8月13日至9月25日,第二次高校招生座谈会举行,确定高考招生办法。

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招生工作的文件。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从此恢复了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简称“高考”)。

1977年的冬天,中断了11年的高考重启。从11月28日到12月25日,这次高考的时间跨度长达一个月。

教育部网站数据显示,当年报考人数570万人,最终录取27万人,录取率为5%。

之后高考录取率开始上扬,1985年达到35%后开始小幅回落,1991年降至21%后开始继续增加,于1996年达到40%,接下来的1997年和1998年小幅下降,至1999年一下跃至56%。从1999年开始,高考的录取率始终在56%以上,在2012年和2013年录取率为75%。

伴随着录取率的变化,高考逐渐成为我们身边的热点话题,每一次与高考有关的改革都牵动着千千万万人的心。

科目改革“文6理7”到“3+X”

历年中,针对高考科目的改革次数最多。

1977年,分为文史和理工两类,文科考试科目为政治、语文、数学、史地(历史和地理),理科科目是政治、语文、数学、理化(物理和化学),报考外语(课程)专业的要加试外语。

1981年,高考科目变为文科6门(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外语),理科7门(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外语)。

1991年,湖南、海南、云南三省,在高中会考的基础上进行了高考改革实验,将原本的文科6门、理科7门改为“四组四门”:第一组是语文、政治、历史、外语,第二组是语文、数学、物理、外语,第三组是数学、化学、生物、外语,第四组是语文、数学、地理、外语。考生根据报考的专业参加有关科目的四门考试,但不得兼报两组。史称“三南方案”,但因过于强调学生个性,而且录取太过复杂,仅实施了一年。

1994年,原国家教委(1985年6月设立,1998年3月更名为教育部)在高中会考基础上,又推出了“高考3+2”科目改革,即文科“语数外+历史、政治”,理科“语数外+物理、化学”。

1997年,原国家教委决定,高考科目组开始试行“3+X”方案,并于1999年在广东率先试行。所谓“3”是指语文、数学、外语为必考科目;“X”指由高校根据本校层次、特点的要求,从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六个科目或综合科目中自行确定一门或几门考试科目。

2000年,吉林、山西、江苏、浙江四省也开始施行“3+X”方案。2001年这一方案扩展到18个省、市、自治区。2002年,全国全面实行。

在改革之初,“X”有多种选择,但在实施过程中,大多数省份选择了“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的模式。

2004年,山东、宁夏、广东、海南4省区作为全国高中新课程改革的首批实验区进入实验,其后在多个省、市、自治区实行,包括吉林。

著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新文化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文6理7”到“3+X”,都是考试科目上的调整,能够看出教育部门有两个基本想法,一个是通过调整来减轻学生的负担,一个是通过改革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高校的录取还是以考生分数高低为依据。这种量化的、机械的考核方式,第一不能达到减轻学生负担的目的,第二发挥不了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作用,实际上(科目改革)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

招生改革 从“定向”到“并轨”

高考由两大部分组成,一考试,二录取。38年来,高考招生制度也经历多次改变,从最初的定向招生到“双轨制”,再到最终取消自费生,实行“并轨”。

1983年开始,教育部正式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规定在中心部分或国防科工委体系所属的某些院校,按必定份额实施面向农村或农场、草场、矿区、油田等艰苦职业定向招生。

1985年,原国家教委规定,高校可以从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量国家计划外自费生,与国家计划招生并行,即称“双轨制”。

1987年的7月12日和8月12日,《人民日报》对上海高校招收自费生进行报道。7月12日的标题为《上海高等学校收费走读生教学情况的调查—高等教育改革的一种尝试》,其中总结改革经验时,将“实现办学经费来源的多样化”列入其中。一个月后的报道标题是《上海高校招生新热门 三千青年报考自费生》,“报考自费生的人,年龄可以放宽到30岁,但均须参加统一高考。”自费走读,不包分配,原则上要缴纳国家规定培养经费的三分之二以上。

“双轨制”首先被人们质疑公平性,因分数相差很大,很多人认为就是在“花钱买分”。

1994年,37所重点院校成为招生收费并轨制的试点,“学生上学自己缴纳部分培养费用、毕业生多数人自主择业”的机制开始建立。

1996年,高校试行招生“并轨”,取消招收自费生,“自费生”逐渐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同时高校的学费开始增加。

2000年,师范类院校和专业也开始收费,招生并轨改革彻底完成。

2007年,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师范生免费教育重返校园。

从“保送生”到“自主招生”

除了招生制度的改革,招生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是对全国“统考统招”制度的改革和探索。

1984年,我国进行保送生试点改革。1985年原国家教委决定在北京大学等43所高校扩大试点。

当年保送生制度主要针对的是,部分有特殊才能或特别优秀的学生,通过推荐、选拔和考察,免予参加高考,直接录取。其意义在于弥补统一招生考试分数一切的不足。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在接受新文化记者采访时表示,保送生制度其实是对传统高考制度的一个突破,虽然这种突破所产生的影响很小,“保送生制度意味着人们其实能够接受其他的合理的标准,而不完全凭分数。”

1986年8月1日,《人民日报》曾刊发新华社稿件,其中对一些学校片面追求考分的倾向进行了批判,同时对上海高教部门对高考制度改革的做法进行了赞扬,“由中学保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高中毕业生,免试进入大学学习;对在某一学科上智力超常的冒尖学生,由学校或知名人士推荐,招生单位组织专家小组对学生进行面试复核,择优录取”,这种做法“取得了良好效果”。

储朝晖介绍,上世纪90年代初,在保送过程中出现了“推良不推优”的倾向,“很多中学为了提高上名校的升学率,让那些真正优秀的高中毕业生通过高考考取,而稍差一些的学生则通过保送进入大学。”

于是教育部在1999年规定,保送生必须参加综合能力测试,并从2001年起,将每年保送生规模从两万人压缩至5000人。

保送生制度之后,是高校自主招生制度。2003年,教育部在北大、清华、北师大等22所高校扩大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要求各高校进行自主考试与面试,入选考生参加全国统考,成绩达到与学校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上的可以由学校决定录取,招生比例为学校年度本科招生计划的5%。

2004年,自主招生高校扩大到28所;2005年扩大到42所;2006年,扩大到53所,并且允许香港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

熊丙奇说,从2003年22所到2014年90多所学校尝试自主招生,实际上是希望能够给大学更多自主招生权,打破单一的分数标准,给一些有特长有个性的学生一个进入名校的路径。

“看起来不错,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招生。”熊丙奇认为,真正意义的自主招生,应该是考生和学校的双向选择,学生可以拿到多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可以选择大学,“实际上呢,学生必须参加高考,自主招生只是获得相应的高考录取优惠加分,并没有摆脱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也没有调整好学校和学生的关系。”

命题改革 标准化考试到分省命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面引进了前苏联的五级计分法,标准化考试曾被冷落。1981年至1985年,教育部研究后,确定广东省开始进行标准化考试的试验。

经过广东省1985年至1988年的试验,原国家教委1989年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标准化规划》。

所谓的标准化考试,是指根据统一、规范的标准,对考试的各个环节包括测试目的、命题、施测、评分、计分、分数解释等都按照系统的科学程序组织,从而严格控制了误差的考试。

1990年的《人民日报》对当年开始广泛推行的标准化考试进行了报道,称“这是我国自隋唐以来,考试方法和阅卷手段的一个重大改革”。

人民日报记者采访了当时国家教委考试管理中心主任杨学为,据其介绍,实行标准化考试的科目,试卷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选择题,答案写在另一张卡片上,另一部分是“主观题”,答案写在试卷上。选择题的答题卡由计算机扫描阅卷计分,主观题由阅卷人评分,两者相加,即是该科考试的成绩。当年的标准化考试,选择题所占分数,9科平均约50%。

在1985年同时进行的改革,还有对分省命题的尝试。上海市率先试行自主命题,至2002年,北京市也获得了语文、数学和外语的单独命题权。2004年,教育部扩大分省自主命题范围,天津、广东、重庆、浙江、江苏、湖南、湖北、福建、辽宁等9个省市开始分省命题探索。至2012年,全国共有16个省市试行自主命题,其余15个省区市采用国家统一命题。

除引入标准化考试和分省命题的尝试,这些年来,依托于现代科技的改革举措还有很多。如2002年,高校招生工作第一次全面实现网上录取,全国网上录取新生率达到了85%。2004年全国共有15个省区市实行计算机网上阅卷。

获赞改革 高考提前+春季高考

其实在历次高考改革中,这些与技术有关的改革,争议最少。而2001年取消考生年龄和婚姻限制,及2003年将考试时间提前至更为凉爽的6月,更是获得了一片赞扬。

对于高考时间固定于6月7日、8日、9日,熊丙奇觉得还可以商榷,“我们经过调查发现,当双休日和高考重合的时候,当天交通状况比较好,而一旦高考遭遇工作日,交通拥堵,就会造成考生和家长的焦虑。我一直在呼吁,把高考时间调整到6月份的第一个双休日,教育部从2005年开始答复说要论证,但直到现在为止,始终没有答案。”

在问起历次改革当中,最受认同的是哪一次时,熊丙奇和储朝晖都选了春季高考。

2000年开始,春季高考先后在北京、上海、安徽、内蒙古试点,形成普通高校每年两次考试、两次招生的模式。但从2004年开始,内蒙古、安徽和北京先后取消,目前只有上海还在继续试行春季高考。

熊丙奇认为,推行春季高考的初衷是好的,是希望通过增加高考次数,解决一考定终生的问题。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因为种种限制,春季高考成为落榜生的考试,“这样的改革本身就会导致两个结果,一个就是春考考生成绩低,参加春考录取的学校也比较少,所以后来随着高校的扩招,落榜生的减少,春考就变得惨淡经营,有的地方就取消了。”

熊丙奇身处上海,对于上海颁布的2015年新高考改革方案比较期待,“上海市属高校全部参与春考的录取,而且拿出比较好的专业,另外就是以春考作为自主招生的尝试。一个考生可以拿到两张录取通知书,然后再申请大学,这才逐渐回归到春季高考的初衷:多次考试多次录取。”

最新改革 一些举措以前出现过

今年实施的新高考改革方案,被很多媒体誉为“最彻底、最全面”的一次考试科目和录取方式改革。新华社在6月4日总结了一些新变化:高考加分项目瘦身、自主招生在统考后进行、高职院校与普通院校分类考试、18个省份使用统一命题试卷、高校校长亲自签发录取通知书、全面实行平行志愿投档。

在储朝晖和熊丙奇看来,新改革方案中,很多“亮点”此前都曾出现过。“比如平行志愿、高职高专单独考试,都不是什么新鲜内容。”熊丙奇说,平行志愿2002年就开始在少数地方进行调整,后来教育部在2008年大力推广,“平行志愿实际上是改变了原有的填报志愿给学生带来的风险和焦虑,能够让学生有更多选择。”但实际上效果有限。

根据教育部最新通报,今年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的省份,从去年的15个增加到18个。在储朝晖看来,这是一种反复,“早在1985年就进行了分省命题的尝试,2012年到2014年,都是有16个省份自主命题。如今统一命题的省份在增加,不得不说是一种反复。”

对于自主招生改在高考后进行,储朝晖认为这突出了统考的权威和重要性,“但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考生和学校的自主性,减少了双向选择的机会。”

改革建言 储朝晖:让专业组织管高考

“高考改革三个大的方面,第一是招生管理体制的改革,第二个是招生方式的改革,第三个才是测评方式的改革。过去的改革总体来讲改考试的比较多,改招生的比较少,改管理的基本上没有。”储朝晖认为,“考试的改,要以改考试结果使用的一方为准。现在使用考试结果的,还是各个地方的招生办。招生办使用考试结果,不要求精细,只要能够把大家分成级,也就是考试分数,这就够了,它并不要求真正了解这些学生。”这就是目前高考招生的困境,真正希望了解学生的是学校,但是招生的学校没有权力和办法去了解学生,只能通过分数来看。而且现在这种测评方式,也很难反映出学生的真实状况。

要如何改进?

“改进的方式,不是搞任何一个统一的东西,统一的东西不可能反映出这么多考生的状况,它需要一个更精细的独立第三方的专业组织,还需要学校有更多的选择权,考生也有更多的选择权。”储朝晖表示,高考招生改革要有明确的定位,要把专业组织做的事情交给专业组织去做,把高校要做的事情交给高校去做,把行政部门要做的事情交给行政部门去做,然后各方面达成一个共识,这才是能够有效推进的方式,“而现在我们只想着改考试,改测评方式,当主体不是专业组织的时候,这个东西永远都做不到公平。”

熊丙奇:录取制度改革是核心

在高考改革当中,熊丙奇认为录取制度改革是高考改革的核心和灵魂。

“过去有这么多方面的改革,但是都没有触及一个核心和实质,那就是大学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招生,学生和学校的双向选择。”熊丙奇认为,录取制度的改革是从根本上打破教招考仍然一体化格局的必要途径,“就是要求政府部门放权,政府部门如果不放权,在现有的教招考一体化的格局下所进行的改革,都是一种很难起到效果的改革。所以要从根本上对录取制度进行改革,很多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如果录取制度不改,很多的改革思路都会被消解掉。”

熊丙奇希望教育改革不应该由教育部门来主导,应该由全国人大来主导,“(历次改革)出现反复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相关部门不愿意放权。”

如何评价改革是否进步?熊丙奇认为只需要看一点,那就是一个学生能否拿到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学生的选择权增加了,这个改革就进步了。”

熊丙奇认为,改革必须有针对性地扩大学生的选择权,让学生有多次考试多次选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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