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公务员考试《申论》十大热点【押题】
第一：新常态
拥抱新常态 抓住新机遇
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9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演讲中，习近平概括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三大特点。
今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中国经济。此次演讲中，新常态被概括为三个特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自此，新常态已经被精准定义，它的三个特点所分别对应的正是，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方式。
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在经历改革开放30年的高速增长后，新常态所定义的中高速增长7%左右，虽然较之过去是一次放缓，但放在世界范围内，依然处于前茅。之所以强调要从高速增长换轨到中高速增长，一方面，是因为过去的高速增长存在着不平衡、高成本的特点，而中高速增长不但利于改变过去的高能耗发展模式，也能够实现各行业、区域的发展平衡；另一方面，也正因为中国过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依然能够保有7%的中高速增长速度，它对于有效弥补各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依然具有必要性。
从经济增长结构来看，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今年上半年，这一比例攀升至46.6%.但美国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已占GDP的80%以上。因此，优化我国经济增长结构，提升服务业比重是新常态下的一个重要表现与任务。服务业比重如何，不仅关系到经济增长的质量与结构，更涉及到经济增长成果的共享问题。随着国民收入的提升，国民的服务性消费与精神消费需求已大为增长，适时加速第三产业的发展，既有助于持续提升经济发展的就业吸纳率，也便于改善国民的消费结构，促进国民生活的水平的提升。
从经济增长方式来看，过去持续数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投入和高能耗的投资与要素驱动，也是我们常称之为的粗放型增长。这种增长在保障经济增速的同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视，从长远看，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理念，也难以代表一个国家的真正经济实力。事实上，现代国家的经济竞争，已经愈发表现为创新层面的竞争。因此，强调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更新，可以说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个重要标志。
从高速化的粗放式增长迈向中高速的新常态，期间必定要经历换轨的阵痛。正如有关学者所总结的：当前，中国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复杂局面。但从长远来看，这是经济发展提质增效所必须面对的成长阵痛，它更多带来的新的经济发展机遇。
于国内而言，经济速度与结构的调整，必将淘汰一大批落后产能，促进行业的革新，孕育一大批新兴行业，个人的就业与创业机遇大增；经济增长更加注重契合民众的消费需求，必将对促进国民增收带来实质性的推动作用，而国民收入的增加又将反过来促进内需的繁荣。
在国际层面而言，中国经济的顺利转型、转轨，步入新常态将对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供重要保障。如本次APEC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聚焦中国主导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一方面，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提升本国的经济实力与影响；另一方面，亚太地区的经济繁荣，也离不开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包容性增长。
拥抱新常态，抓住新机遇。只要拿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锐意改革，激励创新，步入新常态的中国，必将愈来愈体现一个自信、担当的大国者姿态，真正让人民过上更加安宁富足的生活，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
适应新常态实现农业农村新发展
今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开发布《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给广袤田野和广大农民送来了春的信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连续发出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今年已是第十二个。今年的一号文件围绕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突出强调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政策、新举措，必将为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富裕提供新动力、增添新活力。
刚刚过去的2014年，我国粮食产量实现十一连增，农民增收实现十一连快，农村重大改革试点方案破茧而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面推开，农村民生改善取得重大进展，三农发展成就可圈可点，成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一道亮丽风景线。
同时也要看到，农业农村发展面临十分复杂的新情况，需要应对前所未有的新挑战。经济增速放缓，农业生产成本攀升，主要农产品国内国际价格倒挂，农业增效、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压力增加;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农村空心化、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要在连年丰产增收后稳住农业农村持续向好的局势，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实现农业农村新发展，必须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主动适应新常态，按照稳粮增收、提质增效、创新驱动的总要求，以改革为动力，以法治作保障，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
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所涉及的改革方方面面，必须把握方向，突出重点，稳步推进。新形势下，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必须围绕建设现代农业、围绕促进农民增收、围绕城乡发展一体化，努力在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上挖掘新潜力，在优化农业结构上开辟新途径，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上寻求新突破，在促进农民增收上获得新成效，在建设新农村上迈出新步伐。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让农业强起来，让农村美起来，让农民富起来。
三农发展持续向好的局势，得益于改革充分释放了农村生产要素潜能，激发了农业农村内生活力。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要始终把改革作为根本动力，把改革创新贯穿于三农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改革创新要坚持以人为本，激发农民的创造、创新、创业活力，形成万人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必须加强农村法治建设，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三农工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重点是三农，关键在三农，成效看三农。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描绘了三农发展的新蓝图，我们要勇于直面挑战，敢于攻坚克难，继续夯实农业稳定发展的基础，稳住农村持续向好的势头，切实防止出现放松农业的倾向，确保各项三农政策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力争三农事业发展实现新突破，再创新辉煌。
中国经济从旧常态到新常态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总书记首提新常态，不仅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客观经济主观认识上的变化，而且会引导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观行动符合经济新常态的客观要求。基于此，我们有必要从理论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
旧常态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要弄清经济新常态，当然首先对常态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在我们看来，所谓经济常态，并不是指经济活动在一个长时期内稳定不变完全可预期的状态，而是在经济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由经济规律所主导的经济活动相对稳定特征的动态过程。就经济运行的宏观面而论，经济常态应当最终取决于某一段时期由技术、制度、人口与劳动供给和资本所决定的潜在增长率。
但是受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影响，在某一段时期，经济常态既可能表现为实现的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也可能高于潜在增长率，前者表现为总需求相对不足、物价水平较低，后者则表现为总需求的相对旺盛乃至经济过热，物价水平上涨甚至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
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发展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的常态表现具有明显差异。这样，可以对经济常态进行不同的划分，如新常态与旧常态。虽说可以对经济作新旧常态的划分，但新常态与旧常态不是割裂的，新常态是对旧常态的承继和扬弃。对客观的经济常态的认定和判断，会直接影响政府主观的宏观经济决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应当使实现的经济增长常态维持在潜在增长率决定的自然常态。
因此，分析新常态，首先要厘清旧常态。从时间区来看，与当下新常态对应的旧常态，大致为新世纪以来十年左右时间的中国经济状态。中国经济旧常态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首先是经济增长率的持续性上升;其次，高储蓄高投资是其第二个重要特征，同时也为经济增长率持续上升提供了资本供给上的保障;第三，人口红利贡献巨大;第四，经济旧常态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度上升，经济、金融和地方财政均有房地产化的倾向;第五，扭曲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第六，在货币层面，旧常态表现为货币供给机制的高度美元本位化的同时，走的是高信贷、高货币投放的通胀之路。
总之，旧常态下的中国经济，虽然经济总量取得了持续增长的瞩目成就，但反映了储蓄-投资、国民收入分配中的结构性失衡却日益加剧、对房地产业的过度依赖抑制了创新型的增长，货币供给机制的美元化和高信贷与货币投放的通胀之路，本身对经济的系统性稳定造成了伤害。可以说，经济旧常态自身就有着向新常态过渡的内在要求。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现实背景
中国经济正从中等人均收入水平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同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转折时期，旧常态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旧常态的高增长，是不平衡式的增长，是以GDP为中心、以投资为主导、对技术进步重视不足的粗放式增长。所谓以投资为主导，实则是通过人为政策刺激而实现的增长，因而，在旧常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违背经济规律和资源环境约束的、不可持续的增长，也就不足为怪了。旧常态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必然促使经济转向新的增长模式并且实现与之对应的新常态。
在旧常态日渐暴露其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矛盾之时，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开始出现了下降。一般而言，决定潜在增长率的因素主要有技术与生产率 、资本增长率和人口结构与劳动供给。中国潜在增长率下降，首先是因为中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逐年减慢，并于2010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绝对减少。相反，人口抚养比则由下降转为提高。而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国民储蓄率将趋于下降，使得依靠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难以获得有效的资本供给。
与此同时，技术进步又是非常缓慢的过程;在投资率本已处于畸高水平、且资本存量已大幅增长的背景下，资本增长率趋于下降是必然结果。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换挡新常态是经济发展变化所必然导致的供给面变化的结果，当然，也是政府政策取向变化使总需求主动适应潜在增长率的变化，进而使政策驱动总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下降的结果。从历史经验进一步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率只要能够保持在7%8%之间，就是在其自身潜在供给能力上实现的增长。在这种状态下，既不会有严重的就业压力，也不会有难以承受的通胀。
就在中国人口结构变动导致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时候，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悄悄地兴起。技术进步始终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之一。当下正在兴起的技术革命便是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Rifkin《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认为，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结合起来，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强大的基础。
与Rifkin侧重于能源技术革命不同，《经济学人》2012年4月21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封面文章则聚焦于3D打印技术和数字化制造，将第三次工业革命界定为以数字化制造与新型材料的应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主要标志之一是3D打印技术和工艺。3D打印机是按设计好的数字模型，用各种材料，以叠加工艺打印出各种最终产品，整个打印过程无需人工参与，所需原材料只有传统生产方式的1/10，能源消耗也远低于传统的工厂式生产。这使得企业只提供数字化模型，用户和代理商可用3D打印机将产品打印出来，工厂、制造业工人将越来越少。
标志之二是工业机器人。2006年，《福布斯》就曾预言，当工业机器人性能趋于成熟、稳定和易用时，制造业会出现工业机器人替代工人的浪潮。机器人发展已进入多方面应用的阶段，包括运用在医疗手术和制造业。例如，美国佐治亚州的一家服装技术公司推出机器人裁缝，生产线上将看不到工人。
据称，这项技术革新，能彻底让美国制造打败中国制造。美国可望扭转每年用1000亿美元逆差从中国、越南等地进口服装的局面。创始人迪克森说，自动化机器能让手机、电脑和电视的生产重返美国。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化制造促成的新型产业革命，华盛顿邮报甚至据此说：美国的机器人不久就可以直接和中国劳工竞争。
无论如何，第三次工业革命使制造业对于工人的依存度会大幅下降，制度业中的劳动力成本也会随之而大幅度降低，制造不再与工厂、工人密不可分，它不仅是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且也将改变生产的组织形态。直接生产领域中几乎看不到人影了，将基本上由数字化自动生产，使得国际分工不再主要取决于劳动力成本，即便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可能向资本密集型转化。
进而新兴市场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趋于消失，不仅会遏制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空心，而且会反过来让缺乏自主创新和创意的新兴市场制造业空心化。以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技术为基础，以大规模定制和个性化制造为特点的工业革命，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制造技术下新产品开发周期、产能利用、成本、产品性能、个性化需求等之间的冲突，实现制造的综合优化，产品质量大幅提升。
因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将重新诠释产品竞争力的内涵，并从根本上改变竞争力所依赖的资源基础和要素结构，最终影响各国在全球工业体系中的分工地位和现实利益。世界经济格局和全球产业版图将因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深入而发生巨变。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很有可能在制造业中再度领先，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制造业会失去优势。无疑，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中国经济转向新常态的第三个重要因素。
第四个促使中国转向新常态的因素就是制造业回归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经过金融危机后的反思，发达经济体认识到长期外包政策和国内产业空心化，造成诸多社会弊病。因而危机之后，发达国家都呼吁要重新回归制造业，并宣称通过发展高端制造业，重构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以美国为例。为提高美国制造业吸引资本和投资的能力，美国政府正在通过调整税收政策来降低美国制造业的税收负担，并使暂时性减税措施永久化。
2010年8月11日，奥巴马签署了《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降低非美国制造、但美国制造商必需的大量产品的各类关税。奥巴马表示，类似法案有助于提高美国产品的竞争力，满足5年内出口翻倍的目标，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美国工人可以和任何人竞争。2010年9月美国又颁布了《创造美国就业及结束外移法案》，为从海外回迁就业职位的企业提供24个月的工资税减免，并终止向海外转移工厂和生产企业提供补贴、免税和减税。诸如此类的措施，都是为了推动制造业回归。
除了税收政策调整外，美国制造业劳动力相对成本正在下降。尽管中国制造业小时工资还远不及美国的水平，但中美间成本差距正在逐步缩小。2010年，美国制造业生产率提升了6.1%，单位劳动力成本降低了4.2%，从2002年至2010年，美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累计降低了10.8%。相比之下，中国的劳动力报酬增速比生产率增速要快得多，从2005年至2010年，工人的工资水平以每年19%的速度递增，而同期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全负荷成本只增加了4%。
第三次工业革命又为制造业的回归做了技术上的准备。美国制造业回归的重点在产业升级，高端制造是其战略核心，积极在纳米技术、高端电池、新能源与新材料、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等领域加强攻关。这将推动美国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创新集群发展，并保持在高端制造领域的研发领先、技术领先和制造领先。最新的发达经济体金融危机，在相当程度上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结果。为了实现健全的经济增长，就需要矫正全球经济失衡，再平衡是重建稳定国内经济的重要环节。
事实上，全球经济也正在寻求新的平衡过程。贸易顺差国家的经常账户顺差与GDP之比在下降，逆差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也在逐渐改善。制造业回归将促进新一轮全球供应链重组和国际分工体系，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全球经济再平衡，不仅意味着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将减弱，而且也意味着，即便没有改革中国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国际收支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影响也将弱化，从而极大地增强中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中国经济新常态之新在何处
在总结了中国经济旧常态和新常态的现实背景之后，便可以进一步探讨中国经济新常态到底新在何处了。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不妨将中国经济新常态定义为：在增长速度换挡、结构改革阵痛、社会矛盾愈发尖锐时期，集中体现为与潜在增长率相协调、与过去一段时期高增长相较而言现实相对较低增长率的社会经济形态。
经济新常态既是经济规律、经济周期自身运行、国内环境与国际大环境变化客观结果，也是政府对经济运行主观认识变化的结果。前者体现为因经济供给面约束而使潜在增长率下降;后者体现为宏观经济政策积极主动地顺应潜在增长率的新变化，而对通过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心理保持了高度克制和冷静。
经济新常态更体现了政府政策目标函数的重大变化，即政府赋予GDP增长率的权重明显下降，是对过分强调增长率的单一GDP主义执政理念抛弃。经济新常态在强调更灵活、公平的竞争机制使经济维持在与潜在增长率相适应的总量增长水平，是内生于技术进步、结构调整和体制机制市场化的自然增长，而不是通过刺激政策实现的拔苗助长的增长。
在新常态的增长率足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总量目标的前提下，它更注重机制的创新和结构上的平衡。因此，新常态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实行统一市场准入，通过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提高经济自身应对冲击的灵活性;强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兼顾、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承载力相协调的增长，即习总书记所说的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强调包容性增长，让老百姓充分享受经济增长成果，这不仅要求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也要求真真切切地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控制好物价和以房地产为首的资产价格。
由此，我们便可以归纳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几个重要方面了。
首先，增长速度的新常态，即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这是由潜在增长率的换挡决定的，也是由中国经济总需求结构变化所决定的。总需求各个构成中，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上升，投资与净出口的贡献将有所弱化;相应的，中国储蓄投资关系也将有所改善，经济增长的目的从旧常态扭曲的为生产而生产切实转向为普罗大众消费而生产。实行这一转变，要求从单纯强调做大蛋糕到做大与分好蛋糕并举，改善居民、企业与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关系。
其次，增长的主要力量，将转向主要依靠转型升级、生产率提升的创新驱动型增长，即增长主要源于供给面的积极变化，而非人为需求拉动的增长。这意味着，宏观经济政策将从过去侧重于需求面的管理转向侧重于供给面的管理;增长与资源配置的机制更加市场化，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减少政府对经济资源的直接配置或行政干预，这不仅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也会极大地降低****机会。
因此，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不仅仅表现为量的新常态，更应当指资源配置机制的新常态，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让资源在市场信号的引导得到相对更有效的配置。这意味着，新常态中的经济灵活性将会有所提高。
第三，增长与资源配置机制的市场化，不仅要求推动市场的对内对外开放，放松对经济主体的市场准入限制，实行更加严格、公平、公开透明的产权和市场参与者的司法保护，而且要求适当降低政府所得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同时，人口老龄化对安全性、收益相对稳定的资产需求上升，完善货币政策机制要求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这三方面因素意味着，未来政府债券总量可能会明显上升，国债期限结构也会更加多元化。
第四，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常态，将宏观政策的稳与微观政策的活有机地结合起来。所谓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即是要保持政策定力，少折腾甚至不折腾，从总量宽松、粗放刺激转向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的宏观审慎政策，这决定了货币政策在未来一段时期均可能具有点、面结合且以点带面的特点。
在政策空间上，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国将使中国美元本位的货币供给机制得到弱化，提高中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央行的信用独立性，这将决定货币政策操作将不会像旧常态那样以紧缩和冻结流动性为主。这表明，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新常态将为中国货币政策打开新的空间，也为存款准备金比率缓慢有序地降到正常水平创造了积极条件。
第五，利率市场化进一步深化乃至最终基本实现市场化的总体水平。利率决定机制的变化将迫使央行逐步放弃存贷款的利差管理，利率水平将能够更好地反映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率，也能够更好地体现企业的真实资本回报率和风险状况。但受潜在增长率和资本边际产量下降的影响，中国未来利率的总体水平可望会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随着更加注意利率机制在货币政策操作及传导中的地位和作用，央行可能会日益注重市场利率的平滑化操作，央行不仅会引导市场利率水平，也可能会通过政策行动影响市场(尤其是国债)利率期限结构。这将要求央行更加注重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而非负债方的操作。汇率从单边升值转向更加灵活的双向波动，市场供求在汇率决定中发挥更主导性的作用，这将明显降低汇率变动的可预测性，这对过去单边升值预期中的国际资本流动造成极大的影响。当然，这同样有助于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总之，新常态是在中国通过高信贷、高货币投放而维持的高储蓄-高投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人口结构变动、全球经济再平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兴起的大背景下，对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期的较为冷静的新认识。表明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更多受到理性的约束。但在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政策仍然要服务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
基于新常态的认识，政府将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把高经济增长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直接目标，也不大可能通过强刺激政策使实现的增长率明显超过潜在增长率。政策面的调整将从过去注重总需求面的刺激而转向供给面的持续性为主导，这决定了政府政策的重心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释放潜在的改革红利，核心是通过改革激发市场活力、调整经济结构而实现有质量、平衡的、资源环境代价最小化的好的增长。
新常态也为货币政策打开了新的空间，货币供给的美元本位化将不断削弱，为缓慢有序地调整中国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创造了积极条件。利率和汇率机制更加市场化和灵活化。受潜在增长率和资本边际产量下降的影响，中国未来利率的总体水平可望会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第六：出租车改革
比专车更该叫停的是出租垄断
滴滴专车、一号专车、易到用车、Uber打车去年开始，伴随各类专车软件的不断涌现，关于专车是变相黑车的质疑也越来越多。继沈阳、南京、上海等多地叫停专车业务后，近日，北京也针对私家车通过专车软件提供出租车服务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1月7日《北京青年报》)
滴滴们还真是不容易，先是叫车软件被再三阻截，接着又是专车业务频频设障，看来互联网力量和创新力量，也并不是一出生就风华正茂。如果创新力量发力在新生领域，有可能再造一个阿里如果是在一个形成既得利益的市场，则是命运多舛、前途难测。
有关方面叫停专车软件的理由之一是按章办事，认为按照有关规定，专车业务属于未取得运营资格擅自从事非法运营。再不合理的制度依然是制度，只是人们想问，为什么要让不合理制度存在呢?真正的良法，应该适应时代形势，顺应大众意愿。可在出租车管理上，除了出租车公司这样的既得利益者，有几个人站出来喊好?现行的出租车市场，是一种变相的垄断市场。时代发展到今天，依然通过市场配额来调节市场，出租车公司靠垄断车牌就可以轻松赚钱，这样的市场机制具有合理性吗?而且，这几年出行需求呈现暴涨趋势，可很多城市的出租车配额几乎没有增长。
诚然，作为一个新生事物，专车有其局限性。能在不足中发展，对应的正是当前十分突出的打车难。换而言之，如果打车不是那么难，乘客怎么会选择问题重重的专车?一方面喊要激发市场力量，尊重市场力量，另一方面却在某些领域排斥市场力量，这难道不是一种双重人格吗?只是背后站着利益主导。比专车更该叫停的是出租垄断，现在是到了反思出租车市场管理机制的时候了。即便不能一下子放开个体经营，也应该好好论证一下，现有的出租车配额需不需要调整。回头来看，
专车是市场力量的产物，何尝不是市场问题的产物。
出租车改革:该跟与民争利的运营证说再见
去年开始，多地发生的出租车停运、政策打压专车服务等反映出整个出租车行业的困境，亟待深化改革。各地和有关部门需清醒地认识到：出租车行业垄断之源是政府有偿发放营运证，与民争利，过分插手甚至包办微观市场。
自1988年深圳市实行出租汽车经营权(即营运证)有偿使用制以来，我国许多大中城市相继效仿了这一办法。1993年制定的《城市公共客运交通经营权有偿出让和转让的若干规定》，明确在全国推行出租车经营权有偿转让。1998年施行的《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规定，城市的出租汽车经营权可以实行有偿出让和转让，为地方政府政策落地提供了政策支持。
然而，有关部门随后发现有偿营运证的政策弊大于利。2004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81号文，要求对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出让进行专项清理整顿。所有城市一律不得新出台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出让政策。
如此一来，地方政府部门傻眼了。再想卖证来增加市场容量，政策不允许；若不卖证直接投放出租车，对现有的花了几十万元持有营运证的出租车似乎又是不公。于是，有的城市找到了变通的方法，委托国有企业经营。例如，合肥市即委托江淮汽车集团成立了和瑞出租公司。然而投放的出租车数量极为有限，杯水车薪，供需矛盾依旧难解。
需要看到，营运证是出租车市场发展之初孕育起来的一个怪胎，除了增加地方政府收入外，就难见其他好处了。以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保障相关服务质量之名，限制营运证的发放，令合法上路的出租车数量多年来原地踏步，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城市几家大的出租车公司垄断市场的现状，出租车市场供需矛盾日益严重，加剧了百姓出行难，导致司机服务差。
与此同时，价格居高不下的营运证，成了政府可支配的稀缺资源，为权力寻租制造了土壤，更为黑车等非法营运提供了空间。更为人诟病的是，地方政府部门出让营运证，实际上是找到了堂而皇之与民争利的法规借口。很显然，几十万元的营运证必然增加运营方负担，最终将转嫁到市民或乘客的身上。
目前，无论是出租公司自主经营，还是挂靠经营，营运证都是靠烧钱得来的。先是公司从政府手中花大价钱拍来营运证，公司聘请或转租给一般司机经营。司机缴纳的份子钱，其实就是无力一下子付清动辄几十万元的营运证费用而向公司按月支付的本息。即便是国企经营的出租公司，其司机也一样要交份子钱。因此，出租车公司从此成了空手套白狼的寡头，而驾驶员则成了跑街卖命的骆驼祥子。
伴随着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出租车市场，市场化的步伐却远远滞后于其他行业，没有真正建立起自由、公平的市场化体系，可以说是起了大早，赶了晚集。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营运证。地方政府部门在出卖营运证的当初，只看到了眼前利，却忽视了政府包办的隐患，造成如今骑虎难下的局面。
市场的开放是不可阻挡的，市场化改革的大潮是不能倒退的。地方政府部门要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才是出租车行业发展的正道。当前，深化出租车行业改革，面临诸多复杂问题，地方政府部门要积极探索多元的公共交通新业态，降低准入门槛、放松数量限制，一切让渡给市场，学会放手。
同时，改革更要牵好牛鼻子，这个牛鼻子就是营运证。把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好，其他困难就迎刃而解了。政府可通过回购营运证、政府补贴等方式，让新老出租车回归同一起跑线，形成良性竞争。
在大力倡导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今天，各级政府部门都在做减法，戒掉与民争利，摈除不必要的事前审批。出租车行业作为垄断业态的老大难，该跟运营证说再见了。
第七：医疗改革
【背景链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３月５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要加快推进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落实五项重点工作。继续扩大基本医疗保障覆盖面。要开展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坚持基本医疗的公益性方向，创新体制机制，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提高服务质量，控制医疗费用，改善医患关系。大力支持社会资本兴办医疗卫生机构，在服务准入、医保定点等方面一视同仁。扶持和促进中医药、民族医药事业发展。
【标准表述】
[意义]
医改是我国从基本制度的高度规划医疗卫生事业，保障人民健康。这是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一大创新。将缓解群众最关心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突出基本、基础和基层，提高医疗服务的可及性，降低居民的医疗负担。从源头上降低疾病风险，保障人民不生病、少生病、少生大病。从长远看，实施医改有助于改善国民的健康状况，进而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预期，刺激消费增长并带动宏观经济的增长。新医改将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原动力。
[对策]
医疗制度的改革是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实施医改是重大民生工程，把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向全体人民提供是政府责任的体现。但具体落实还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建立政府主导的多元卫生投入机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确立政府在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中的主导地位。明确政府、社会与个人的卫生投入责任。积极促进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的办医体制。
二、建立健全医药卫生法律制度。完善卫生法律法规，加快推进基本医疗卫生立法，明确政府、社会和居民在促进健康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建立严格有效的医药卫生监管体制。健全卫生监督执法体系，加强城乡卫生监督机构能力建设。
三、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建立全面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助标准，做好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和异地就医结算服务。完善医疗保障管理机制，有效减轻城乡居民个人医药费用负担。提出接近400种药物实现零差价，就是通常使用的药物群众不再付出高价了。基层医疗单位实行零差价以后需要补偿，而使基层的卫生人员待遇不下降。
四、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快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发挥县级医院的龙头作用，建成比较完善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着力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水平和质量。
五、公立医院改革。公立医院改革的方向已经确定，就是要实行公益性的改革。也就是说公立医院公益性改革的公益性方向应该坚定不移。
医疗改革让老百姓真正看得起病
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说。由他担任课题组负责人的最新医改研究报告于近日发布，报告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行了总体性评价和反思，并提出了医疗改革的新框架。
很佩服这位葛副部长和《中国青年报》，佩服他们的勇气和胆识。承认中国的医改基本上不成功，要冒否定改革的风险，在现阶段否定改革就是最大的政治问题，这个风险一般人是不敢担的。
如果始终不正视现实，捂着鼻子哄眼睛，任由医改在错误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使得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有病不敢医，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癌症，让医改走进死胡同，这才是真正地害了改革。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承认失败，越是不敢承认失败，这个失败就越大越彻底。发现改革方向出现了偏差，及时进行纠正与调整，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来，才是真正的改革家，才会取得最终的成功。现在终于有人第一个站出来说话，揭开了这个盖子，坦承医改出了问题，这是一件大好事。
据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农村37%应就诊病人没有就诊，65%应住院病人没有住院。而农村应住院而未住院者中，1993年有58.8%的人是出于经济困难，1998年，这个比率增加到65.25%。1998年调查显示，农村的因病致贫率达到21.61%，贫困地区甚至达到50%以上。改革开放20多年来，价格上涨的巅峰是药品。20年来，工资上扬了10一20倍，而医药费用上涨的幅度在100倍到200倍，它的涨幅不但大大高于工资上扬的水平，而且大大高于同一时期国民经济增长的水平。20年前在医院生一个孩子(顺产)收费只不过十几元钱，现在竟达到四五千元。开一次刀就得出一次血，看一个大病就得倾家荡产。这充分说明医改出了毛病。
中国医疗体制改革走到今天，恰似一个人正身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至为关键。考察医改的重点，无外乎医院和农村，这也是难处所在。设医院之目的，在荟萃名医，治病救人而已，可现而今，医院自身竟不能健康生存，难以为继，又如何担当保障、提升人民生命健康的重任?所以，必得先为医院输血、降压，是为急务。毫无疑问，担负起这个职责的，应该是我们的政府、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政府，而不仅仅是其卫生部门。因为说到底，在目前条块利益分割、冲突、转型的复杂背景之下，单单一卫生部门根本无法应对此种局面。而对于农村，原本底子更薄，困难更大，需要花的心思、下的工夫就更多，非政府莫能。政府责无旁贷，必须来主导医疗体制改革，让所有中国人都能看得上病、看得起病，都能享受更好的生命小康!
当我们找到医疗保障成富人的俱乐部，服务公平性下降、城乡医院两极分化，效率低下、小病拖，大病扛，医疗费用居高不下这些病症时，才能对症开方，开出打破城乡、所有制等界限，建立覆盖全民的、一体化的体制、将医疗卫生服务分为三个层次，实行不同的保障方式、打破医药合谋，全面推进医药分开这样一些药方。有了好的药方，再照方抓药，及时治疗，医疗疾病才有可能好转，老百姓才有救，普通群众才有希望看得起病，医疗卫生机构才有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八：反暴恐
事实证明，恐怖主义压不倒人们对公正、美好、善意的向往，它也永远无法泯灭人们建设一个好社会的信心。
2014年3月1日晚9时20分，暴徒袭击了云南昆明火车站，造成29人死亡，百余人受伤。惨景震惊了国人，它让我们第一次意识到：恐怖主义离我们竟如此之近。
所谓恐怖主义，是针对非武装人员有组织地使用暴力的行为，并以此为要挟，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恐怖主义是现代社会产物，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在今天，它对所有国家都构成了威胁。恐怖主义带有鲜明的反人类色彩，是对文明肆无忌惮的残害，对于这种暴行，必须依法严厉打击，绝对不能姑息。
然而，恐怖主义往往隐藏在日常生活中，恐怖分子犹如玻璃柜子里的老鼠，既要将他们清除出去，又要保护柜子完整，这决定了反恐的复杂性。对此，只有愤怒是不行的，还需要有理性。应对恐怖主义，不仅需要政府努力，还需要社会力量支持。
毕竟，我们反对的是恐怖行为，而不是反对人。恐怖主义孕育、诞生、发展、膨胀并非一蹴而就，它也有一个过程，清除其产生的土壤，掐断滋养它的资源，这是社会的擅场。换言之，致力公平建设，反对仇恨文化，使自组织变得更加强壮，使社会生活更丰富、更多元，让个体有充分的参与感，这对遏制恐怖主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然而，在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中，必然会形成各种不平衡，在发展激情的裹挟下，粗放的解决方案在初期尚能应付，可随着进入平稳阶段，发展速度放缓，各种问题便会浮现出来，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就可能造成社会失败，成为培育暴力的温床。
令人欣慰的是，经历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社会正在成熟，昆明火车站惨案发生后，网络出现了许多冷静、理智的声音，绝大多数网友在怒斥恐怖行为的同时，反对渲染仇恨，反对情绪化表达。许多网友自发组织献血，许多大V对境外媒体不公正的报道提出了批评
事实证明，恐怖主义压不倒人们对公正、美好、善意的向往，它也永远无法泯灭人们建设一个好社会的信心。经历风雨，坚持成长，这说明，只要放手，我们的社会是有前途的，它经得起挑战，它注定会在反恐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反暴恐，当以正义方式行正义之事
国际反恐合作的前提是对国际法的尊重，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遵守。无论采取什么行动，都要道义为先，道义为上
当地时间9月10日晚，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美国将领导一个广泛联盟来对付恐怖主义威胁，对伊斯兰国组织展开系统空袭，同时不排除对该组织在叙利亚境内目标采取行动，直至最终摧毁该组织。严厉的措辞，烘托起华盛顿针对中东反恐新局面作出的战略抉择。
今年以来，异军突起的伊斯兰国极端组织震惊了世界。耸人听闻的杀戮信息不时传来，用一位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官员的话来说，他们(伊斯兰国组织)的意识形态只有暴力、憎恨和征服。他们谋杀、酷刑、****以及屠杀儿童的名声尽人皆知。
同时，基地组织的威胁依然存在，其分支在阿富汗、阿拉伯半岛、北非等地区的活动非常活跃。此外，深陷内战的叙利亚部分地区成为圣战乐园，各国极端分子汇聚于此。
严峻的现实说明，全球反恐形势更趋复杂。人们有理由担心，持续不断的种种地区性危机，会源源不竭外溢恐怖因子，在世界范围内作乱。国际社会共同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确是形势所迫。
周三晚上标志着奥巴马总统生涯的转折点美国的对抗行为将大举升级，美国《华尔街日报》、英国《金融时报》如此点评奥巴马10日的讲话。人们能不能对这个转折点寄予相当的期待?答案尚不明朗。毕竟，美国人民长久以来心悸的越反越恐魔咒远没有解除。回望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硝烟，人们眼中充斥着强力更迭政权导致的政治失序、单边主义军事行动引发的合法性危机、大量贫民伤亡造成的道义失分等等
可以说，如今规划反恐战略的美国决策者，无法回避10多年以来的一系列沉重教训。对于曾一心想把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作为主要外交遗产的奥巴马而言，当前这个宣战决定来得颇不容易。不久前，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在文章中指出：全世界发现，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个人偏好和冷冰冰的现实之间难以抉择。结果是美国再次转向在伊拉克加大军事干预，但只是以不情愿和挤牙膏的方式这么做。
美方此番着重强调的国际反恐合作，实乃大势所趋。当前，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恐怖组织越来越多地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全球范围进行筹资、招募、煽动、策划和实施恐怖行动，国际社会只有展开通力合作才能有效打击恐怖主义。此外，帮助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等战乱国家尽早恢复稳定和秩序，铲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也应成为各国的共识。
不过，国际反恐合作离不开一个大前提对国际法的尊重，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遵守。应当看到，无论采取什么行动，都要道义为先，道义为上。失道之处，魔必张狂，这是无法改变的自然规律。就眼下的现实来看，华盛顿能否以符合实际的思路处理叙利亚危机、美国与伊朗关系、巴以局势等种种具体问题，对于其下一步反恐战略的成败将产生重要影响。
以正义方式行正义之事，才能换来正义的胜利。
第九：全面放开二胎
2015年1月国家卫计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来，全国近1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远低于预期。
此次对全国10302名公众的民意调查显示，93%受访者支持全面放开二胎。社评院选取广东、河南、四川、北京、上海五省市重点调查显示，广东受访者对全面放开二胎的呼声最高，支持度达95.3%，北京上海的支持度不到90%。
从年龄段看，处于可生育晚期的36-40岁群体支持度最高，为95.1%；从职业背景看，事业单位群体支持度最高，达95.2%，其次是公务员群体；学历也是重点因素，硕士及以上群体支持度最高，达94.7%，本科学历受访者支持度位居其次。
易富贤：中国应该从计划生育到鼓励生育
中国在1990年就该废除计划生育了
易富贤：我这个题目就是《大国空巢》，从单独二孩政策看中国人口危机，主要讲两个内容，一个是我在2013年出版的《大国空巢》这本书，一个是最近北大经济学院苏剑教授的2万字的报告，即中国2015年-2080年人口城市的展望。作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来说，本来一对夫妇生两个小孩就够了，但从发展来说，会有一部分小孩死亡；另外正常社会是105个男孩，100个女孩，所以正常社会应该是一个女人生两个孩子。但中国的婴儿死亡率比发达国家高，并且中国是120个男孩比100个女孩，所以中国一对夫妇要生2到3个孩子，也就是说主流家庭应该是三个孩子，部分家庭是一两个，部分家庭是四五个家庭，甚至五六个孩子，才能够保证人口相比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
我们至少在1990年就应该废除计划生育政策。1995年中国家庭生育孩子平均在大概1.5左右，在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是1.2。计生委和人口协会不相信，他们说发达国家平均每个妇女是1.6个孩子，我们怎么可能是1.2个孩子，他们就大笔一挥改成1.8，他们认为我们的人口政策稍微放开一点的话，人口就会超过2.1甚至2.3，人口会一直增加下去，所以我们要一直坚持计划生育不动摇。
2010年我们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们的生育率只有1.18，也说明以前的生育率确实是非常低的，但是计生委和人口协会又不相信，我们没有1.18，我们是1.5甚至1.6，放开单独二胎就够了。他们把生育数改成1.8或1.6的理由，就是我们小孩出生了，但是我们很多小孩没有报，比如他上小学，小孩的数目比他们出生的数目要多，比如说2000年显示出生人口只有1349万，但是他们到6岁上小学的时候是1729万，但是这个数据是不对的。因为中国的义务教育是按照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按照比例分配的，比如西部的话，在中央政府提供80%的投资，地方政府提供20%，地方政府跟小学就有强大的动力虚报学生数， 2013年教育部开始实行新的学籍制度，根据身份证来管理学籍，发现过去的小学数据存在20%的水分。看来还是人口普查数据最可靠，也就是说我们计划生育在1990年之后就应该废除了。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实际生育人口也比预测的少很多
2014年实行单独二胎政策，这一步走得非常小心谨慎。中国社科院的副院长蔡昉和中国人口协会会长翟振武领导两个课题组，如果完全放开二胎的话，蔡昉预测每个妇女平均会生4.4个孩子，翟振武预测会生4.5个孩子，然后他们预测，中国人口会超过15亿的上限，国家也被他们吓坏了，不敢放开二胎，也不敢停止计划生育，只敢实行单独二胎。翟振武课题组认为，如果单独二胎，我们平均每个妇女生1.8个孩子，累计多出生一千万孩子。他的理由是，目前15岁到49岁的妇女生了一个孩子的妇女有1.52亿，1.52亿的妇女平均60%到70%有生两个小孩的意愿，一定会出生9700万孩子。
我对他们的数据层层剥开核查，目前中国的不孕症从1980年的1%到2%，现在已经增加到15%左右，说明有人生不了孩子，尤其年龄大的妇女，比如45岁妇女，想生两个也生不了，因为育龄妇女生育能力在27岁到30岁开始下降，30岁卵子储备就相当于刚出生的12%，在30岁15%的妇女生不了孩子，到40岁40%到50%生不了孩子，到了45岁基本就生不了了，按这个数据算的话大概只有五千多万可以生育二胎，想生育的理想转变不了现实。比如在台湾，妇女一直愿意生两个孩子，但是目前台湾的平均妇女只生1.1个孩子，日本平均每个妇女想生2.5个孩子，但是实质上只有1.3个孩子，这就是理想和现实有很大差距。并且有些人还会放弃生育机会，比如说上海，在2008年有两百多万个家庭预计有50%或60%可以生二胎，可以多生一百多万，但是五年过去了只有1.3万人申请了单独二胎，其中有些还生不了，因为有些年龄大了，拿了准生证也不想生了，所以1.3万人申请最后生下来7千人，本来预计是生下来一百多万，实质上生下来7千人，所以这个数据差别很大。
我们看看单独二胎，从2014年1月17日开始单独二胎，到10月30日全国只有83.8万申请二胎，并且有四分之一是山东的，因为山东有水分，管你想不想生二胎，反正符合条件的马上给你报上去。北京第一个月申请的很高，到了第五个月申请率大大的下降，每个月下降。那么单独二胎实行365天之后，大概只会有102万人申请，这102人申请中间，在政策前怀孕的大概18万例，并且在政策之后，原来打算超生有30万例，扣除这两项，单独二胎政策大概只影响了54万例申请，其中至少有20%到30%生不下来，单独二胎执行一年，到2015年大概多出41万人。因为以后每年会减少，第二年30万，第三年20万，第四年10万，就是说四年累计大概出生102万，只有人口协会所预测的一千万的10%。确实全面二胎的目标人群大概是单独家庭9.7倍，那么全面二胎的话四五年累计出生也就一千万，根本没有他们所说的9700万，他们预测错得离谱。
实际人口增长数量总是低于官方预测，停止计划生育刻不容缓
我的《大国空巢》是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香港出版的，是20007年9月份出版，11月份中央电视台开会宣布为禁书，他们说《大国空巢》是2007年中国第一禁书。但我的禁书2013年在国务院发展出版社出版，其中一个重要理由是，当年的人口数据，我的《大国空巢》准确预测到了。国家计生委和人口协会在2000年预测2010年中国人口会达到14亿，2005年的时候他们说14亿达不到，只能达到13.7亿，2006年三百多位人口学家组成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合，他们说13.7亿达不到可以达到13.6亿，我在2007年《大国空巢》预测，我说2010年中国人口只能达到13.3281亿，我是从30多个角度来反驳了他们所说的1.8的生育率。然后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出来了，我们人口数13.3281亿，跟我的这个非常吻合，人口数字这么准确，这是比较罕见的情况，也证实了人口普查的生育率是准确的，并且人口普查2010年生育率只有1.18，我发文主张停止计划生育，鼓励生育刻不容缓。
中国人口很快将负增长，即使现在废除计划生育也难改变
人口有一个高度的规律，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不断的下降。比如非洲目前经济比较穷，目前平均六个孩子。日本比较发达是1.3个孩子，这是有规律的。所以中国2012年社会发展水平相当于韩国1986年、古巴2001年、伊朗2006年的水平。当年这些国家生育大概只有1.58、1.63、1.87的水平，然后印度目前全国的生育率大概在2.4个左右，但是最发达五个邦，相当于中国最落后三个省西藏、贵州和云南，这五个邦目前生育率只有1.7到1.8，就是说，我们即便停止计划生育，我们全国生育率也很难达到1.6了，这是不够的。随着生育率下降以外，我们育龄妇女数量在下降，我们中国的孩子有60%到70%是20岁到25岁妇女生的，这种妇女数量在2011年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下降，在10多年内要下降40%，即便我们生育率能够稳定下来，那么我们的因为妇女的减少，我们出生的数也会减少。并且我们老年人口不断增加，不断增加的话意味着死亡率不断增加，目前每年大概死亡1千万左右，以后会达到1500万，甚至1900万，意味着我们每年的增长人口不断减少，甚至人口负增长，以前我们预测2030年达到15亿人口，事实上，如果继续目前的政策，我们人口负增长时代在最近三四年内就会来临。
我最近在国务院发表的报告，我们是分五个方案预测了中国的人口，一个高方案是2015全面放开二胎，2015年彻底停止计划生育，我们生育率大概能够达到1.9左右，每年出生大概两千万左右。中方案就是2016年全面二胎，2018年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可能达到1.8左右。低方案，就是2015年部分按照人口学家的分析，分省区，大量的东部沿海先放开，其它省份慢慢再放开，分布放开二胎，然后2018年全面二胎，然后到2020年停止计划生育，这个我们生育率很难有大大的改善。
即便是高方案，我们的人口也会在2023年达到顶峰开始减少，我们的人口峰值也只能够达到14亿，即便是鼓励生育，我们的人口也只能达到14亿，到2080年也会下降到八九亿水平。我们育龄妇女已经在减少，即便我们的生育能够提升到2.1，能够稳定在2.1，我们人口总数也会下降。但是印度由于目前生育率还比较高，达到2.4个，印度的人口总数将将远远超过中国。1820年，中华民族占世界人口37%，我们经济也占全球32%，但是从1820年4亿多水平到1950年增加到5.4亿，我们人口增加非常缓慢，而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非常快速，我们占全球比例不断下降。现在我们总人口占全球的19%，但是我们目前每年的出生人口只占全球的11%，就意味着即便是废除计划生育，我们占全球比例也会继续下降，出生人口也仅在10%左右。
人口出生率跟经济周期高度吻合，鼓励生育才能保持中国经济竞争力
出生人数对经济是一个很大的促生作用，在二战之前出现婴儿潮，婴儿潮之后生育率提高，同时美国的股市行情跟出生高度吻合。到了70年代之后，美国的生育率下降，1976年平均美国妇女只生1.74个孩子，导致美国的股市也下降。然后到80年代之后，里根政府开始鼓励生育，美国又出现第二个婴儿潮，美国的股市又上去了。美国的第一个婴儿潮出生的总人数目前只占全美国的28%，但是创造的经济价值相当于全国的一半，美国最大的股市涨幅和房地产的需求，航空、电脑、互联网都是婴儿潮推动的。美国成为世界上经济水平远远超过日本和欧洲的经济体，就因为美国80年代出现第二个婴儿潮，欧洲和日本就没有出现第二个婴儿潮。中国即便停止计划生育，我们出生人数也只能达到两千万左右，甚至不到，这根本不算什么。高出生率对我们内需拉动很大，比如说对医疗市场、婴儿产品、服装、玩具、上小学各方面。今后中国几十年的市场全靠婴儿潮，如果我们停止计划生育，如果这个婴儿潮越高，对我们今后经济推动作用就越大。
中国已经老龄化，经济增长率将会大幅持续下滑
劳动力是一个国家经济的脊梁，比如日本在1999年之前劳动力不断增加，经济也不断增加，经济是如日中天，90年代之后日本劳动力达到顶峰，经济也开始停止增长，今后日本的劳动力下降速度非常快，所以今后日本经济是日薄西山。中国目前20岁到64岁劳动力达到顶峰之前，人口结构就开始老化了，一老化就出现经济衰退。比如日本劳动力达到顶峰1998年，但是它在1990年出现经济危机，欧洲是在2010年劳动力达到顶峰，但是在2008年出现经济危机，中国是在2015年达到顶点，我们的经济在2011年出现危机，我们2011年以前是百分之十几的增长率，但是2011年之后只有7%了。
中国目前只有两亿多65岁老人，今后将会有5亿60岁以上的老人，有4亿65岁以上的老人，老人增加疾病就会增加，老年化最大受害是妇女，因为女性寿命比较长，一般来说女性比男性多活七年，并且一半的妻子比丈夫小三岁左右，妻子如果没有小孩的话，晚年将孤独十年甚至十多年。所以，男性对妻子最大的关爱就是多生几个孩子。
老龄化对医疗产业也是很大的冲击，美国人心血管疾病的开销医疗费用大概每年四千多亿美元，对美国经济是很大的负担。我们目前的心脏病大概有一亿左右，以后会达到1.9亿，我们的癌症病人也是快速增加，今后会有七千万癌症病人，其中四千万是妇女病人，那么人口危机就会卷入严重的医学危机，甚至导致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国目前按照购买力评价算，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于美国的30%左右，日本、台湾、韩国相当于美国的70%。如果我们要达到70%，就要保持8%的经济增长率20年，这是不可能的。当年日本的经济数据能够赶上美国，是因为1945年日本的人口相当于美国的10%，但是到了1970年相当于美国的70%，为什么？因为1950年日本中位年龄是22岁，美国是30岁，所以美国是中年日本是小伙子，当然能够追赶美国。但是到了1970年，美国中位年龄由于婴儿潮下降到28岁，日本增加到29岁，日本追赶美国的速度就下降了。1990年美国是33岁，日本38岁，那么走在前面是一个年龄小的美国，走在后面的是年龄大的日本，所以美国、日本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今后到2035年美国的年龄40岁，日本是54岁，走在前面是一个中年的美国，后面追赶的是54岁的老年日本，怎么可能赶得上，所以美国跟日本的差距在继续拉大。中国人均收入与美国的差距看起来不断缩小，事实上我们的动力正在不断减弱，因为2015年中国的中位年龄将会达到38岁，超过美国，即使停止计划生育，我们的年龄优势也在丧失，我们追赶美国的速度能力就会下降。
人口结构失衡，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差距会越来越大
劳动力是经济的推动力，老年人是经济阻碍力，劳动力与老年人比高于7.5，经济保持在8%到10%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说美国在40年代，他们的经济增长10%，后面劳动力跟老年人比下降到7.5之后，经济增长率下降4%，日本在1945年到1973年，他们劳动力跟老人比大于7.5的，它经济增长率保持8%到10%。但是1975年之后，劳动力跟老人比下降之后，经济下降4%。然后1990年劳动力与老年人比低于4.8之后，经济增长率继续下滑，下降到0%到3%之间，台湾、韩国也是一样的，它以前劳动力跟老人比大于7.5，经济在20到30年中保持8%到10%的增长速度，一旦低于7.5之后，经济增长率下降到4%。
中国的情况，中国的1978年到2011年，我们经济增长率年均增长10%，2011年之后，我们经济增长突然下降到7.7和7.4之间，今年普遍只有7.2左右。很多人说我们这是暂时性的，还会恢复8%的增长率，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从人口结构是可以解释的，因为我们中国劳动力跟老人比在2011年小于7.5，意味着沿着日本1975年的老路，从8%以上的速度下降到4%，我们目前是7%左右，还是起点，经济增长还没有探底，到2021年很有可能只有4%左右，然后我们的劳动力跟老人比在2021年低于4.8，那么意味着我们将会沿着日本1990年的老路经济增长继续下降。到2035年，我们劳动力跟老年人比低于美国，意味着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增长率比美国还要低，我们经济差距将会继续拉大。
第十：雾霾
【背景材料】
2013年1月12日21时，据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网站的空气质量实时发布平台显示，城区空气质量指数大多超过400，首要污染物为PM10和PM2.5等可吸入颗粒物。按照技术标准，空气质量指数大于300，指数级别为六级，属于严重污染。截至13日零时统计发现，在全国74个监测城市中，有33个城市的部分检测站点检测数据超过300，即空气质量达到了严重污染。
十八大报告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的确需要全社会的努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何立富说，观念上的更新和消费行为的改变需要政府、企业、媒体、公众全方位的参与，绿色价值观引导的绿色政策、绿色生产、绿色消费逐步到位，一个美丽的中国才会如约而至。
【试题模拟】
阅读背景材料，以大城市空气污染为主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
1.参考背景材料，观点明确，内容充实，结构完整，语言生动；
2.联系实际，分析具体，条理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查字典资讯网，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