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曾指出，抑郁症现在已是世界性的公共卫生问题，请您谈一下抑郁症发生和诊治的总体状态，并结合具体个案，谈一下抑郁症在学生与教师群体中的情况。
徐理强：谈到抑郁症有多普遍或者抑郁症的流行率，每个国家有不同统计。较早的数据，如根据国际卫生组织在2002年的统计，在西方社会，成年人的发病率是5%到10%。在中国与日本，却只有2%。一般业内人士都认为，这偏低的数据并不表示中国人与日本人精神健康特别好，不容易得抑郁症，而是因为东方人爱面子，不肯承认自己有抑郁症。这种情况在香港及美国洛杉矶的华人区也很明显，抑郁症的流行率前些年在香港跟洛杉矶统计出来的数据都偏低。最近几年有所改变，2009年，在香港与中国大陆的两个普查中都发现，中国人抑郁症的流行率为8%左右。
在全球每年100万自杀身亡的人群中，超过1/4在中国。学术界曾有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中国每年超过28.7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10万人中就有23个人自杀，属于高自杀率的国家。
长期以来，中国的自杀问题并未引起足够关注。曾获得2012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加拿大医生费立鹏，在中国进行自杀与相关的心理危机研究已经30年，他的调查近年来引起海内外的关注。其中高自杀率和特殊的自杀模式也成为中国自杀问题的焦点。
我在国外诊治的患者中也有不少教育界人士，也就是学生与教师。例如，一位随父母移民的中学生，家境很好。在国内学习很顺利，到美国后换了几个学校都无法适应，自述沮丧，精神无法集中，心情莫名低落。另外，有一名30岁的中学女教师，家庭关系很好，6个月前意外怀孕，心里非常不高兴，后来流产，并开始失眠，食欲不振，而且每天凌晨三四点醒来后就不能再入睡，脑子里很多杂念，胡思乱想。早上很难起床，对着一天要做的事情，自觉不堪重负，白天精神不能集中。经常独自流泪，却说不出具体原因。有时候不自觉地会想到已经死去的父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3个月没有改善。
他们都符合美国精神科学会有关抑郁症的诊断标准……中国学生人群突出的问题是压力比较大，前些年主述考试压力大的比较多，近年来就业压力也成为一个大问题。
时下国人对抑郁症普遍缺乏了解，患者当中只有极少数曾经接受治疗
记者：在您的讲座与著作中，您都提到，目前中国人普遍对抑郁症缺乏足够认识，绝大部分患者没有得到诊治，您觉得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在哪里？
徐理强：像高血压、糖尿病、癌症或者一些传染病一样，抑郁症是每个人都可能得的病。中国人患抑郁症的时候，往往有躯体化的倾向。然而这些症状在西方抑郁症病人中比较少见。我有一本小册子名叫《走出忧郁的低谷》，我写这本书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人普遍对抑郁症不了解，也不注重精神健康。抑郁症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公共卫生问题，可在中国，超过95%的抑郁症病人，病情未被发现，当然也没有治疗。这些普查的结果并不意味着有抑郁症的中国人愿意接受治疗。最近的研究发现，中国人得抑郁症，仍然只有很少数的病人曾经接受治疗。
抑郁症不单影响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而且有10%的病人厌世自杀。一般中国人用身体的症状来表达抑郁，花大量时间与金钱做各种测试，想要找到解决心跳、头痛、胃胀、头晕、失眠等症状的治疗方法，当医生告诉他们找不到任何身体的毛病可以解释这些症状的时候，一般中国人仍然不肯接受这些症状其实是焦虑抑郁造成的，而且坚决拒绝精神科的治疗。
专家认为，中国人特别容易把抑郁症躯体化，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是面子问题，承认有精神问题是羞耻的，以躯体化症状来表达抑郁，比较不失面子。其二是没有精神或情绪问题的概念，认为抑郁不可能是病态，所以表述出來的基本上是抑郁症的身体症状。精神心理疾病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通常是生理—心理—社会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抑郁症是大脑神经功能紊乱产生的毛病，我个人将抑郁症归结为环境与基因的互动问题，它主要影响一个人的情绪、心态、意志和期盼。抑郁症病人感觉情绪低落，郁郁不欢，缺乏动力，意志消沉，做起事情索然无味，悲观消极，毫无自信，不堪重负，甚至有轻生厌世的念头。
总之，对精神疾患作道德化评价的传统在中国一直存在，这让很多患者与家属不愿公开承认自己的病情，延误了治疗。“是药三分毒”这类较为普遍的观念也阻止了很多人选择药物治疗。
抑郁症缘于基因与环境的不良互动，预防抑郁症应从减少诱因下手
记者：抑郁症是否可以预防？目前有哪些效果较好的治疗方式？
徐理强：预防抑郁症，需要减少诱发抑郁症的成因，就是说，需要减少基因与环境的不良互动。既然基因不能改变，那么我们可以减少环境的诱因吗？从理论上来说，导致快乐生活的要素，如彼此相爱、公义和平、人生意义、身心健康以及足够的经济收入，都应该可以减少诱发抑郁症的环境诱因。当然这还是需要实证的，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关预防抑郁症的研究报告。
抑郁症是基因与环境互动造成的，治疗就需要针对这两个病因。一方面以药物减少基因带来大脑功能紊乱的症状；另一方面以辅导来减少环境的压力，同时增加病人应付压力的能力，进而帮助病人过一种健康正常的生活。
辅导一般从几方面入手：讨论病症，使病人对抑郁症有更多了解；讨论诱因，使病人对诱发抑郁症的原因有所了解；讨论如何减少诱因。减少诱因的方法包括改变负面心态，并采取适当的方法改善生活状况；回顾自己的家庭、成长经历，明白塑造自己心态与个性的因素；开始操练如何过一种健康正常的生活，比如早睡早起、定期锻炼、饮食正常等。
在确定进行药物治疗之前，医生需要跟病人及其家属讨论上述有针对性的辅导项目，不能病人一进门，还没说几句话就开处方。药物治疗的目的是减少或消除抑郁症症状，帮助病人改进睡眠质量，改善他们的食欲不振、情绪低落、缺乏兴趣动力、提不起劲等自觉症状。药物治疗效果一般需要一两周才显现，所以病人需要坚持服药，因为药物的疗效不是一两天就可以达到的。也需要知道有时候药物会有副作用，头几天可能特别明显，如果坚持服药几天后，副作用应该会慢慢减轻。西方的医生开处方通常是按照学科里公认的标准程序，如先用第一线的药物，就是疗效比较显著、副作用比较少、价格比较便宜的药。如果过几周效果仍不明显，再换第二线药物。病人需要配合，并及时与医生沟通。
远离抑郁，营造精神健康，需要改变认识也需要改造社会文化
记者：在您看来是否找到快乐就可以远离抑郁？“世界快乐报告”可以给人哪些启示？如何营造精神健康？
徐理强：快乐不容易衡量。联合国相关报告中专家以两个标准来衡量快乐：第一是有多少正面和负面的感觉；第二是对自己生活质量评估的满足度。专家从6个指标来衡量生活质量：国内生产总值、健康寿命的年数、社会贪污腐败程度、人民对慈善机构的捐献、发生困难的时候是否有地方可以求助以及人生选择的自由度。从这6个指标可以看出，当代社会科学家们认为，好的生活质量不是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欲望有没有得到满足，而是需要达到一些基本的社会与个人道德标准：比如有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有彼此扶持的人际关系，有肯付代价去帮助别人的精神。
经过这么多年的自我追寻，西方人有没有比较快乐呢？最近联合国发表了一个“世界快乐报告”，发现的确是西方国家比较快乐。在世界150多个国家里，最快乐的头十个国家，全是西方社会的。排在前25名内的，只有5个中南美洲国家和3个中东国家，其他都是西方国家。当然我们也不要忽略一个事实：西方国家可能比其他国家快乐，可是西方国家的抑郁症流行率似乎并没有减少，西方国家的自杀率，过去十多年间也沒有減少。
在联合国的快乐报告里，中国大陆排在第93位、香港第64位、台湾第43位、新加坡第30位。从报告的排名上来看，中国人和海外华人好像不是很快乐。理由是什么呢？没有确实的数据，我们只能推测。我想到可能的理由包括以下几点：一是中国人太注重面子，过分注重面子可能造成人际关系不透明，妨碍人际真诚坦然的沟通，对别人的意见顾虑太多，注重外表，忽略培养内在生命的成长，为了要面子而放弃争取对自己有益处的事情等。二是不善于坦诚公开沟通。中国人似乎习惯于“心照不宣”，“尽在不言中”，“无声胜有声”。把事情埋在心里，隐瞒实情，特别是隐瞒不好的消息或事情，好像成为一种美德。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心情很难舒畅。三是在争取成就的时候，把成就定义得太狭窄。争取成就是好的，只要途径正确。可是如果把成就的定义限制在功利方面，争取成功的代价对很多人来说就太大了。四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外国人名成利就，很多时候会把大量的金钱捐给一些机构，如大学、医院、图书馆或其他福利机构。联合国的快乐报告里，就将对慈善机构的捐款作为衡量生活质量的指标之一。
换句话说，就算撇开宗教、不谈信仰，快乐也不能单靠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获得，还需要生活得有意义、有爱、有自由、有公平，当然也需要有足够的经济收入、健康的身心以及良好的家庭与人际关系，等等。
营造精神健康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这中间首先包括对抑郁症这类精神疾患的正确认识与处置，同时还需要社会文化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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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理强 美籍华人，现任美国塔夫茨()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塔夫茨大学医学中心摄食障碍计划主任、亚洲精神病学计划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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