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彦文（右一）和现在的监护人乔宁（左一）、王冀荣（左二）在一起。(图片

来之前所预期的锻炼平台没有，学校安排的寄宿家庭不合适，朋友圈子无法建立……种种问题，王彦文觉得“再呆下去就废掉了”，便决定转学。2011年2月，她给在波士顿的近20所高中去信申请转学，“感觉自己疯了一样”，但因并非新学期的开始，只有她如今所读的这所学校给了面试机会。

所幸面试成功，王彦文进入马蒂尼翁高中继续学业。开始时，她仍住进寄宿家庭，虽然“这次的寄宿家庭管得不太严”，但在她看来，文化上的差异，生活习惯上的不同，时间长了难免会有摩擦。“有一次我点了一支熏香的蜡烛，寄宿妈妈误以为我要烧她的房子”。王彦文说，“和自己的父母在一块也会有矛盾，但和寄宿家庭有矛盾之后，因为文化上的差异，并不那么容易沟通。我就干脆在学校附近自己租房子住。”

对王彦文来说，生活上的适应倒不算太难，“自己会做饭，也比较独立。最苦的是有苦不能诉。父母离得远，说了也解决不了问题，还让他们跟着着急”。“国内的朋友呢，觉得你在国外读书多潇洒啊，下午两点多就下课。其实，我们每天7节课，课量并不比国内少，课时还比国内长。课间休息时间4分钟，中间需要从一个教室跑到另一个教室去上课。午饭时间也特别短，刚来时，到中午我就困得要死。放学回家，还要写论文什么的，并不轻松。”王彦文说。

谈话间，她的朋友打来电话，商谈周末到华盛顿看樱花的事，“刚申请完大学，想趁周末休息一下。现在想想，国内高考（微博）好爽啊，考完就没事了。国外则全部都要自己准备，考试、申请材料，还得去学校看，去联系。”

“不要一个人过度承担”

从去年9月，王彦文的监护人由在美国的留学中介变更为已在美国定居10多年的乔宁、王冀荣夫妇，她称呼他们干爸、干妈。在王冀荣看来，王彦文“主动去寻求帮助，这点很好”，但“还不够”。“比如她找我们多是解决生活上的一些困难，精神上的苦闷，到了实在扛不住的时候才和我们说。其实，可以有更多沟通。”

王冀荣认为，对小留学生而言，最难过的坎是“国内外的反差”。“在国内，像彦文一样的孩子，很优秀，也有优越感，但来国外后，面对语言障碍、文化冲击，这种优越感就像灯捻儿一样，很快就灭了。如何适应这种失落，对彦文这样年龄的小留学生来说，是有挑战的。”

而学习上的困难也是摆在小留学生面前的一道难题。“如果你是在国内高一课程结束后转过来，在这边正好读11年级，数理化这些科目问题不大。但历史、英语等文科课程就要从头学起。”在王冀荣的记忆中，她接触的小留学生中，只碰到过一位“出国准备”完全过关的，“孩子的母亲从事欧美文学比较研究，孩子初中时就让其精读英文版《基督山伯爵》，一个词一个词地啃，之后便是英文作品的大量阅读。孩子来了之后，适应就很快”。

对小留学生面对的种种压力，王冀荣建议，首先要和父母保持良好关系。她认为，如果有父母这根线远远地牵着，孩子有苦闷，至少有可倾诉的对象。从孩子的角度而言，也不要报喜不报忧，应该多和父母沟通，“不要一个人过度承担，这个年龄也承担不了”；其次，“交朋友”非常重要，“这决定了孩子在学校的精神状态”。在她看来，需要借助父母的智慧或者凭借自己的能力建立一个良好的朋友圈子。

就家长普遍关心的“如何看待低龄留学的利弊”这个问题，王冀荣强调说：“什么事情，没有一件是绝对好的，留学也一样。别人觉得好，对你的孩子来说，未必好。要根据孩子的自身条件、处理压力及文化差异的能力、自我把握的能力以及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来判断孩子是否适合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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