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翻阅《安托南·阿赫朵与中国》一书，读到作者弗洛朗丝·德·麦赫迪厄谈及《吾皆知》杂志（《Je sais tout》）曾刊载《天之子降临大地》（《Le Fils du Ciel descent sur la terre》）一文，该文记述中国晚清驻法外交官陈季同1886年在巴黎大歌剧院广场的一次奇遇，说：“几年前，一个身穿民族传统长袍的中国人在大歌剧院 广场穿行。此人是陈季同将军。突然，一辆大马车猛冲过来，差点将他撞翻在地。车夫却口吐不堪入耳之辞，对伊恶语相加，但一听对方反唇相讥，顿时目瞪口呆。 那个‘天之子’竟然用最纯的巴黎口音和土语回敬他道：‘滚开，啈！苟狸侬！’此事件一时轰动巴黎。”

这段寻常逸闻当时所以在法京引起轩然大波，传遍大街小巷，是因为陈季同脱口而出“苟狸侬！”一语，凛斥歧视黄种人的 法国车夫。“苟狸侬”（collignon）一词本出自十九世纪一个车夫的名字。此人因与两个乘客发生口角，一怒之下将二人杀害，1855年被判死刑处 决，恶名留传后世，变为人们对车夫的蔑称。一个背后拖着长辫子的中国人竟然说出只有土生土长的巴黎人才懂的土语，可见其对法语掌握程度之深，怎能不令自视 甚高的“巴黎佬”们惊讶。再者，拿破仑三世麾下的骁将库赞·蒙托邦曾于1860年英法联军侵华时在中国河北省八里桥击败满清军队，被授与“八里桥伯爵”头 衔，让法国殖民主义者趾高气扬，根本不把“东亚病夫”放在眼里，动辄污称中国人“愚蠢”。今有一个中国人在他们的京城闹市一身豪气，怎不令颐指气使者视为 异常。

不过，陈季同事件也震动了六角国的有识之士。《吾皆知》杂志承认自己还有所不知，顿悟世态突变，在报道此新闻时为其 《天之子降临大地》一文配了插画，绘出一个中国人从地图上面崛起，吓得西方一群红男绿女狼狈逃窜，画下的文字曰：“人们长久以来以为永不会苏醒的沉睡者突 然醒来，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欲甩掉趴在他身上、靠他的财富过活的寄生虫。”下边还有数行说明：“中国在沉睡几个世纪后，从麻木中脱身。这一觉醒对老欧洲构 成巨大威胁，见诸于中华民族生活的条件的各种形态，从儿童彻底改变教育，到最近皇帝诏书简化丧葬仪式，无不有所体现。”鉴此弘论，读者不免想到拿破仑一世 早先曾惊呼“中国睡狮”一醒，可能对世界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陈季同在巴黎的这一表现显示出中华民族的尊严，尔后的西方来华者莫不对之敬佩，交口称赞“季同”。这位满清政府的驻 法国外交官虽受制于清廷重臣李鸿章，但毫无其上司对西洋人，或东洋人那种奴颜婢膝的媚态，而是不失肃祗，独立不可侵犯。陈季同时任中国代理驻法公使，兼任 驻比利时、奥地利、荷兰、丹麦四国参赞，出入欧洲大都市上流社会。他号“三乘槎客”，总身穿华服，风度儒雅，引得众人肃然起敬。英国汉学家，《聊斋》英语 本译者翟理恩称赞他“法文知识广博，谈法国文学如数家珍。”陈氏还通晓拉丁文、英文和德文，在异域广泛交游。然而，最令他遗憾的，是洋人管中窥豹，对中国 怀有根深蒂固的偏见。为此，陈季同跟法国文士蒙第翁配合，撰写了《中国人自画像》和《中国人的戏剧》，由巴黎加勒曼·莱维出版社发行，被译成英文和德文， 其中《妇女》、《结婚》、《离婚》、《宗教与哲学》等篇幅还收入芝加哥版《中华帝国：过去与现在》一书，在欧美传播开来。陈季同不乏幽默地描绘中国社会风 俗，表现中国人的内心，并以敏锐的洞察力将之与西方文化进行一番比较。巴黎评论界美言其作品兼备“伏尔泰的讽刺与孟德斯鸠的深刻”。作家安纳托尔·法朗士 更称赞 “作者文笔坦诚而轻巧”。

陈季同在中西文化交往中遵循“尊而不侵”，信守"知己知彼"的原则，于戊戌年间向《孽海花》作者，法国文学翻译家曾 朴表示：“我们现在要勉力的，第一不要局于一国的文学，嚣然自足……先要去隔膜，免误会。要去隔膜，非提倡大规模的翻译不可，不但他们的名作要多译进来， 我们的重要作品，也须全译出去。”

陈季同本人务实地从事了大量翻译工作，除译出《拿破仑法典》和法国律法文献外，还翻译了不少法兰西文学名著，如雨果 的《九三年》、《欧那尼》、《吕伯兰》（即《吕伊·布拉斯》），莫里哀的《妇人学堂》和左拉的《南丹与奈依夫人》，被曾朴尊为自己“学习法国文学的导 师”。陈季同还把中国古典文学推介到欧洲，将蒲松龄的《聊斋》中《王桂庵》、《白秋练》、《青梅》、《香玉》和《辛十四娘》等26篇译成法文，以《中国故 事》为书名，由巴黎卡勒曼·莱维书局出版。该集子后由詹姆士·米灵顿转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又由荷兰汉学家施古德于1890年4月1日在有影响的《通报》 杂志上推荐，1900年被再移译成意大利文在罗马问世。此外，陈季同直接用法文写作小说《黄衫客传奇》和剧本《英勇的爱》，还有散文集《吾国》、《中国的 娱乐》和《一个中国人笔下的巴黎人》等，译著创作甚丰。

陈季同怀着一腔爱国热忱，在外交活动中竭力维护中国的独立和主权。1895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 割让台湾及其附属岛屿。陈季同先前曾在法国政治学堂攻读“公法律例”，深谙国际法规。在此民族危机之时，受台湾巡抚唐景松之请审时献策，发挥自己的智慧。 他搬出国际公法规定“割地须问居民能顺从否”，依据这项条款提出“援引国际公法，台民不服割地”，想以此宣布台湾“自主”，抗拒日本“武装接受”。可惜， 他曲线保台的策略没能奏效，痛心写下《吊台湾四律》，表达自己的愤懑。

另外，中法战争时，李鸿章于1885年6月在天津签订屈辱的《中法新约》，陈季同并不追随李鸿章，采取了与李不同的 立场。他发现自己多年的合作者，法国人蒙第翁充当法国殖民当局的间谍，从他处刺探情报，遂毅然与之决裂。两人不久围绕《中国人自画像》的著作权在报界展开 激辩。他挺身舌战那个被法国布朗热将军吹捧为“爱国者”的旧友，赢得法国舆论界的普遍同情，说他的智慧可以“与柏拉图相媲美”。

追溯畴昔，陈季同于1869年开始跟法国人日意格学习法文，接着随师到法国和英国考察，纪录欧洲印象，尔后担任清政 府驻欧洲外交官，和翻译家马建忠共事数载。他在巴黎生活长达16年，娶法国女子为妻，但始终没有“全盘西化”，保持了一个中国儒士的风骨和气节。据传，一 个英国女子对他爱慕之极，到了要找其法国妻子决斗的程度。然而，清政府驻英国大使薛福成妒忌陈季同的才华及其在欧洲所获美誉，借其在法国和英国因办理北洋 债务欠巨额款项一事，上书李鸿章，将其革职返乡。陈季同落到一贫如洗的田地，于1907年含愤辞世。

作为一位最早融合中西文化的作家，陈季同还留有《三乘槎客诗文集》、《卢沟吟》和《黔游集》，供后人研读。今天，悉心探究其一生宝贵阅历，尤其是他当年在巴黎大歌剧院广场的义士之举，不禁联想荀子所云：“尊严而惮，可以为师”。此为后来人追念逝者应得的教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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