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名称：荷兰管理大学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所在位置：新加坡，学校设置类型：创建时间：2000年学历：学校性质：公立学生人数：7500人院校地址：http://xinjiapo./school/9993

不久前，欧洲顶尖经济管理学院之一的蒂尔堡(Tilburg)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对全球经济学院系的研究能力进行了排名。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和纽约大学分别居全球排名前三位。

在此次排名中，清华大学位居中国内地大学排名第一，名列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新加坡管理大学之后，在全球排名中并列107。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分别位居中国内地排名的第二至第五位。

进行这次排名的蒂尔堡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是欧洲的顶尖经济管理学院，在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的欧洲大学经济学研究排名中位列第一，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进行的管理研究排名中名列欧洲第三，在他们自己做的这次排名中名列欧洲第三。

论文发表VS社会影响

此次蒂尔堡大学采用的排名依据是2005~2009年间在36个国际领先经济学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数。排名所用的经济学期刊名单是由荷兰大学联合会(VSNU，The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in the Netherlands)于2008年制定的，包括有百年历史之久的《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以及《Econometric Theory》和《Econometrica》等。

以国际领先期刊发表的论文数为规则是目前国外在自然科学领域进行排名时普遍采用的排名指标。对经济学研究的排名也仅以文章发表数为依据，是否合理？

蒂尔堡大学对此作出的说明是：每个排名建立规则时总是要作出选择，因此每个排名多少也会面临质疑。“我们这个排名没有考虑研究院系的规模，不然会很快招致大量的实际问题；另外我们也没有使用“影响因素”或是其他权重，因为考量太过复杂会降低排名的透明度。“

在中国内地排名第一的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教授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认为，这个排名不是一个全面的排名，侧重于研究能力。除了在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外，其他因素难以量化，这也是国际上对经济研究能力大多如此排名的原因。此外，因为是国际研究机构做的排名，因此在期刊的选择上，没有包括中国的期刊。未来希望能看到将中国期刊包括在内的排名，但国内期刊的选取要以高质量为第一标准，不宜过多。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管毅平教授认为：这个排名可以参考，有一定的可信性，但也有偏差。除了没有包括国内顶尖的期刊外，只考核论文发表数量，也属片面。他认为，排名还要考虑经济学专业教师的教学质量，大学不仅仅是研究机构，其使命首先是思想启蒙和提高学生的分析素质。

此外，在管毅平看来，中国大学的经济学研究水平，不能只看在外国期刊上发表的主要体现经济学一般问题和统计检验的论文数量，还应该看论文作者对中国问题，尤其是中国改革和转轨问题分析的力度。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陈平教授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则指出：“经济学的研究水平如何是要靠社会实验验证的，如果单纯只是按照国外的期刊标准来排名，而不考虑院系毕业生对本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会有失偏颇。”

一个院系的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与其教学质量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现实中人们尚能以商学院毕业生就职的公司以及薪水来评价一个管理学院的教学质量。但如何对经济学院系的教学质量以及影响力作出考核的确存在一定难度。

“2005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系，我看到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大卫·罗默被评为优秀教学奖的报道，被醒目地贴在系里的告示栏中，这应该引起我们大学领导层的思考。”管毅平指出：“教学水平和学生素质很难量化考核，这也是信息经济学和组织理论研究的难题。过去领先的大学对师资教学的评价会投入很大的力量，但现在这方面已经几乎不再投入了。应该需要持久地考察教学，毕竟大学不是研究所，尽量少一些偏颇对培养学生的素质有好处。”

中国排名需要独立标准？

蒂尔堡大学的研究人员经过分析后认为，“影响因素”的考虑大体上不会改变排名次序。那么中国目前的经济学研究水平是否也和此次排名中显示的一致？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经济系李宏彬教授告诉本报记者：“总体而言，目前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水平就像排名显示的一样还很低，与国外顶尖学校的差距还很大，需要一代两代人的时间去弥补这个差距。现在国内做基础研究的人还太少，我们要引进更多海外有成就的经济学家和人才，改变自己的教育。”

陈平指出：“中国在经济学研究方面有很大的潜力但目前地位还很低，国外经济学的教授们可能并不看重这些排名，他们更看重在圈内重量级的学术会议上，来自哪些学校的教授的发言有质量，哪些论文有水平。在那些国际重量级经济学学术会议上，中国经济学家能有机会发言的非常少见。”对此，管毅平教授也有同感。

此外，对于中国经济学研究水平的主流方向，学者们也有不同看法。“纵观国内大学的教育，除了对经济学研究的投入不足之外，对学生和师资的经济学训练方面，也有偏于一隅的不足。上世纪90年代以前，仅仅注重意识形态和思辨推理的模式是主流；其后，注重改革和转轨制度问题的分析逐渐成为主流。近些年来，过多注重经验统计验证，相对轻视对于真实的制度性理论实证分析。”管毅平认为。

管毅平表示，经济学应该要做实证研究，也不可能不做规范研究，规范研究更为基本，如对于理性偏好和福利经济学的研究，往往是分析具体经验问题的基础。现在国内考核制度也发生扭曲，太关注数量的考核而不关注质量的考核，如此激励出的论文很难有水平地探讨真问题。

此外，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缺乏独立标准，太依赖和模仿西方的主流经济学。而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经验证明，中国独特的经济现象完全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经济理念可能会无法论证，这时就需要中国的经济研究者们总结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创新，推理出其他国家未能论证的经济理论。

陈平建议：“中国经济学要建立自己独特的评价体系。国内优秀的经济学家应聚在一起识别经济学对中国对世界需要解决的最重大的问题是什么，在达成共识后由在这些问题领域的国内领先专家进行评价哪些学校做得好，由他们来评价学校教授的提拔等。中国还要多办一些新的自己的经济学杂志而不是追随西方主流的排名。”

对此，白重恩认为，经济学研究水平高低的标准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选题；二是研究的方法论是否适宜，分析框架是否严谨。在第二个层面，中国经济学和国外经济学研究的评判标准应该是一致的；而在第一个层面，中国经济学研究确实面对诸多和国际不同的选题，用和国际统一的方法论和分析标准来研究中国问题，应是中国经济学未来的主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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