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凌，是颇受留学生欢迎的《十六岁留学澳洲》一书中的主角之一。当我们从报上知道这本书的消息，已经是第三版了。出于职业的敏感，本刊迅速地联络本书的作者，结果联系上了书中的另一位主角，倪凌的母亲凌进女士。得知我们是一家专业的留学期刊后，凌女士非常热情地告诉我们，她的女儿倪凌因为回家过春节恰好在上海。欣喜之余，我们当即提出想采访倪凌，凌女士通知我们说，正巧1月26日下午在上海浙江中路的春申江大厦有上海对外服务公司组织的一个国际学生新春茶话会，会上倪凌要发言。

1月26日下午，我们终于见到书中的两位主角，凌进、倪凌母女，母亲真诚热情，女儿美丽大方。茶话会上，倪凌笑着介绍了自己1996年如何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母亲“包办出国”，自己是怎么抗议母亲的，平静的言语中透露出自信和俏皮；记者注意到凌进女士，静静地望着自己的女儿，嘴角露出一丝笑意，不知这位母亲是不是在为自己的女儿骄傲自豪？

一个16岁的小留学生刚到国外的时候是如何生活和学习的，面对困难是如何解决的，7年的留学生活给她带了些什么……带着这些疑问，记者第二天赶到倪凌的家里，作为一个同龄人，和她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用三个星期的沉默来抗议母亲的“狠心”包办出国

记者：16岁被母亲“狠心”包办出国，送到澳大利亚，当时你认为母亲“狠心”的目的是什么？

倪凌：当时我在国内读的是职业中专，在学校的时候，我是比较贪玩、比较安于现状的，经常和朋友一起享受安逸生活带来的快乐，但在学习上就没有什么进步。母亲看到我这个样子，觉得是荒废时日，当时也不是很认可我结交的同学。这可能就是所谓的“代沟”隔阂吧，我们的观念有些不一样，母亲很想让我摆脱这个环境，所以就帮我办了出国手续。

记者：你昨天说过，出国前有三个星期没和母亲说话，当时为什么不和母亲说话，为什么那么抵触出国留学？

倪凌：我很害怕离开自己原本非常熟悉的地方，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当时身边没有一个出国留学的朋友，没有什么可借鉴的，不像现在很多人可以来问我。不过，心里毕竟还是有一点向往的，有点激动。我和妈性格都很倔，都很要面子，我想，你安排这一切都不和我好好商量，这么不尊重我的意愿，我既然不能做其他事情来抗议，就只有用沉默来抗议，所以就很长时间不和妈妈说话。

面对新生活，从兴奋到习惯

记者：自己出国的一切都被母亲安排好，临上飞机那一刻，你心里在想什么？

倪凌：说来也怪，真正到了上飞机的那一刻，已经不恨妈妈了，而是想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即将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自己也比较兴奋。

记者：你到澳大利亚后给家里写的第一封信中说：“我很好，一切都好，好得每天就只想笑”，刚到澳大利亚的一个月，你的“一切都好”恐怕只是“报喜不报忧”地安慰家人，在第一个月里，你有哪些不适应的地方？

倪凌：当然是安慰家人，不过我的情况总体上比较好，我当时也比较开心，可能和我性格开朗有关系。当时没什么悲伤的感觉，走的时候，倒是妈妈抱着我哭，当着很多人，我觉得有些没面子，直对妈妈不耐烦地说：“行了，行了。”到了澳洲之后，我把自己国内朋友的照片贴在自己卧室的墙上，一个个地看，想在国内的时候。有一天在卧室里写作业，看着那些照片，这个时候房东女主人进来，当时不知怎么就抱着她哭起来，但5分钟前还没有一点想哭的预兆。一个月后，刚来时候的兴奋开始褪色。当时不适应的地方，一个是吃饭，住在HOMESTAY家里，通常吃的尽是意大利通心粉，上面再放些什么番茄、肉酱之类的东西，吃不惯，不过，后来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还有，自己住在别人家，虽然寄宿家庭的主人待我也还不错，但多多少少会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有一次，我在房间里和住在这家HOMESTAY的一个日本女孩子正在聊天，男主人不和我们打招呼就把电闸给关掉了，那个日本女孩伤心得直哭，我当时很气愤，觉得他们做得太过分了。还有不适应的就是一种特有的孤独，刚出去的人都会感受到，没有依附感，什么都是自己一个人承担，一个人扛下来，少了很多关心。有一次，自己心里那种寂寞的感觉很强烈，就一个人在大学的大操场上来回走了很长时间，后来回到家里(当时从HOMESTAY中搬出来了，与别人合租)就发烧，自己在房间里躺了两天，但没有一个人进来看一下，后来饿得实在不行了，自己才勉强起来出去弄点东西吃。

我在班里的留学生中英语最好

记者：语言问题，相信是每一个出国留学的学生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你当时是怎么应付的？

倪凌：当时很自信，因为我在班里的留学生中英语最好，发音、词汇都挺好的，虽然当时自己的英语不过是国内的职高水平。我当时没有像在国内那样拿着单词本一个一个背单词，我喜欢和别人说话，就经常找些人来聊天。学校里有话剧社，不过，刚到那边的留学生语言上都是“三脚猫”，除非你胆子很大，可以主动出击，但一般都不敢去参与到平时外国人的活动当中。还有十二年级选课的时候，我不像其他留学生一样选了经济、金融之类的课程，我选了自己喜欢的建筑设计，这个班上大部分都是外国人，我和那些外国人分到一个组，经常会为了作业争论不休，这个环境也使自己的英语水平在不知不觉中有了提高。

住进HOMESTAY?最重要的就是要尊重别人

记者：未满18岁的小留学生在澳大利亚，一般会住进当地的HOMESTAY，你觉得应该如何处理和HOMESTAY的关系？

倪凌：最重要的就是要尊重别人，一般来说，HOMESTAY的主人都还是不错的；但也会遇到一些不负责任的HOMESTAY，只是为了赚钱，为了不让留学生搬出HOMESTAY?甚至扣留学生的护照。也有一些留学生被HOMESTAY赶出来，因为这些留学生年龄小，考虑问题不成熟，认为自己付了钱后房子怎么使用都没关系，就带自己的朋友住进来。有些学生出国前在国内被家长宠得很厉害，什么事情都不会做，也懒得做，带着自己这种娇生惯养的习气是不会和HOMESTAY搞好关系的，应该适当地帮着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饭前帮着收拾一下桌子。有些HOMESTAY为了惩罚学生不给饭吃，你可以向学校反映。我的经验是，出国前，一定要找个好中介，找个好的监护人。我和一些朋友在墨尔本组织了一个墨尔本中国学生会，帮助一些刚到澳洲的中国留学生解决一些签证、生活、住宿、旅游方面的问题，如果他们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登录：www.mcslub.com?在上面提出自己的问题，我们会尽力帮着解答。

浪费父母的钱是不应该的

记者：从你给家里的回信可以看出，你似乎很快就适应了澳大利亚的生活。你是如何调整自己，从出国时的不情愿，到后来信中说的“学习极勤奋”？

倪凌：“学习极勤奋”谈不上，这只是让家里人放心，但相对国内的时候是勤奋了许多。主要是觉得浪费父母的钱是不应该的，人一到了国外就变得现实起来，而且在国外学习并不是很难。

记者：你母亲在书中提起你学画画、学钢琴、学写作时经常半途而废，不愿意付出，对事情常常是“三分钟热度”，这个缺点在国外学习时你是怎么解决的？

倪凌：找一些只需要“三分钟”热度的事情啊，比如读书。因为在国外读书，注重的不单单是课堂上对老师传授知识的掌握，更加注重的是能力的培养。比如一个PROJECT?内容占40分，封面设计美观程度占20分，把你的成果在讲台上演示一遍又会占一定的分数，注重的是整个过程，而不是哪一个单项。在国外的时候，老师布置一个课题，中国人很实在，按照老师的提示把这个课题完成得很漂亮；而外国学生则会想出更多的点子，更多的主意，从不同方面来完成任务。刚来的时候，我也是按照在国内的想法，要考高分，后来这种想法才慢慢改变，转到注重平时知识和能力的锻炼。比如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市场营销，我就热衷于收集资料，做好平时的积累，只有这样在考试的时候自己才不会害怕。

记者：你觉得自己在国外学习时的最大动力是什么？

倪凌：我知道你可能想让我说父母对自己的期望，这是一方面。另外，虽然父母在电话里经常说，钱的问题你不用担心，可到了国外之后我总想怎么才不浪费更多的钱，如果不想浪费钱，就只有好好学习，尽快地把书读出来，这种想法一直逼迫着自己不放松自己。有时候，父母打电话过来想了解一下自己的情况，但自己觉得跟你说了能解决什么问题？父母在万里之外，鞭长莫及啊，觉得老打电话挺烦的，但这其实是父母对子女爱的一种体现。现在很多同学都不是很珍惜这种感情。还有一个学习的动力是年龄的问题，本来在国内我是读高二，但因为当时去澳大利亚还没有设立专门的语言班，所以我就先去读十年级的下半学期，先适应一下英语环境，这样等于说降了半级，我想一定得把这半年花的钱给补回来，憋了一口气，要和国内的同学比一比。

记者：第一次上课时是什么情形？倪凌：第一次去上课，是老师带着，觉得挺别扭的。没什么人理你，老师课上说的完全听不懂，上的是数学课，后来拿着国内带过来的书对照，才看出了点眉目，原来讲的是因式分解，觉得这太简单了，出这样的题简直是侮辱咱的智力。在老师上课时要学会听，一堂课下来，脑子里留下来的东西基本上是自己的心得。

“我分你几只碗吧”

记者：找的第一份兼职在什么时候，怎么找到的？

倪凌：1996年底的时候，当时觉得不打工就太没出息了，身边的人都打工，所以特急，想找份工作，找了很多朋友，后来一个在餐馆洗碗的朋友看我这么急，说“我分你几只碗吧”，我就去了餐馆。不只是洗碗，还切洋葱、倒垃圾，把很重的垃圾袋从楼梯上拖下来，然后把垃圾扔到高我半个头的垃圾车里，厨房里大师傅觉得我干得太吃力了，就帮我倒垃圾。后来当上了侍应生，有一次，有一位客人过生日，我帮着在蛋糕上插蜡烛，可那一天正好也是我的生日，当时心情有些怪怪的。

不负责任的老师和精神抑郁的老头

记者：6年的澳大利亚留学生活中，有哪些你比较难忘的事情？

倪凌：大学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当时五门成绩中的四门都已经通知我了，唯独有一门的成绩迟迟没什么消息了，打电话去找负责老师，却怎么也找不到。学期结束考完试，一般会有些学习不好的学生找老师要“同情分”，所以很难找到老师。因为少了一门成绩，我不能回上海，只好等。后来很偶然的一次机会，碰到了那个老师，我问老师我的那一门成绩，那个老师说，我帮你找找吧。我们一起到办公室找，后来他说找不到试卷了，估计我上他课时比较积极，给他留下了些印象吧，他对我说，我想你肯定过了，没什么问题的。那我也只好走了，我虽然很气愤，但也不好跟他去吵，耽误了那么长时间。国外的老师也有马虎、不负责任的。还有件事，有一定负面影响，但说明我们在国外生活时并非全都是一帆风顺，也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那时候最重要的是自己一定要勇敢，不要慌，要敢于保护自己。一次，我去看望一个朋友，朋友楼上住着一个老头，可能是患了精神抑郁症，听到我们在楼下开铁门的声音响了些，就出来看，而且不知怎么就大骂起来，我朋友慌了，哭起来。我想，你有什么可怕的，我凭什么怕你？我说，你要是再骚扰我们，我们马上就报警。你一个男人凭什么欺负两个女学生，还算个男人吗？我和他吵起来，后来他火了，推了我一把，把我推倒在地上，鼻子流血了，可能他害怕了，就匆忙上楼去了。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时，自己一定不要慌，别害怕，要是你先害怕了，后果可能更糟。

学到的最重要的是独立能力

记者：在留学生活中，你认为自己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倪凌：我想应该是独立能力，学会了怎样操持一个家，现在煮饭、买车、买保险等等这样的生活琐事自己一个人都能很顺利地完成，而如果还在上海的话，这肯定不太可能。这些年，我最大的骄傲就是自己熬过来了，学会了自立、自爱、自强；而且自己现在变得宽容，容易接受各种新事物，不像没出去之前那样任性，锋芒毕露，容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伤害到别人。

记者：从亲身感受来讲，你觉得中国大学和澳大利亚大学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倪凌：我觉得在国内大学里比较开心，但是混日子的情况也有。在国外大学里，各种锻炼的机会比较多，但上完课之后，大家回到各自的圈子，不像国内的学生那样住在一起，彼此很了解。国外，谈恋爱、中学生同居这种事情也有所耳闻，他们可以相互汲取温暖，不会那么孤单，这种两个人的小圈子多过在国内的集体大圈子。国外，平时学校里有很多活动，舞会、球赛什么的，当时我参加了学校的学生会，在一个部门里面当财长。另外，你还有很多接触社会的机会，比如，现在我有一项工作，担任州下议院一位议员的助理，工作特别忙，经常要加班。

“低龄留学”因人而异

记者：有人对“低龄留学”有这样一种担忧，认为他们“因为年龄小，自制力差，抵抗不了一些诱惑，所以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你怎么看待人们的这种担忧？

倪凌：我觉得这是因人而异的，像我们学校前一段时间发生的枪击事件，那个留学生都30多岁了，结果还开枪杀了两个人，我觉得留学资格不能以年龄衡量。一些十六七的学生很有想法，他们知道自己要努力学习，知道要保护自己。在国外正常发展的留学生是大多数，只有极少数发生了一些问题。对小留学生有担忧的家长有先入为主的想法，认为孩子娇生惯养、自立能力差，不相信孩子，其实孩子的这种状况还不是家长给培养出来的吗？孩子只有在挫折中才能长大，只有相信自己的孩子，才能让他们健康成长。孩子出国时，家长没必要给那么多钱，学费和住宿费都付了，就不要再给太多的钱，给适量的就行了。给的钱多了，孩子不知该怎么正确地消费，就容易出现问题。另外，在国外交朋友也很重要，以我自己的经验，如果你交了一个比较贪玩的朋友，你也会慢慢变得贪玩起来，你会受到朋友很大影响。所以找一个负责任的监护人适当地督促很重要。

感谢母亲给我创造了一个机会

记者：从出国前的中专生，到现在的澳洲名牌大学莫纳什大学的研究生，应该说你的留学路走得是比较成功的，现在回过头来想想，怎么看待母亲当初的“包办”决定和自己的不情愿？

倪凌：当然是有眼光呗，我挺崇拜母亲的，只是不愿承认，母亲对自己的期望很大。要感谢母亲给我创造了一个机会，到国外镀了层金；让自己学会了解自己，如何面对自己，心里想不开的时候，会问自己原因是什么，会考虑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让自己更好地适应环境，更健康地生活。

记者：你觉得如果自己16岁不出国的话，现在的你会是什么样子？

倪凌：这很难说，应该是会读完职高，然后接着读大专、争取考本科，然后再找工作，应该不会很顺利，要历经折磨。但是现在一下子，主干线变顺了很多，等于给了我第二次机会，即使和国内的名牌学校出来的学生比自己也毫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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