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高教界进行了关于博雅教育方向的改革试验，如复旦大学的通识教育、北京大学的元培实验班等。10月21日，著名核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杨福家来到兰生复旦中学，给初中生上了一堂“博雅教育”课，并谈到如今教育的几个误区。

文理分班是个错误

杨福家院士将博雅教育归纳为几条，第一条就是“博”，要文理相通。

“以前，学生进了高中，早早就被划分为文科和理科，这是个错误。”在杨福家看来，“博”强调课程广阔、各学科交叉。除了深度，特别强调广度，文与理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好在新高考之后，文与理将“混搭”，可能会激发学生更多的兴趣与特长。

“当年，钱学森从美国回来，一手牵着孩子，一手就拿着吉他。”杨福家一直记得钱学森的一句话：“科学创新不是单靠逻辑推理，科学创新的萌芽在于形象思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除了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还需有文化艺术修养。杨福家是学理科的，但他从小学习画画和音乐。在他看来，科学创新首先来自形象思维，有了联想启发，产生灵感；有了灵感，再去推理，才有探究，“难道做科学就是搞公式推理吗？我的灵感都是靠艺术启发的。”

他建议，从中小学教育起，就应博采众长，除了学科教育，还要提供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如学生社团、社会实践、参与科研等。“人的头脑不是填满知识的容器，而是待被点燃的火种。”杨福家认为，教育一开始只有“博”，才能让学生发现所长，一旦发现且开发了，就成功了；这是一个人的发展机遇，任何教育都不能剥夺。

课堂应有“针锋相对”

杨福家给学生们看了一张哈佛大学校门的照片，“这样一所世界名校，正门校门很小，连汽车都开不进去。”

在他看来，大学教育，不在于门面，而在于胸怀。曾经有一名新生对哈佛大学校长说“你错了”，并列出他所研究的数据，校长欣然接受，“如果一个大学拥有这样的文化，那它就有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好的教育应该鼓励提问，鼓励讨论，鼓励质疑。避免争议，也就与科学和真理无缘了。”杨福家说，他在大学时上卢鹤绂教授的课，认为卢教授授课中一个方程有问题，却不敢当面和教授讲，所以问助教，是不是自己理解有问题。助教向卢教授反映后，教授特意请杨福家去家里，并告诉他：“我考虑欠妥当，你是对的。”杨福家认为，现在能接受学生质疑的老师其实并不多，更别提包容学生的争论。

杨福家说，提倡质疑和争论，不应该是从大学开始，而这一点正是美国教育的厉害之处。在美国的一所私立小学，能够得到全校表扬并通报的学生，是一个敢在课堂上质疑的孩子。一个8岁的孩子在课堂上举手对老师说：“你黑板上的字拼错了。”老师说：“我真的拼错了吗？让我查一下字典。”孩子马上说：“不必查字典，我保证你出错了。”其实，课堂就应该允许这种自然的“针锋相对”。

人才不分一等二等

“过去常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杨福家提出，现在教育的可悲之处，却是将学生分成了一本、二本、三本生。进了职业学校，就是低人一等，这是完全错误的。

他认为，判断一所学校是否一流的标准之一，就是对学生来说，“这个学校改变了我的一生”。杨福家的外甥女曾向父母提出，要去美国学烹饪，可把家长急出一身汗。后来，母亲陪着孩子去学校走了一趟，最终打消疑虑。

他说，美国有60%以上大学是有职业导向的，比如美国电影学院、烹饪学院、纽约服装学院等，都是比较优秀的学校。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氛围，完全倡导“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很多工程师和技师的工资，不亚于大学教授。“区分人才，只是分工不同，不存在一等二等之说。”在杨福家看来，不给学生划等级，真正鼓励行行出状元，需要教育和社会逐渐改善。

“博雅教育中的雅，其实就是做人第一、学业第二。”杨福家说，这一条，在186年前就写入了耶鲁大学报告； 以科技闻名的斯坦福大学也明确提出这个观点。学校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学生应该长成什么样的人？杨福家用6个“L”概括：学以增知(learn to know)； 学以致用(learn to do)；学会思考(learn to think)；学会做人(learn to be)；学会提问(learn to ask)；学会与人相处(learn to deal with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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