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报和对全国6省市展开的一项高考加分专项调查显示，逾九成家长赞成大幅压缩高考加分项目、降低加分分值，逾六成家长反对见义勇为加分——
高考加分政策民意调查
●91.47%的受访者支持大幅压缩高考加分项目、降低加分分值。
●31.56%的受访者认为，给见义勇为学生加10至20分，有利于培育学生的社会责任感；68.44%的受访者认为，该政策可能导致新的社会不公平。
●45.63%的受访者认为，有特长的孩子最容易获得高考加分；30.7%的受访者认为，来自公务员家庭和教师家庭的孩子最容易获得高考加分；59.06%的受访者认为，少数民族、华侨子女最容易获得高考加分；25.59%的受访者认为，富二代家庭的孩子更容易获得高考加分。
●31.56%的受访者认为，完全以分数录取最公平；19.83%的受访者认为，适当加分可引导基础教育改革；11.73%的受访者认为，高考投档以考分为唯一标准，是否加分应交给录取高校自主决定；21.54%的受访者认为，如果有任何加分项目，对大多数人就不公平；44.35%的受访者认为，高考加分容易成为权力寻租的通道，在高考面前应当人人平等。
这几天，全国各地正在陆续公布考生的高考成绩以及各批次高校的录取分数线。“你孩子的分数在全省（全市）排多少名”，成了高三学生家长们眼下谈论最多的话题。家长们心情纠结的背后，是每年高校招生1分压倒上万人的现实。
在这种激烈的竞争现实下，今年全国各地出台的包括道德加分在内的高考加分新政广受社会关注。
对于今年一些省份一边大幅缩减高考加分项目和加分分值，一边又新增加分项目，社会公众究竟怎么看，怎么想？今年高考期间，围绕这些问题，中国教育报和以随机取样和网络问卷调查的方式，在全国选取北京、山东、湖北、湖南、河南、四川6个省市的高中家长，展开问卷调查。
逾九成家长赞成大幅压缩高考加分项目、降低加分分值——
高考加分背后的民意“温差”
此次随机调查的北京、山东、湖北、湖南、河南、四川6个省市，共收回有效问卷1327份。从调查数据来看，对于目前全国各地大幅压缩高考加分项目、降低加分分值，1327位家长中，仅4.05%的受访者表示反对，91.47%的受访者表示支持。
事实上，此次的调查数据也印证了家长们做此选择的原因。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所长史耀疆教授认为，调查样本中有67.59%的家庭年收入为5万至10万元，属于中等偏下的收入水平，并且样本中有72.07%的受访者表示其亲属的孩子未享受过任何高考加分政策，这说明由于大部分普通家庭的孩子没有高考加分机会，出于对自己孩子公平的考虑，受访者更期待国家取消各种高考加分项目。“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些地区在制定高考加分政策时，与民意存在较大的‘温度差’。”
在随机调查中，记者发现，围绕高考加分，大多数受访的家长都能列举他们所掌握的通过高考加分进入知名大学的大量案例，甚至部分家长还能指名道姓地说出身边的哪所中学、哪位考生因何种理由曾享受过高考加分，并对一些加分项目表达不满。
湖南考生家长陈女士告诉记者，家长之所以对加分保持高度警惕，是因为加分给了一些人钻空子的机会。“如果这个学生在某方面确实有无人可及的特长，适当加分情有可原。问题的关键是，假如将这个考生放在众多学生中进行横向比较，是否其特长和发展潜质真的那么出类拔萃？”
不仅作为普通家长的陈女士对于高考加分有质疑。北京一位既是中学教师又是考生家长的丁先生表示，近几年随着高校招生改革进程的加快，一些高考加分项目实际上在高校自主招生中已经有所考虑，这样，两者在优惠政策的制度设计上其实存在一定的重叠。
记者在随机抽样调查中发现，被调查区域内的绝大多数农村考生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无缘高考加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更不知道在孩子的整个教育过程中怎样有意识地去发现和培养孩子的特长。这种状况在不少农村籍考生身上也能找到印证。今年19岁的张桓（化名），2012年高考，他以“裸分”前30名的成绩从河南考上北京理工大学。但是，进入录取环节后，他在全县的名次跌至70多名。“现在回过头看，其实我身边许多能享受高考加分政策的同学，他们的特长基本都是钱‘催’出来的。而这对于家在农村的我来说，那是不可能实现的。”张桓说。
张桓的苦恼，实际上折射出农村学生在高考竞争中无法遮蔽的劣势。“根据2009年我们对于中国全国学生的高考统计数据分析结果，一个来自贫困农村地区的孩子，上大学的可能性仅为城市地区孩子的1/15，走进四年制本科大学的概率仅是城市孩子的1/32，进入名牌重点大学的学生是城市孩子的1/53。”2008年中国“友谊奖”获得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罗斯高教授认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包括高考加分在内的中国高考制度设计，在追求学生综合素质与兼顾城乡不同学生群体竞争公平上，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逾60%的家长反对见义勇为加分——
考生道德表现能否成高招“备注项”
5年前，围绕高考加分制度的合理性，存废两派各执一词，争议不断。然而，自2010年以来，主张将高考加分项目纳入“瘦身”通道，清理加分项目，整顿加分流程，阻断“权力寻租”，成为包括教育部门在内的不少国家相关部门回应民意诉求的共同选择。
不久前，教育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调整部分高考加分项目和进一步加强管理工作的通知》，更让无数2014年高考考生、家长充满期待。然而，在国家层面大幅压缩高考加分项目及加分分值的同时，全国至少16个省份先后出台了涉及考生思想品德方面的高考加分照顾政策。于是，在高考中加10至20分的道德加分，一时间成为舆论焦点。
四川省作为2014年明确表示要为见义勇为考生加分的省份，截至6月20日已核准向5名高考考生在“裸分”基础上，加10至20分投档。
日前，中国教育报记者对100名四川考生家长的随机调查显示，65％的家长对为有过见义勇为行为的学生加分投档的做法，表示反对。
采访中，考生家长严先生认为，用高考加分考大学这种杠杆去丈量道德高低的做法不够理性，也可能带来德育功利化的后果，甚至可能会让学生为“利”而见义勇为，使政府试图大力倡导的“见义勇为”异化成了“见利勇为”。
支持德育加分者则认为，给见义勇为学生加分的初衷很好，能为社会传递正能量，但加分分值不宜过高，加分过程也应当公开、公正、透明、规范。
对于高考德育加分存在的两种不同观点，印证了本报从全国6省市回收的1327份有效问卷的调查结果。在1327份有效问卷中，31.56%的受访者认为，给见义勇为学生加10至20分，“有利于培育学生的社会责任感”；68.44%的家长受访者认为，这项政策有可能导致新的社会不公平，考查学生德育不能通过这种手段，况且中学生不是成人，国家不能通过高考加分来鼓励未成年以身犯险，有违相关法律精神。
这意味着早已适应了以考分为高考招生“硬杠杠”的中国家长，对于像思想品德、社会责任感等高考科目之外的学生“柔性素质”评价，仍然存在较大的怀疑。这种民意现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今后围绕高考加分政策所进行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提出了新的要求。
对于考生思想品德、见义勇为行为、社会责任感等非考试科目的评价，此次的调查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现象：虽然在是否赞成在高考中给有过见义勇为行为的考生加分问题上，有近三成的受访者表示赞成，但是，包括赞成给见义勇为学生加分的家长在内的超过90%的受访者却认为，德育加分不要太过狭隘，可以根据学生日常生活中的表现给予相应的考核。对于教育来说，比德育加分更为重要的是，学校教育要教会孩子掌握应对危险的基本技能，比如开设游泳课，让学生掌握科学的消防安全知识，让学生学习在危险面前如何有效处置，尽量避免生命财产受到损失，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能帮助到别人。
根据我国现行的高校招生考试惯例，能享受高考加分或降分录取政策的受惠对象，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学生、退伍军人、港澳台学生、烈士子女、体育艺术特长生、学科竞赛绩优生、思想品德表现突出者、受政府表彰的优秀青年等，在不同时期，加分或降分幅度有差异。
既然我国的高考招生有给道德加分的惯例，那么，广受社会争议的德育考查究竟如何进行科学评价？如何与考试制度对接呢？
“我相信，各地设计高考加分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弥补现行高考制度的不足，但是我们不能将高考加分简单地当作一种奖励性的社会治理措施。高考的本质功能只是要把不同类型考生的素质测量出来。”湖北某部属重点大学招办负责人认为，“比如，学校或招考部门完全可以在考生的电子档案上加注一个‘备注栏’，将考生曾有过的见义勇为举动及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等行为标注出来，供招生院校参考。”
“政策制定必须是客观的、可以把握的，应避免主观因素的过度影响。”该负责人说，“国家和各省、直辖市招生行政管理部门只需要制定好相应的制度‘红线’，并做好招录过程中的全程监管和后期审查工作，各招生高校就会为了各自办学声誉、办学理念，在制度‘红线’规定的范围内自主选择适合学校培养目标的考生。”
浙江省政府研究室社会发展处处长黄辉说，为见义勇为行为加分政策的出台有其历史背景，在宏观导向上要“扶弱”，在倡导见义勇为的同时，还要体现权力的约束性、制度选择的唯一性，不能把社会责任转移给高考。如果其他制度能解决的，就尽量不要通过高考这一“指挥棒”来调节。
56.29%的家长认为，来自公务员、教师和富二代家庭的孩子更容易享受高考加分政策——
高考加分加给了谁
这个高考季，对于2014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及家长而言，什么群体更容易享受高考加分政策，也是他们广泛讨论的焦点问题。
在此次中国教育报进行的调查中，被调查家长从事的职业及身份构成情况是：11.30%为公务员，53.30%为事业单位人员，15.14%的为企业人员，归侨和少数民族占比2.35%，其他占17.91%。其中，72.07%的受访者表示，近10年虽然身边有1至2个及以上亲属的孩子参加高考，但其中仅9.59%的受访者表示，有亲属子女享受过高考加分政策。
史耀疆教授认为：“这意味着中低收入家庭相对较难获得高考加分机会。或许原因在于家庭经济状况有差异，导致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在孩子教育投入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家庭条件在子女教育上的代际传递。同时，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教育对于社会分层的意义。”
在公众心目中到底是哪些人最容易获得高考加分机会？此次调查结果显示，45.63%的受访者认为是有特长的孩子；30.7%的人认为是来自公务员家庭和教师家庭的孩子；59.06%的受访者认为是少数民族、华侨子女；25.59%的人认为富二代家庭的孩子更容易享受高考加分政策。
对此，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雷万鹏教授认为，调查结果表明，现有加分政策的受益群体具有多样性，从加分政策的设计初衷看，基于对某些群体的教育补偿（比如少数民族子女）体现了社会公平的理念；突破标准化考试之局限，选拔有特长、有较高发展潜质的“偏才”也体现了效率原则。但如果加分政策随意化，可能为某些拥有更多社会资本、权力资本的群体提供“交易”的机会，最终有可能导致一项旨在彰显社会公平的“善政”，演变为扩大社会不公平的“恶政”。
雷万鹏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采访中，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大三学生小尹告诉记者，他身边就有一位同学曾因国家二级运动员而加5至10分，并且最终通过艺术方式被武汉某大学录取。
浙江省的“三模三电”项目（航海建筑模型、航空航天模型、车辆模型与无线电测向、无线电通信、电子制作）曾饱受争议，2010年，浙江全省有643位考生凭借“三模三电”比赛获得高考加10分的待遇，其中绍兴第一中学在该项目加分的学生最为集中，达到46人，一些官员子女因此加分。于是，公众对于比赛中的“猫腻”与项目的意义提出了广泛质疑。
针对“三模三电”等个别体育项目上暴露的问题，2011年起浙江省对高考加分大幅“瘦身”，取消了“三模三电”体育加分项目、“奥赛”省级获奖者及科技竞赛集体项目获奖者中除“第一作者”外的加分资格等。
经过民意推动的这场高考加分“瘦身运动”，浙江省再次“瘦身”体育加分项目，并彻底取消了“三模三电”项目比赛。“瘦身”的结果，在今年浙江省普通高校招生报名的30.86万人中，最终获得高考加分的考生有3996名，其中，体育项目加分的考生由2010年的1011人降至今年的179人。
逾80%的家长认为“裸考”最公平，19.83%的家长认为适当加分可引导基础教育改革——
裸分上大学与加分上大学的公平之争
对于高考加分项目的大规模“瘦身运动”，也有不少教育界及体育界人士提出质疑。浙江省体育局训练竞赛处有关负责人认为，高考加分政策对于提高学生身体素质有“指挥棒”的导向作用，可以倒逼学校在强化考分教育的同时，注重学生的体质健康。
考生家长韩女士认为，“体育高考加分等部分政策最初的设计初衷是好的，但问题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规范操作。如果一项加分政策能把有一技之长的孩子选拔出来，我觉得这个政策就是合理的。”
通过梳理国内高考加分政策，记者发现，目前的高考加分政策大致有照顾性加分和鼓励性或奖励性加分两大类。前者主要是根据考生的自然属性，依据国家相关照顾政策对少数民族、烈士子女等群体加分，这种加分主要是对竞争起点不公平的一种矫正，属国际惯例；后者主要是面向那些在某些领域拥有特长、通过考生自身努力取得成绩后而获得的加分，是对广受社会诟病的高考“一考定终身”、完全按分数录取的一元制标准的补充。
但是,一些地方不规范的操作过程屡招争议。以体育特长生加分为例，各地在操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北方一些城市在国家二级运动员认定上，曾出现过一个班级有好几十名二级运动员的极端案例，使公众对高考加分政策的公平性产生了一定的怀疑，甚至民间还出现了不少呼吁高考重回“裸分录取时代”的声音。
这种呼声在此次的问卷调查中也有所体现。在1327份问卷中，31.56%的受访者认为，“完全以分数录取最公平”；19.83%的人认为，“适当有加分项目可引导基础教育改革”；11.73%的人认为，“高考投档以考分为唯一标准，是否加分交给录取高校自主决定”；21.54%的人认为，“高考就是高考，录取就是录取，如果有任何加分项目，对大多数人来说就是不公平”；44.35%的人认为，“高考加分很容易成为权力寻租的通道，应当不论民族、不论信仰、不论家庭出身、不论老弱病残，只要具有中国国籍的公民，在高考面前应当人人平等。高校可以根据自身学科专业发展需要，在考分基础上自主录取具有不同素质的考生”。
“不论是全国性的高考加分政策，还是省域内单独制定的加分政策，都只是体现了政府主导的色彩，作为一项与绝大多数家庭利益相关的重大教育民生政策，应当广泛吸纳民意，充分尊重高校的招生自主权。这意味着当前的高考加分政策在公共理性方面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雷万鹏教授认为，此项调研的民意数据表明，无论是考试还是录取，应当赋予高校更多自主权，如果制度设计合理，对高校招生实施严格监管和“阳光招生”，作为人才的培养单位，高校有更强的专业能力评估每个学生的发展潜质。
采访中，也有不少中学校长表示，不管今后高考加分政策是否会向“裸考”或“裸分录取”的方向调整，都不可能将高考招生录取重新恢复到单一的“以分数挑人才”模式，否则改革就是一种时代倒退。“实际上，即便实行裸分录取，也不等于取消了高考加分，可以将加分环节后移到高校招生环节，由各高校自主确定”。
也有从事教育研究的学者建议，不论高校，还是中小学，都应当建立多元的人才评价标准。比如，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基础教育突出强调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每年，学生的成绩单上除了有各学科的分数，还有每个学生参加集体和社会实践、公益劳动等“课外”活动的能力表现分，这些都将成为这个学生未来升学的主要依据。
在美国，一些名牌高校每年的招生实行的大多是多元录取标准。比如，在国际上具有广泛知名度的SAT等招生考试，考试成绩只是评价学生能力状况的一项指标，其所占权重在整个评价体系中仅占25％左右，比如品德修养、心理素质、应变能力、社会实践能力等都是评价指标。一个学生如果在某方面表现特别突出，即便学业成绩表现一般，也能进入知名大学深造。
“如果中国正在实验的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完善了，将来可能和美国一样，能大大降低考试成绩在评价体系中的权重，到那时，就不会存在加分上大学与裸分上大学的公平之争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罗斯高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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